孙中山统一广东的顿挫
孙中山出任大元帅之后,着手各项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的部署,首先是指定在粤各军的驻防地,其中粤军梁鸿楷部驻江门、四邑,滇军杨希闵部驻广州及粤汉、广三铁路沿线,桂军刘震寰部驻广州及东莞、虎门等处,桂军沈鸿英部驻肇庆至梧州西江沿岸,滇军朱培德部驻广州河南,拱卫大元帅府(大元帅府设河南士敏土厂),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自福建回粤后,4月下旬到汕头。经过如许安排,广东军事秩序初定,但是,孙中山面前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应对沈鸿英和陈炯明的军事挑战,统一广东,作为革命再出发的根据地。
沈鸿英部在进入广州又退出广州后,与孙中山的感情更恶,更有凭其武力取孙而代之心,而直系曹、吴亦以沈鸿英为棋子,挑动沈挑战孙的权威,意图乘孙中山立足未稳之际,以北军为后盾,支持沈鸿英驱孙占粤,至少可以使广东发生内战,形势不稳,削弱孙中山的地位和对外影响力。故此曹锟和吴佩孚坚持要北京张绍曾内阁发布沈鸿英督粤令,3月19日,吴佩孚致电张绍曾,直言不讳地说:“中枢现在诚意谋和之际,孙文忽又回粤,背道而驰,统一之局重行破坏,迩者孙更庞然自大,野心暴露。中山一日不去,则统一一日无望。迭请电发孙、沈两令,实为大局起见。查沈鸿英在粤驻军有年,情形熟悉,近更实力充足,内则结联陈炯明旧部,外则与林督俊廷共同联防,如督理命令朝下,中山即夕必去粤。”20日,张绍曾内阁复职,作为其复职的条件,张阁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帮办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任粤军总指挥,陈炯光为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钟景棠为第二师师长,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从而“可认为实力派向孙派宣战之通告”[1]。
沈鸿英出身绿林,辛亥革命后投陆荣廷,成为旧桂系成员,1921年又脱离陆荣廷,依附于直系,1923年借孙中山与陈炯明争夺广东之机入粤。孙中山回粤后,为稳定广东局势,任沈为桂军总司令,以示笼络,同时令沈军移出广州,以为防范。北京政府对沈鸿英的督粤令发表后,沈观察形势,通电拒绝,而又阴与吴佩孚勾连,得其军火财政支持。“三月中旬,吴氏由赣密输步枪千杆,弹药五十万”;“四月上旬,吴佩孚遣间至港,阴为怂恿,鸿英约晤于新街,间者促鸿英就职,鸿英从之,(四月十日)召沈荣光、李易标、李根沄、古日光诸将秘密会议,适得岑春喧【煊】电及汇款,众益为动,欲决一战”[2]。除此之外,曹锟还令财政部拨给沈鸿英10万元。4月10日,沈鸿英召集部下秘密会议,部署作战事宜。15日,沈鸿英在新街(今花都新华镇)就北京政府委任之广东军务督理,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返沪,明示与孙决裂,并致电驻穗滇桂军将领称:“中山返粤,日言统一,而开府称尊,日言和平,而扩张军备,群小构衅,伐异党同,中山今日,人心已去,大势无可挽回,我滇桂军处此漩涡,惟望同德同心,共维粤事,促进统一,勿为一方所利用。”[3]
自4月16日起,沈鸿英部向广州发起全面进攻。担任阻击沈军攻击的主要是驻广州的滇军,驻广州之外的粤军和桂军刘震寰部奉令向广州驰援,参加战斗。双方动员的兵力大体相当,都不到2万人,但沈军一线部队的实力不甚强,经过三天的战斗,至19日沈军的攻势被遏制,沈军被逐出广州市区。因为粤、桂间的旧有恩怨及沈鸿英的出尔反尔,此次对沈军作战,得到广东各界的大力支持,沈军被逐出广州后,“原定于新街附近选择阵地,构成第二作战线,以乱军劫掠村市,商团围攻之,故新街遂亦不守”[4]。广东各界“念前敌将士之劳苦,协筹捐款,购物犒师”[5]。其后,广东各军继续追击沈军,吴佩孚令江西直军出兵援沈,并鼓动陈炯明部在粤东再起,合力反对孙中山。5月9日,广东各军攻下韶关,声势大震,北江战事暂告结束。援沈的直军方本仁部曹铁林团,“未战先溃,牵动全线,仓皇奔退,械弹尽弃”,被吴佩孚下令“严加惩处”,交沈鸿英“便宜行事”[6]。18日,广东各军又克肇庆,西江战事亦告段落。但是,沈鸿英不甘失败,他致电曹锟、吴佩孚,声称“感蒙曹、吴两帅知遇,付托之重,无论如何艰苦,此志始终不渝”。表示俟方本仁部再向粤赣边行动时,“即行反攻,务期积极进攻,以报知遇”[7]。6月初,沈军乘陈炯明在东江起事之机,在北江和西江重新开始攻势,6月4日占韶关。广东各军对沈军展开反攻,7月3日收复韶关。18日,李济深率粤军第一师等部,在桂军黄绍竑部配合下,赶走沈军,占领广西西江重镇梧州。随后孙中山任命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黄绍竑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所部归李济深节制调遣。至此,讨沈战事以胜利而告终,广东北路和西路的形势基本安定,不仅有利于广州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孙中山集中兵力,与东路的陈炯明部继续较量。
孙中山在军事上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来自陈炯明。1923年初陈炯明下野后,他与孙中山的矛盾并未解决,其部数万人也未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是以退为进,以惠州为基地,集结在粤东,对广州的安危和孙中山的地位都构成很大的威胁。而且陈炯明出身广东又长期在广东活动,在广东军政界有一定基础,如何从根本上压缩陈炯明的活动空间,对孙中山而言并非易事。
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的军事攻守行动集中在惠州及东江流域。陈炯明部编有七个军,其中林虎任第一军军长,指挥所部及刘志陆的第四军和李易标的第七军(李原为桂军,沈鸿英败后投陈炯明),分驻兴宁、五华、龙川;叶举任总指挥,指挥熊略的第五军和杨坤如的第六军,分驻平山(今惠东)、河源、惠州;洪兆麟任第二军军长,指挥所部及尹骥的第三军,分驻汕头、潮安。1923年4月底,陈炯明部将杨坤如将孙中山派往惠州收编陈旧部的招抚使姚雨平迫走。前东路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受北廷嗾使,挟陈逆重金,潜伏香港,遣党羽散布谣言,运动军队,希图扰乱治安,破坏大局”。陈炯明、叶举、洪兆麟、黄大伟等在香港几度会议,认为出动之机已至。5月11日,杨坤如在惠州“擅自称兵,进窥石龙”[8]。15日,陈军林虎部占梅县,洪兆麟等部攻潮汕,孙军许崇智部向揭阳退却。陈军由此开始了与广州大元帅府军队的反复拉锯战。
为了应对陈炯明旧部可能的进攻,孙中山着手加强东江前线的兵力。5月11日,他致电在汕头的许崇智,告其“叶举、洪湘臣(洪兆麟)等逆已于十日到惠州, 成立粤军总指挥部, 现已大举来犯石龙、增城, 望为注意”[9]。16日,孙中山亲赴东江巡视,并调西江和北江的军队前往东江增援,任程潜为东江讨贼军总指挥。5月下旬,孙军范石生部滇军、刘震寰部桂军、李福林部粤军分三路向惠州发起反攻,与陈军在惠州周边各处激战。5月30日, 孙中山亲赴石龙督战。6月4日,孙军克博罗,其后许崇智率部亦到博罗,“所部先后开到者亦数千”[10]。
6月上旬,孙军发动对惠州的攻击。惠州是广州之东百余公里处的要点,位于东江中下游,虽地处平原,但四面为水网地带,易守难攻。陈军据惠州可以窥广州,孙军据惠州可以进潮汕,故为双方必争之地。守惠州的杨坤如是惠州近邻博罗人,出身土匪,后被陈炯明收编,其部编为四个旅共约五千余人,利用惠州的水网地理环境,筑垒固守,给进攻的孙军造成很大伤亡,就连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也在进攻中受伤,攻势受挫。此时,因沈鸿英在西江和北江的攻势,部分在惠州的孙军被调离,双方形成僵持。
7月间,孙军与陈军在东江的战事又起。孙军集中万余人,猛攻惠州,但陈军坚守不退,双方均死伤惨重。19日,孙中山再赴惠州督战,在组织围攻惠州之外,还调动部队进攻潮汕、兴宁、梅县,以收配合之效。但时值雨季,不利作战,孙军再次无功而返。8月下旬,陈军集中兵力,发动反攻,孙中山自23日起在石龙设大本营,督师作战,为期八十天,是他一生中在前线指挥作战经历最长的一次[11]。孙军先是成功地守住博罗,其后在10月3日攻占河源,而在惠州方面,孙中山组织鱼雷局长谢铁良、航空局长杨仙逸等,“特制多量炸弹及鱼雷,运赴前地助攻惠城”。9月20日,孙中山“亲赴飞鹅岭,筹策攻惠城。午十一时到,着桂军各师来迓。至炮兵阵地,为惠城之敌窥见。未几敌炮继续向帅座射击,有距不寻丈者,从者多为帅座危,谕曰:但毋恐。盖敌炮表尺已用尽,纵密发,不相及,其后敌弹密发,果于我无丝毫损也”。但孙中山舟次梅湖时,“杨仙逸、谢铁良取炸弹一枚,详为检视,示吴苏诸人以制造法,偶不慎弹隳及舱,声轰然如奔雷,杨谢诸将随行员兵均被难,电轮民船碎如齑粉”[12]。孙军攻城计划受挫,惠州仍是久攻不下。
孙军对惠州的攻击屡屡受挫,难免影响士气;陈军又得直系器械资财的支持,信心膨胀。10月间,陈军分路反攻,“敌我兵力遂达六万人以上”。因为滇军纪律欠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敌踪潜近,反攻前之夕犹未知”[13],陈军于23日占平山、河源,28日占平湖,进迫大本营所在地石龙。惠州陈军杨坤如部亦出城反攻,围城孙军纷纷后撤。11月8日,陈军占博罗,12日占石龙,孙军全线后退,孙中山及大本营亦被迫撤回广州,孙军遭受重大挫折,惟滇军范石生部“率队来赴,卒破洪逆于石龙,几溺毙之,使敌挫折,不能穷迫我军”[14]。
孙中山退回广州后,收容溃军,整顿军纪,稳定战线。11月14日,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滇粤桂联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广州保卫战,并急调谭延闿部湘军、樊钟秀部豫军自粤北韶关增援广州。陈军则由林虎、洪兆麟指挥,调动各部共约2万人,大举进攻广州。18日,陈军进至广州东郊石牌炮台附近,市区已闻枪炮声,幸得樊钟秀部豫军赶到参战,激战至晚,陈军未能突破广州市区防线。19日,双方仍在激战,孙军各部奋力抗击,渐渐夺回主动,加以谭延闿部湘军赶到参战,终迫陈军后退,广州转危为安。其后孙军继续追击,26日收复石龙,陈军再次退守惠州。就在广州激战之时,曹锟要求吴佩孚“转饬沈(鸿英)、方(本仁)各部火速前进,以赴戎机,而奠粤局”。同时,直系还派人拉拢滇军金汉鼎、杨池生部[15],只是由于陈军在广州的败退,直系的计划未能实现。
孙中山督率所部与陈炯明部的战争进行了半年,其间有进有退,不断反复,终未能实现击败陈军、统一广东的愿望,于此亦暴露出孙军的重大不足与缺失。在讨陈战争中,孙军缺乏统一指挥,各军各有自己的系统,经常是各自为战,不能形成有威慑性的合力,与联合一体的陈军恰成鲜明对照。虽然孙中山多次亲往前线督导指挥作战,但孙中山是卓越的政治家,毕竟不是卓越的军事家,他缺乏现代军事指挥的战略战术实践,他在前线的作用更多在于鼓舞士气,而非实际指挥。更重要的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可以直接统领与信赖的基干部队,也没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大批量的军事干部,其对外作战总是依靠其他派系的部队,依靠这些部队的领导者与军事干部,而这些领导者与军事干部又不似孙中山那样有长期的革命历史和坚定的政治信念与理想,他们与他们的对手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实无本质区别,他们统领的部队士兵也多是当兵为了吃粮,不知为何打仗。以这样的部队,这样的干部,孙中山实在是难以依靠为他开创新篇的基本力量。因此,孙中山的军事实践,更使他痛感需要建立一支从属于理想和信念、能够真正听其命为其用的军队,并且为这支军队培养大批的干部,这也是随后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力求建立党军的直接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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