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端
江浙战争的爆发牵动各方利益,引起反直各派的强烈反应,国内政治局势陡然紧张,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实践前言,着手策划将反直军事行动付诸实施。因为孙中山受制于广东商团事件等内部矛盾,粤方未能出兵给予反直派以实际的支持,反直的主要力量还是张作霖统领的奉系,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此爆发。
直、奉两系为争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早就积不相能,经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实力较量,奉系失败,被迫退守关外,割据自保。奉系之败,“盖奉军在对直作战以前,尚未脱前清绿营气习,官佐起自马弁,兵士目不识丁,吴佩孚以秀才资格,稍知军学,军中人才,确非旧奉军所能敌”[1]。经此失败,张作霖不能不反思过往之失,“知兵在精而不在多,乃立改其计,务求精炼,一洗散漫无律之弊”[2]。他听从身边新派人物的意见,着手整顿军队,编练新军。
奉系内部早有新旧派系之争。旧派多出身行伍绿林,与张作霖共打天下,性相投习相近,传统守旧,如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等;新派则多出身国内外军校,年轻气盛,锐意进取,懂得现代军事,他们拥“少帅”张学良为领袖,核心人物为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包括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臧式毅等。因为旧派人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失败,新派人物迅速崛起,成为奉系军队的中坚,也是张作霖整顿军队倚重的主要力量。张作霖在东北整军经武,“事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且逐步伸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3]。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精干尤过乃父。盖以一身兼数职,凡事必躬亲,夙夜勤劳,刻无暇晷亟欲领袖青年派之军人成一劲旅,以作三省之模范”。张学良认为:“老将之无学识,不如新将官之多韬略,师编制不如旅编制之运用灵活,旧军制不如新军制之组织完善。老军队之积习深,难于指挥,新军人之性刚猛,而易于策用。张氏(张作霖)深以为然,遂决定依此计划渐次实行。”[4]张学良在张作霖整理军队、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2年7月,张作霖组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统一奉军指挥权,同时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陆军整理处“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的整编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主办。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张作霖又将原来的东北讲武堂加以扩建,他自兼堂长,张学良为监督,“是军官的教育和训练机构”。其主要措施是:“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副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军需、军械和军法等都做到了独立,补充也是统一的,并且按季校阅评分,升迁有严格的规定,经常以部队与部队间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作为主要训练课程”。经此整顿,奉军部队的各级军官老旧者被逐步淘汰,新进者多具有现代军事知识,军制统一,训练严格,在当时北洋军系中,达到了较高水准[5]。而且,张作霖比较注重新式军械的运用,“全军各师旅,均添招技术队,设立军事教导团,教授技术和掷弹、炸弹之使用,毒瓦斯之放射,火焰喷射器之用法,以备作战”[6]。
对于当时还属于新生事物的空军,奉系比较重视。1923年,张学良出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兼航空学校校长,主持奉系空军的编练。奉系空军成军后,拥有百余架飞机,装备较新,人员训练有素,实力明显超过老旧的直系空军。“奉方之飞机,外人常称其性能优良。张作霖致曹信中,有‘以飞机候起居’之语,其以此自豪,可以想见”[7]。奉系还由航警处处长沈鸿烈主持,组建了海军,并通过哈尔滨和葫芦岛航海学校,培训海军人员。
奉系的军工生产也超过直系。“奉系首领张作霖之重视军火远在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之上,而其获取军火的手段亦首屈一指”;他“几乎倾其全力来获取金钱和军火以扩充其军队,而用军队为夺取地盘和权力的工具”[8]。为了在军火供应上有充足的准备,少求于人,“张氏既购得大批军械,诚恐不足以杀进直系,且鉴于直奉战争之结果,决计自行供给军械子弹等项,将奉天兵工厂实行扩充”[9]。1920年,奉天军械厂被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陶治平、韩麟春先后任总办。全厂历经扩建,设施齐全,包括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兵器厂、火药厂、铸造厂等分厂,并得到日本的技术支持,可以生产各种口径的炮、枪、弹,年产炮150门,炮弹20万发,机枪1000挺,步枪6万支,枪弹1亿多粒,年经费超过百万元,“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善,不只全国第一,即日本人也为之侧目”[10]。奉军还尽量从外国采买军火,进口军工器材,雇佣外国军工人才[11]。东北相对发达的铁路交通网络,为奉军的军事调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奉系的财政经过整顿亦较为充实。1923年东三省的军事支出3600余万元,而当年奉天的财政还有820万元的盈余[12]。
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到第二次直奉战前,奉军共有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余人,还配备有一定数量的辎重兵[13]。“经过这样的整军经武,仅仅两年功夫,就改变了全军的面貌,由过去绿林式的乌合之众一跃而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确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14]。
第一次直奉战后,与奉系结下怨仇的直系也不敢大意,在军事方面对奉系保持警惕,扩充军力,而且因为直系把持了北京中央政权,在获取整军经武的合法资源方面,有奉系所不具备的各种有利条件。例如,直系可以利用北京中央政府的对外国家代表地位,向各国交涉购买军火事宜,其中数量最大的一笔,是在1922年8月订购的价值564万元的意大利军火,包括步枪4万支,子弹30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48门,炮弹2.4万发[15]。只是因为直系财政困难,筹款不及,这笔军火迟迟未能交付,奉系为此还活动将其转售奉方,对直系釜底抽薪。吴佩孚电曹锟称:“查此事为直奉势力消长之唯一关头,倘为我方弃之而为奉得,资盗粮而长敌气,奉张死灰复燃,实有无穷隐患。”[16]最后费尽周折,直系才勉强筹得款项,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得这批军火。再如,直系控制着关内汉阳、巩县、德县三大兵工厂,具有相当的枪弹生产能力。在第二次直奉战前,曹锟通过总统府军事处,特别命令三厂提高生产能力,以应战时之需,并规定如能照数完成,技师工匠等可领奖,员司等“无实官者准予从优保官,有实官者准予从优进级”[17]。
直系的海军实力明显强于奉系,直系控制的长江和渤海舰队拥有巡洋舰、驱逐舰、炮舰、运输舰多艘,吴佩孚亦拟重点运用,自海上攻击并登陆包抄奉军后方,只是因为战局的变化,使吴佩孚此计不克实行。而对于陆地作战有重要帮助的空军力量,直系空军显然弱于奉系空军。直系空军共有四队,分驻北戴河、滦县、朝阳、南苑,所用飞机老旧,数量不足,战力有限。1922年秋,吴佩孚在洛阳成立航空队,并将其规模扩大到三十余架飞机,但无论是数量和质量还是人员素质和训练水平,直系空军都不及奉系空军[18]。
第二次直奉战前,直军总数有二十五万余人,编为十三个师、二十七个混成旅、两个骑兵旅及其他单位[19],与奉军兵力大体相当。但是,因为直系是第一次直奉之战的胜利方,直系的陆军在北洋军系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不太看得起出身旁门的奉系,因此,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后的整军经武方面,显然不及奉系有直接的动力,效果也就打了折扣。尤其是直系内部因为种种原因,又分化出各个不同的派系,有些派系有实力,但因资源分配的“不公”而对曹锟吴佩孚不满,有些派系贪污腐化,并无多少战斗力,但因其传承关系,又把持着不少资源,派系之间矛盾重重,上下失调,将帅失和,指挥难以统一,财政非常困难,难能支撑直系的军事,从而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实力。如时人所论,第一次直奉战后,“奉军经此大创,回去日夜筹划,练兵筹饷,预备复仇,而直军战胜而骄,以为从此无事矣。不但不知防范,而吴亦不然其事。大将战胜而骄,为兵法所忌,况不闻不问耶”[20]。“这时直系的军队,实际上有战斗力而又完全听吴指挥的不过是少数的几师,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那种同仇敌忾、上下一心的气势,迴然不同了”[21]。然直系内部舆论尤其是吴佩孚等直系高级将领,仍然满足于前次战胜奉系的经验,以老眼光看奉系,认为“西南六省袒直,绝不助奉”,“皖系袒奉,无能为力”;“奉方旧日师旅长尽绿林出身,有勇无谋,不待论矣。……新招目兵未经战事,就令训练有素,尚不适用,何况仓促成就者耶!“至于饷械,奉不逮直。直论饷有财、交部,有京汉路,有直豫鄂,并有他省接济。论械,有汉阳、德州、巩县三兵工厂。奉则何如乎?饷源仅恃东省,械须购自日本”。所以,直军上下盲目自信,认为“就种种方面推测之,奉军再战,必败无疑。”“无论何时再战,奉方万无幸胜之理。”[22]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奉直关系陡然紧张。支持卢永祥抵挡齐燮元攻击的动力之一,便来自于奉系可能的武力支援,而奉系也确实着手实践前言,开始军事动员,因为“奉方不速入关,诚恐直方再有增援,浙其危殆”[23]。9月4日,张作霖发表通电,痛责“曹、吴罪恶山积,悉数难终,……卖国丧权,穷兵黩武,语其罪状,早为天下所不容”;声称“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仗义誓众,义无可辞,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绝之生机。”[24]7日,张作霖邀见英、美、日、德等国驻奉总领事,声明:“近者北京政府欲贯彻其武力统一之迷梦,突命苏、赣、皖、闽四省联合攻浙,……观其行动,恐不能忘情于奉,奉为自卫起见,不得不作相当之抵抗。”“直方现举重兵,分路侵奉,奉为自卫计,决计举三省精锐,尽力防卫。事出万不得已,希予谅解,幸勿误会。”[25]虽然奉系内部的旧派军人主张谨慎行事[26],但新派军人的主战意见终占上风,张作霖决策出兵攻直[27]。
根据奉系的军事作战方案,奉军被编为六个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第五军,军长吴俊陞;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其中第一军和第三军约共6万人合编为联军,担任山海关方向的主力作战任务;第二军3万人担任热河作战任务;第六军近万人以骑兵为主,担任赤峰方向西北侧翼的策应任务;第四军万余人担任总预备队;第五军万余人,担任东北后方防务。空军三个大队,配属一、三联军和第二军作战,海军则以海岸防御为主。奉军总兵力约为25万人,参战兵力约12万人[28]。
9月15日,张作霖宣布就任“镇威军”总司令,对外公布军事将领的任命,并致电曹锟,口气强硬地声称:“四省图浙之举,弟曾切进忠言,兄复函力主和平,方深感佩,乃墨沈犹湿,而战令已颁,同时又向敝处分路进兵,榆关扣车,交通顿阻,甘为戎首,是何用心?”[29]17日,张作霖前往锦州坐镇,主持军事行动,行前发表谈话称:“予此次出兵,非在报复往昔战败之耻,实为国人请命,要求曹锟退位,以谋南北统一,至于继任之人选,则以南北公意所推,应请段合肥出任巨艰。惟吴佩孚如尚拥其兵力而不释,则绝对不能赞许,故吾不能不以武力解决之。”“直既攻浙,已不啻间接攻奉,奉为遵守盟约起见,决不能袖手旁观也。”“吾必与吴佩孚一较手段,成败在所不计”[30]。
奉系态度明朗,奉军陆续南进,曹锟得到有关报告后,急令吴佩孚入京,准备军事因应。在未入京前,吴佩孚已经有所部署,重点在将分散的直军各部收缩集中,并在山海关前线抢占有利位置。他令直军南下援苏的第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立即回撤京畿,令第十五师等部立即进驻山海关一线,令第二十三师等部赶速向山海关、秦皇岛一线集结,中断关内外京奉铁路交通,成功地阻止奉军获得出发的先机之利。9月17日,吴佩孚乘专车自洛阳到北京,随即进见曹锟,讨论局势,“决先兵力对奉,南京暂取守势”[31]。曹锟即命吴佩孚主持对奉军事。18日,曹锟发表讨伐令,声讨张作霖“野心未戢,复乘东南多事之秋,为扰乱中原之计。证以近日所传通电各方,益见破坏大局,蓄谋已久,实难再事容忍,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除派总副司令并分派各司令外,即责成各该将领督率所部,相机剿办,剋日肃清”[32]。
根据直系和吴佩孚的军事部署,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任副总司令,其编制为: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副司令王维城、董政国,下辖三个师三个混成旅,兵力约四万人,担任山海关正面作战任务;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副司令米振标,前敌总指挥刘富有,下辖一个师一个旅及毅军等部,兵力约二万余人,担任热河东朝阳方向作战任务;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下辖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兵力约2.5万人,担任热河北开鲁方向作战任务;第四军,总司令曹锳,下辖一个师一个混成旅,兵力约万人,担任后方守备任务;援军总司令张福来,下辖十路部队,计六个师八个混成旅,兵力约七万人,主要部署在豫、鲁两省,随时准备增援前线。直军总兵力约25万人,参战兵力约十余万人,略少于奉军[33]。
直系主帅吴佩孚对于战胜奉军充满自信,“明白表示与张作霖决一胜负之决心,且更切实表示其确信必能战胜张作霖”。“极觉与所有主要反直派为最后的战争之时期亦至。……谈及张氏时,其语调顿变激烈,彼意盖以为除非东三省完全投降,彼绝无与张和解之余地,彼拟亲自指挥讨张军事,尽其全力,以观其最可恨之敌人被逐”[34]。19日,吴佩孚在北京约见中外记者,声称“张作霖乃藉故兴兵,截断京奉路,率兵攻击朝阳,事已至此,中央忍无可忍,所以命令予实行讨伐。然中央雅不欲穷兵黩武,贻关外人民以痛苦。最小限度,使张作霖解除兵柄,伊子学良出洋留学,三省服从中央命令,徐图办理善后”。时有路透社记者提问说,现在关外天气甚冷,出兵是否已晚?需多长时间可攻克奉天?吴佩孚颇为自信地宣称,“军士御寒衣具完全准备,天气无关”,并夸口两个月即可攻克奉天[35]。不过,以后战事发展的进程却表明吴佩孚说的是大话。即就吴曾信誓旦旦宣称已“完全准备”的御寒衣具而言,实际情况则是直军士兵在口外的严寒中,多着单衣作战,各部怨声载道,战斗力大受影响,其间暴露出直系在此次直奉战争中的重大软肋——财政困难以及由此而致的后勤供应跟不上。
北京政府的财政一向困难,而又以直系当政期间为甚,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借债应付。但是,因为偿还能力的问题,外债和内债都不易借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日渐下降,原本还能救急的地方解款和银行垫借,也渐至于无[36]。1924年,北京政府借外债1620万元(其中还本付息1330万元),借内债530万元,银行短期借款18.5万元,再加上数目不明的银行短期垫款,估计可支配款项的余额不会超过2000万元[37]。而据总统府军事处的预算,对奉作战的军费至少需要2250万元,其中仅部队开拔费即需400万元[38],其间的缺口可想而知。对直系而言,真可谓是山穷水尽,罗掘俱穷。曹锟在位多年,善于搜刮,据说其家族家产不下8000万,但曹氏个性悭吝,不愿散财,吴佩孚为此甚感头疼不已。为了让曹锟及其家族能够体恤前方官兵的急迫需求,吴佩孚特意提出由曹锟四弟曹锐担任兵站军需总监,“希望其先行垫款,以便赶制寒衣运往前线。以此曹氏得讯后,不敢遽决,连日踌躇,始行就职。但吴氏以曹军需总监者,以曹四长直时卖官鬻爵得贿甚厚,故特加以尊号使其垫办军饷”[39]。然就战争开打后直军后勤供应的实情而言,吴氏此招的效果似乎十分有限,直军的后勤供应始终跟不上前方战局的发展。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吴佩孚在军事部署大体完成后,留在京城,“迟迟未发,虽以后方尚待布置,实亦因军饷尚未筹足,催促至急”。他令素有“财神爷”之称的财政总长王克敏“每日须筹50万,解交总司令部,王氏至此更觉进退两难”[40]。“谓非无办法,但缓不济急,苟能再缓二个月打仗,则两千万可以筹到,但暴露于前线,集中于后方之军,非食不能动作,故决定先办短款,筹多少发多少”[41]。不过,他提出的若干筹款方案,均为缓不济急,无法解直系急等用钱的急迫之用。白坚武抱怨说:“大军陆续出发,而财部近尚塞绝一切财源,置他人于火炉之上,而促成二三私人富家翁之金佛郎案。军政不能合作,为害于军事前途,亦见内阁不得人。相不称职,将不能图功。”[42]其后,经过与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再三交涉,北京政府方得以德国庚子赔款退还支付后的剩余款项为担保,于10月7日发行库券420万元[43]。虽然总税务司指定此款“只作京畿治安暨政费”,“明定不作战费”[44],但仍被直系挪用。不过即便如此,此款拨放尚待时日,而山海关前线战事吃紧,九门口要塞失守,吴佩孚不能久留京城,而欲赴前线督战,为此,在吴的许可下,其幕僚谢宗陶于9日约见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和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强逼两行将未发行的新钞各200万元加印“军”字交付直军使用,但被拒绝。谢宗陶在降低勒逼数字仍被拒后厉声言:“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则留,愿三思之。”[45]直系就是用这样几近于扣人的逼迫手段,从中、交两行搞到了各60万元现金,至此,吴佩孚方能在当晚坐车离京赴山海关督战。故时人有论云:“吴佩孚挟雷霆千钧之力,出而与奉张一战,决心已久,但自来都之后,前方军事,尚无进步,后方征调,煞费筹划,荏苒兼旬,尚不能出国门而临前敌,以现状测之,即可知此次作战,纵旷日持久,恐亦未必有结果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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