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在政治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重文轻武、标榜文治的国家,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丰富了这一传统的内涵与底蕴。清季内忧外患频仍,国人亟欲寻找应付方略,尚武倾向开始出现。甲午战争以后,国民性改造主张在中国兴起。在稍后的改良运动中,“鼓民力”开始与“开民智”、“新民德”一样受到重视,从而开启了20世纪初国人鼓吹“力本论”的先河。为找回国人丧失殆尽的尚武精神,梁启超专门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希望中国的武士“魂兮归来”[1]。此后二十余年里,中国人从观念到行为方式都发生了近乎根本性的变化,尚武之风盛行,军人地位飙升。1914年11月12日,原先只是为民间崇奉的关羽、岳飞正式被北京政府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同列。与此相对应的,是文人实际地位的下降。20年代初,鉴于文武关系变化的现实,于右任尝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2]
然而,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政治语境出现了新的变化,文武关系在清末民初走了一段脱离传统的“新路”之后,明显表现出回归传统的迹象。
首先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人普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情绪。通常,战争的破坏程度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成正比。第二次直奉战争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手段而且规模宏大,给社会造成的灾难空前严重。《国闻周报》当时的一篇社评揭露说:“此次东南东北之战事,杀人盈野,耗财千万,历时及两月,牵动遍全国。人民穷于供应,输卒毙于转徙,加以战地人民生命财产之丧害,与商业交通机关之损失,综其总数,殆不下数亿万元,元气丧,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复。”[3]
其次是直系在战争中的失败使人们对“武力统一”政策能否产生预期效果产生了怀疑,有了新的觉悟。当时有人这样分析:“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今且以一念之私,蹂躏东南,破坏东北,连天烽火,举国骚然。武力统一之妄想,为祸之烈,至于如此。袁世凯地下有知,当亦自悔作俑之罪也。”[4]
在这种语境下,文治主义思潮再度兴起。本来,北洋集团中就有主张“文治”的一派。“语其渊源,则肇始于北洋幕府”。袁世凯当政时,标榜“军人不得干政”,遂使幕中有政治才干者得以登进[5]。王士珍、徐世昌就被视为北洋集团中“文治派”的代表[6]。不过因为军阀实力过于强大,王、徐辈即便是在被推上总统和总理位置的情况下,也未能真正主政。现在,武力统一政策遭受重大失败的现实终于使国人认识到国家实施“文治”的重要性,偃武修文的呼声由是再度高涨。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武关系的变化。不仅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时期明显壮大,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已经具有鲜明的“国民教育”特征,它在给学生传授现代科学及人文知识的同时,亦注重近代民主意识的培养。从观念更新的角度分析,军阀统治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基于武力的政策,但由于思想意识领域“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也带来了相对理性的争论与宣传。大量的报纸杂志得以发行流通,民主政治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吴虬“中外大学专门学生,年有增进,革命性的人物日多,即北洋派潜势力日减”一语[7],清楚说明了当时文武势力消涨变化的原因。
这种文武观念变化的特殊语境使军阀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避免给人造成“干政”的印象,主张由政治家来决定国家政治问题。例如,曾经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的吴佩孚,就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1924年10月,正当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吴在参议院的宴会上表示,愿国会为之记名“入武庙”而不入“文庙”,以示不争政权之意,其军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明确[8]。正因为如此,在对奉张作战过程中,“洛阳的军事领袖极力证明汰除军人政府、恢复议会控制下的文官政府这一努力的正当性”[9]。值得注意的是,军人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人都有类似表态[10]。
国人在观念上由一段时间极度“尚武”到“右文”转变或回归的趋势,从这一时期军阀的大量通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几乎没有哪个军阀在攻击自己的对手时会为军人干政辩护,而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呼吁文官政治、反对“黩武主义”、要求废督裁兵、呼吁国家统一则成了军阀“电报战”的主题。美国学者拜耶(Lucian W. Pye)曾经对当时督军相互攻击的三百份通电、公共演说、公告以及谈话的内容作了分析统计,其中呼吁道德规范的有三十份(次,下同),拥护民主共和的有三十七份,要求实施宪政的有十九份,反对专制独裁的有二十六份,主张联省自治的有十一份,呼吁文官政治的有十份,反对“黩武主义”的有三十二份,要求废督裁军的有二十七份,呼吁国家统一的有三十八份,主张建立法律秩序的有三十七份,主张实践民权的有九份。总计可以划归“文治”类的主张交叉重复出现了近三百次,也就是说,几乎每次“军阀”的通电、布告、讲话,都在攻击对手的同时提出某些属于“文治”的政治主张[11]。
一般认为,军阀往往是赳赳武夫,穷兵黩武,然而一个颇为诡谲的现象是,此时军阀似乎更加注重“文斗”。每次对其他军阀作战之前,都要打很长时间的“电报战”,攻击对方。如直皖战争实际战事不过数日,但战前双方的口舌笔墨之战却长达数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战事也不过月余,但如果从曹锟贿选开始算起,“文斗”的时间至少延续了一年半。攻击对手是为了“师出有名”,而这个“名”被落实在维护“文治”上,且经常出现“文斗”比“武斗”更加激烈、持续时间更长的现象,这就有些耐人寻味。它说明至少在观念上,被称为“军阀”的地方实力派不得不以“文治”为国家政治的正常操作模式。
军阀在公开场合承认军人不宜干政,原因十分复杂。中国悠久的文治传统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些“军阀”毕业于国内外近代军事学堂,受到西方军政分途制度及观念的影响,亦有以致之。军阀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其是否真正愿意超越于政治当然存在疑问,但既已公开承认这一政治游戏规则,“文治主义”就不可能没有相应的实际内容。
在地方层面,“文治”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湖南,赵恒惕为“澄清吏治,昌明内政”,在长沙举行县长考试。初试科目为宪法大纲、现行行政法令、设案判断、草拟文牍四项;复试由主试委员任意口试。特邀章太炎担任考试委员长。初试题目之一是:“联治实行,制定国宪,对于国会制度,应采两院制乎?抑采一院制乎?试说明之。”体现出明显的“文治”意图[12]。在四川,刘湘于1925年岁末召开了著名的成都会议,除军界人士参加之外,会议章程还规定四川148个县每县都有一个文职代表与会。会议最后通过的一项重要决议规定,省内实施文武分途、军民异治,军事领袖不能干预民政,并限制军人以各种借口对人民的自由权利横加干涉。会议虽然没能限制作为军人的刘湘本人对政治的“干预”,但至少对其下属作了某种限制,从而助涨了“文治”的空气[13]。就是在奉张当道的东三省,从1925年2月起亦宣布实行“军民分治”[14]。
中央虽然无力实施像省级政权那样的对于基层政权的控制,但也尽量作出姿态,采取措施,恢复“文治”。1925年2月,执政府通饬各省长官严格考核吏治,规定按《县知事任用条例》,对县知事进行考试,以觇学识,表示“果能认真甄别,不难拔选真才。地方长官用人行政,本有专责,其他军事机关,非职权内所应管者,一概不得干预,以清权限”[15]。对于国家根本建设问题,段祺瑞力主采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就是基于对文武关系变化的认识。他在一份通电中说:“历年屡试屡败之武人中心主义,心劳日拙之命令政策,愚者犹知其不可,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则舍会议解决而外,无他道也。”[16]旨在处理直奉战争遗留问题并谋求和平统一的善后会议之所以能召开,这应该是重要的原因。
在用人方面,这一时期多数军阀都比较注意网络知识人才,为其所用。例如1924年至1925年进占成都,担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兼摄民政的杨森,“其用人也,喜欢用一般持手杖穿洋服的青年,只要说是何处毕业,便可立地收入夹袋”,挂上秘书职务,进入智囊团[17]。在浙江,孙传芳礼聘丁文江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之职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央,政府各部更是充斥着众多的专业人才。例如外交部,就几乎一直是由在国外接受过现代教育,谙习外交事务及外交技术的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唐绍仪、黄郛等人主持部务。顾维钧能够在民初七届内阁中担任外长,并能被不同的政治家接受,显然与他的“专业人才”身份分不开。顾氏记录吴毓麟对唐绍仪的一段谈话,用以说明顾氏自己 ,也大体适合:“少川,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曹三爷(曹锟)下台,我们就要失业。”[18]
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事务极其复杂,非单纯具有军事实力的人所能应付。曹锟在一次政治会议上反对吴毓麟等政府成员插手某驻外使节之任命时说:“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19]
不过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大多只是看重他们的一技之长,将他们当作“技术型”人才,安排在专业性很强的部门,而不大愿意让他们参与政治。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知识分子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有意思的是,被军阀任用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却与军阀对他们的看法相近。顾维钧就承认:“这些年来,像我、王宠惠博士、汤尔和先生、罗文幹博士这样的人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延纳我们。”[20]超出这一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当丁文江担任淞沪总办时,孙传芳“居然能完全信任他,给他全权,在他八个月任内从没有干预他的用人行政”,大体接受了他提出的建设“大上海”的计划。但当丁向他提出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建议时,孙传芳却拒绝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21]
更有甚者,一些军阀在公开场合主张恢复文治,实际上仍牢牢操纵着政治的决定权。临时执政府建立之初,不断唱军人不干政高调的张作霖,在现实政治中始终是“外避干政之名,阴行干政之实”。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之后,“奉张虽宣言不干涉政治,但彼之意旨,又处处托卢(永祥)转达,请段依照施行,致段每生困难之感”[22]。因此尽管文人成为军阀延揽的对象,也能够被任用,但所从事的工作却难著成效。文人以超越政治的姿态去为政府效力,“并不能制止那些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的军事集团”[23]。而政府中的文职人员为协调与军阀的关系,也尽可能地对他们实施优待。例如,1925年夏秋之际,政府财政困难,支出告竭,军人索饷风波迭起。中秋前,政府通过几家银行筹集到一笔款项用于支饷。在分配这笔钱时,政府部门只得到应得款项的40%,而军人则得到应得款项的70%[24]。
这种状况的存在,说明对这一时期文武关系发生的变化,尚不宜估计过高,至少在军阀统治区域内是这样。在军阀统治区域内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即便是其中最优秀者如顾、王、丁、颜之流,也只不过相当于旧时官僚机构内“吏”的角色,而不是能够对政治作出最终决策的“官”,等而次之者则只能充当类似“幕僚”的配角。因而,尽管文武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弛张变化,文治呼声日益高涨,甚至有人提出“以文吏驾武人”的主张[25],但许多人仍不敢奢望通过政治家或通过国民会议的方式完全实施文治,因为武人在中国政治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仍十分突出。
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作“中国当今十二位伟人”(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问卷调查,结果侧身前十二名的人当中竟有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黎元洪等四位军阀出身的人。陈炯明排名第十五位,段祺瑞排名第十六位。进入前十二名的尚有孙中山、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蔡元培、张謇、胡适、余日章等八位文人及政治家[26]。这次调查表明,虽然国人在观念上已更加认同文士,但武人的地位仍不可低估。章太炎在给《癸亥政变纪略》一书写序时说:“承平者尚文,处乱者任武,无中坚爪牙之力,而倔居于骄将乱卒之上,虽唐尧不能终日安也。”[27]这应该是比较现实的考虑。
这就提出了废督裁兵、实施文治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的问题。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分析,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军人干政的政治局面形成之后,有时军人暂不干政,政局尚有难以维持之虞[28]。另外,主张文治者提出“废督裁兵”,用意虽好,但被裁之“兵”通常都转变成匪。兵虽作恶,毕竟有所节制,若沦为匪,危害更大。尽管主张文治者提出了“化兵为工”的办法,但限于资金及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可操作性也不大。
于是主张文治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一些多少具有书卷气的军阀身上,企图通过这些介于文武之间的政治角色,达到实施文治的政治目的。在湖南,从20年代初开始,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的说法。三个秀才分别是指具有“秀才”和“军阀”双重身份的吴佩孚、赵恒惕和陈炯明[29]。杨荫杭曾把尚文的军人称作“有力之优秀分子”,认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除南北两方有力之优秀分子互相提携外,实无他法”[30]。当时不少文人都在致力于争取“有力之优秀分子”,像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很明显就包含了这样的用意。甚至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示下,在南、北分别做吴佩孚和陈炯明的工作。
而军阀也纷纷做出“文”的姿态,以争取得到社会舆论的青睐。张作霖、张宗昌等没有现代文、武学堂背景的武夫固然无法附庸风雅,稍有这方面背景者,都尽量表现自己。例如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之后,曾作《内感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表明政见及心迹,虽然遭到一些人挖苦嘲笑,但也赢得了慷慨赠送谀词、称之为“武人中之能文者”的个别捧场者[31]。
这种情况自然的逻辑结果,是中国政治出现了军阀、政客两相勾结,共同为恶的局面。《国闻周报》发表社评指出:“今蠹国之物有二,即军阀与政客是也。军阀已至末路……而政客之掀风作浪,尚未有已。政客依军阀为活,复乘军阀之弱,利用甲军阀打倒乙军阀,而居中渔利焉。东南之事,自齐夑元投奔上海,本可暂告段落,孙传芳苟延浙江,亦不至遽敢兴戎,而彼辈政客,日事包围怂恿,……于是无端风浪,复起上海。人民罹难,政客实为之祟。……军阀政客,相依为命,我民苟能致力于推倒军阀,则政客亦将失所凭依,而欲速推倒军阀之成功,则政客毒物,尤当有以惩创也。”[32]这段评论的提示性含义在于,中国革命不仅要打倒军阀的黩武政治,对于“文治”,也应当在内涵上有所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南、北两方在这一问题上已开始出现某些重要差别。在北方,在旧北洋系统的权力范围内,尽管文治呼声再度兴起,但文武关系并没有转变到政治可以由政治家来讨论决定的程度。然而在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国民政府的统辖区内,情况却有异于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大多被委以重任,直接参与政治军事决策。正如任职北方的顾维钧所言:“作为对手的国民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是文武双方密切配合,都是同一党派的一部分。”[33]
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文武合流”这一变化的出现,使“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国民政府已设法改变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一支承认中国文官政治传统,在体制上从属于文官政府的军队,将“武功”仅仅视为恢复“文治”的手段。为区别于军阀单纯的军事力量,“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郑重地提了出来。
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他在一次演说中强调,要“使军队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结合”。在稍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军人必须“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34]。李宗仁在九江牯岭与蒋介石讨论革命方略时,亦申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主张“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35]。为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革命军推行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政治部。虽然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南方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如李宗仁所愿,由“党军”蜕变为“国军”,但“党军”较之同时代军阀的私人武装,差异亦是实质性的。
当然,国民党意识到这一点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国民党一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从事军事行动。在“联俄”过程中,孙中山曾希望说服苏俄支持其在蒙古建立反对军阀的根据地,组织新军,但遭到苏俄拒绝。莫斯科甚至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军事斗争的失败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福音”,要求孙中山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政治斗争”[36]。俄国的意见,虽然有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毕竟说到了中国国民革命的要害,是符合当时中国文武关系转化的特殊语境的。受苏俄影响,也鉴于单纯军事斗争一再失败的教训,国民党最终接受了苏俄的意见,在从事军队建设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政党建设和“主义”的宣传。这一变化,使南北双方斗争的整体态势为之改观。
如果单就军事力量而言,广东国民政府方面显然居于劣势。但北伐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较量,在北伐的刀光剑影背后,还隐伏着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的高下之争,这就是近代的“黩武主义”与传统的“文治主义”的较量。南方要想在军事力量不及敌军的情况下获胜,其克敌制胜的“法宝”显然只能到军事领域以外去寻找。在这方面,国民党人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一类宣传,不仅使国民革命军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有主义”的军队形象,而且起到了动员民众的社会效果。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可以从南、北双方在这一问题的差别上获得部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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