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与内政混一政治格局的形成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形成外交与内政交织甚至混一的特殊格局,外国势力的存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变化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利益上的关联。北京《远东时报》主笔当时所说的一句话,“如在中国的中心要开一枪,没有不射着外国的利益的”[1],堪称这一政治现象深刻而又形象的说明。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列强新一轮争夺的场所。当时在华争夺的国家,“大抵英、美为一团,日、法为一团,俄国则异军突起,另造一特殊地位”[2]。日本与英、美利益不能协调,是当时列强在华争夺的症结所在。日本在经济上将中国东北三省作为根据地,却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华南和长江流域它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在北部“政治中心”地区则与美国是“死敌”。日、美两国在诸如移民问题上的矛盾,以及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几年以来曾经有好几次的显露冲突,常引起世人所谓‘太平洋上之大战的幻想’”[3]。俄国则因革命后在政治上自成一体,与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
这种本属各国之间在华的外交争夺,很快就演化到中国的内政上。1924年9月发生的江浙之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曹锟贿选之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江苏虽在直系支配之下,但上海却为日本支持的浙江军阀卢永祥控制。这显然是英、美和直系都不能容忍的[4]。卢永祥兵败之后逃到日本,随后张作霖入关与直系争雄,于是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关于这次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与参战双方背后列强之间争夺的联系,中国共产党1924年9月发表的时局宣言指出:“我们可以推定这次战争之结果:第一,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第二,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5]
事实上,不仅战争的结局会造成列强中的一方支配中国政治,在整个直奉战争中,列强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按照赵世炎的看法:“北京事变明明是日、法帝国主义外交之胜利,是日、法与英、美两派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战争,继而因日、法援助张作霖军事而得胜利,结果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法妥协,弄成了现在的局面。”[6]作为战败的一方,吴佩孚辗转退到长江中游一带,最终也在英、美支持下,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对此孙中山分析说:“吴佩孚这次在山海关打败仗之后,退到天津,本是途穷末路,国民军本可一网打尽,战事本可以结束。但是有某国人对吴佩孚说:‘长江是我们的势力,如果你再退到那里,我们帮助你,你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吴佩孚才再退回长江。”[7]
事实表明,军阀之间的争斗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列强之间的争斗。时人批评中国军阀驱使士兵在战场上交锋“公然像‘两国相争,各为其主’”[8],言词虽稍嫌激烈,却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事实。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段祺瑞组建临时执政府时,外国因素的影响亦十分明显。政变不久,列强就在巴黎开会,“讨论中国新政府问题”[9]。段祺瑞后来以临时执政身份入主北京,身后就有日本支持,英国方面也是默认了的。差别在于日本人所需要的是段祺瑞的“狄克推多”;而英国人则倡导“和平会议”,亟欲使“道威斯计划”在中国实施[10]。在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的“外交承认”问题上,列强插手中国内政的意图更加明显。曹段代谢本来只是政权转移,并非国体变更,中华民国依然存在,原无所谓外交承认问题。外交团所谓“承认”,是企图要挟中国对“金佛郎案”作出让步。恰恰孙中山此时应段祺瑞之邀北上,极力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声望日高,形成在政治上压倒段祺瑞的优势。列强虽不愿失去要挟段祺瑞的机会,但更不愿孙中山掌握政权,于是本来准备采取拖延方式以要挟段祺瑞的“承认”问题,遂因孙中山宣传“反帝”而得到顺利解决。其间外国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十分明显[11]。
后来郭松龄反戈之“奉变”发生,在冯玉祥的主张下,段祺瑞拟修改临时政府制,设责任内阁,并做出准备“通电下野”的姿态。在此形势下,委员制呼声又起。因委员制多少带有“苏俄政制”色彩,列强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外交团对黄郛声明,如中央政府采用委员制,即下旗回国”[12],致使委员制主张很快销声匿迹。就是直接导致段祺瑞政府垮台的“三一八”事件,也是因为列强在国民军与奉、直军阀的战争中,支持后者,引发大沽炮击事件,八国公使团联合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激起中国各界的愤怒,与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所致[13]。
中国政治中外交与内政交织甚至混一的特征,《国闻周报》当时的一篇社评分析得十分透彻:“民国十三年,战乱相寻,杀戮无穷,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国人但知由于军阀之攘权夺利,而不知尚有由于外人之竞争势力;但知军阀与军阀相争,而不知尚有某国与某国暗斗;但见国内军阀之此起彼仆,而不知尚寓有外国势力之互为消涨。……即如最近战事,说者谓江浙之役,促成于导淮借款,金佛郎案若成,曹吴之败,不至若是之速。北方局面之变换,无异于某国战胜它国。扬子江流域,以英人之势力范围,而竟成护宪政府之策源地。战事中,英美与日法新闻机关之针锋相对之宣传,无不显示列强对华外交方针之分歧。而内争中搀杂外交意味最浓者,亦当以此次为甚。外人既亲投火种于中国,致招焚如,则复转而科主人之责任,勒索其赔偿,要挟其利权,既乘风打劫于烈焰之中,复多方刁难于灰烬之余。……民国以前之痛史,无不因内乱而招外侮,民国以来之痛史,则因外交而致内乱不戢,复因内乱而致外侮迭来。外交乎,内乱乎,国人固当知所注意,而今后政府之外交政策如何,尤当为将来内乱与否之关系所在矣。”[14]
外国因素在中国政治中的存在从两个方面导致了中国政治内涵的改变:一方面是外国极力干预中国政治,将列强的意志强加于中国政治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力量有限,中国政治家在实际政治中往往寻求外国的支持与帮助,南北皆然,于是造成外交与内政混一的奇特状况。《市声周报》时评结合郭松龄倒戈后日人助张抑郭,致使张作霖转败为胜一事,将此情状一语道破:“吾人以帝国主义存在,改革内政必无希望。盖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15]
这种外交与内政“打成一片”的特殊政治语境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使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意识到“反帝”对于中国命运前途的重要性。“五卅”前后一波接一波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即其表征。当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反帝问题上表现最为激进。从发表《北上宣言》起,直到去世,孙中山北上途中所发表言论的基调几乎都是“反帝”,并明确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变更外债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外债将中国置于“次殖民地之地位”等具体主张[16]。
由于外国势力对不同政治军事集团的支持,当时中国已呈现类似五代的分裂气象,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成为急务。于是“攘外”与“安内”或“废约”与“统一”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国人面前,引出各种不同的回答。《国闻周报》社评指出:“近代国家,内政与外交常互相维系,不能分离。故善于谋国者,首务修明内政,然后折衷撙俎,乃有所恃而立于不败之地。”[17]孙中山也主张先安内后攘外,这一权衡使他不惜在谋求统一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寻求外国尤其是俄国和日本的援助。
章太炎一类思想家却选择了借“攘外”以“安内”政治取径,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攘外”,因为这一努力的成功有助于在国内建立统治威信。章氏很早就意识到,在列强环伺的形势下,中国国内处于角逐状态中的实力派不用说将列强全部打倒,只须战胜其中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18]。这一思想被章氏贯彻始终,但其“安内”的手段不是实现大一统,而是地方自治。“五卅”之后,章氏将“攘外”上升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以致为达目的不惜暂时支持自己并不拥戴的中央政府及段祺瑞。当唐绍仪与章太炎商量倒段时,章太炎态度十分明确:“外交紧急,须外人承认者方能与开谈判。若贸然倡议倒段,人将以不恤外患、好兴内争相訾,必无与吾党表同情者。”[19]
由于国民党方面在高扬打倒帝国主义旗帜的同时,积极从事“联俄”的工作,这就在“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的讨论中派生出一场有关苏俄问题的争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中国究竟是应该“联俄”,还是应当在“反帝”的口号下将苏俄一并加以反对[20]。
苏俄很明显已深深介入中国事务。据学者研究,20年代初,苏俄对华外交经历了由重视吴佩孚轻视孙中山,到同时联络吴孙、争取二者合作,再到弃吴取孙的转变[21]。在谋求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与北京政府举行谈判过程中,苏俄曾赤裸裸的干涉中国内政。例如在蒙古问题上,中国外长顾维钧坚持要俄军立即撤出蒙古,否则双方不展开谈判。苏俄代表越飞利用洛派对北京的影响,向吴佩孚表示顾维钧是无法对话的谈判代表,要求吴对政府施加影响,撤掉顾维钧,“起用另一个更适合的部长去代替他”。与此同时,苏俄又利用中国的南、北矛盾,加紧与在广东开府的国民党方面接触,希望孙中山“在尽快开始俄中谈判方面行使自己的影响”[22]。双管齐下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作出不将苏俄从蒙古撤军作为谈判先决条件的重大让步。
这一事实,使章太炎等强调民族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认为有理由将苏俄视为“攘”的对象。由于当时不少人认为苏俄的“帝国主义”色彩是赤色的,故又引发了中国政治中“赤化”与反“赤化”之争。所谓“赤化”的内涵就是苏俄的“共产”制度,就是共产党正极力宣传的种种主义。由于国民党实施“联俄”与“容共”的政策,故国民党也沾上了“赤化”嫌疑。此外,同苏俄多有接触的国民军也被目为“赤化”。蒋介石与冯玉祥则被视为“南北二赤”,就连张作霖对他们的攻击也打着反赤的旗帜:“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蒋中正复甘受鲍罗廷之指挥,则并石敬瑭而不若”,“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信奉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23]。
章太炎等人没有看清楚,其实“赤化”在多数国民党领袖那里,也不被认同。孙中山与越飞发表的联合宣言曾明确宣称,苏俄的共产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因而国民党的“赤化”,最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国民党表面上的“赤化”,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构成对自身的伤害,故其自我保护手段之一就是为自己的“赤化”辩诬。但“赤化”的形象和色彩,又会对众多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不得志的阶层(包括南方下层社会成员及青年学子,以及北方的部分知识精英)产生亲和力,从而造成“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集中在党军旗帜之下”的局面,这是北方实力派及反“赤化”人士始料未及的[24]。
不管各方存在多大分歧和误解,在外交与内政混一局面形成,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反帝”已成为社会多数群体的共同认知,少有歧议。而对当时国内政治力量中的任何一方来说,仅仅依靠自身的微薄力量去实现“反帝”和“统一”都不现实。因此,如何在“反帝”前提下争取来自境外的支持,处理好坚持“反帝”立场与争取外援这一矛盾也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这好比是一块政治平衡木,谁能在上面立住脚跟,谁就可能成为国内政治军事角逐中获胜的一方。
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孙中山显得技高一筹。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俄曾两次宣布将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这些外交宣言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京大学所作民意调查中,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为被调查者心中的“世界第一伟人”,清楚显示了这一做法的效果[25]。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鲜明地打出了“联俄”旗帜。鉴于多数国人并不能将“联俄”的政治行为与军阀援引列强的举动加以区别,孙中山在实施“联俄”政策时十分小心。其具体做法是强调苏俄主张“废约”的一面,宣称苏俄是“平等待我之民族”,并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以此淡化“联俄”在国人心目中的负面影响,同时又不至影响与苏俄的关系。
这一做法成效显著。众所周知,反对“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苏俄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选择。苏俄谋求与广东国民政府“联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借中国的外交承认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并向其境外推进“世界革命”计划。因此,苏俄愿意有条件地向国民党提供经济及军事援助。孙中山准确把握了苏俄的意图,推出“联俄”政策,也就收到一举两得的功效,实现了坚持“反帝”立场与争取外来援助的统一。
但对其他政治力量来说,在将苏俄排斥在一边的情况下,将面临两难境地:要想得到外国人的支持援助,便可能因不能坚持“反帝”立场而丧失民众支持;而坚持“反帝”立场,又难以得到期望的外国援助。即便不将“外国”看成一个整体,而实施联络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以反对另外的列强的策略,也同样会因为实际已丧失“反帝”立场而不能得到国内笃信民族主义的力量的同情,在实现统一的民众动员方面居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反帝”口号作动员并因此得到民众拥护支持,又有苏俄经济、军事援助的国民党在各派政治力量角逐中占据优势,是不难预见的。
上一篇：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
下一篇：直奉战争“善后”问题的提出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