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派的态度及社会各方的立场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后,很快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善后会议“无一真正人民之代表议员,而为四种特殊阶级之会议。从实质言,以执政一人而有操纵此项会议之可能。以此项会议而不必有强制各派军事之能力,则所谓解决时局纠纷之意,或不幸而为时局增长纠纷,亦未可知耳”[1]。故《善后会议条例》公布之初,社会各界“大半取静观态度,毫不表示,而咸料其不能有成”[2]。
地方实力派对召开善后会议之提议则反应不一,有反对的,有支持的,有抵制的,有“婉拒”的,也有抱着怀疑与希望,参与“尝试”的。大体言之,实力派中,奉张、滇唐,晋、鲁、苏、浙、皖、赣各省军政长官,以及四川之刘湘,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代理库乌科唐镇抚守使李垣等,对善后会议持赞成态度。其他实力派人物或依违两可,或表示有条件的赞成,或明确表示反对。
张作霖对善后会议最初不感兴趣,“以为此种组织,人数较多,彼之有力主张不易实现,而疑段之有意缩减其发言权”。但段以为“‘善后会议’四字,在就职前之马电,即已发表,不便自食其言”,坚持己见。于是出现了“六头会议”之插曲。所谓“六头会议”,即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五人,加唐继尧共同会议[3]。此议在12月10日之前,已即将实现。时段拟“以六头会议解决一切重要事件,而于善后会议为形式之通过,则所谓善后会议者,又以六头为预备会”。但此议发出后,孙中山首不赞同,唐继尧复通电反对,西山之冯玉祥,亦不愿参与。六头而去其三,所谓“六头会议”只好作罢。最后在条例组织法中加入第二项,将张、卢、冯置于其中[4]。
对此,张作霖显然并不满意。其左右曾为之力争,“谓张作霖在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上,固居第一功,而在历次有意义之战争上,亦未尝无功,故应将其列入有大勋劳于国家者”[5]。张氏亦公开表示不满。就在段祺瑞筹备善后会议期间,张由京返津,“谒孙谒黎,且发出我系抬轿,任谁可抬之语”[6],对段进行威胁。不过张作霖也不能无所顾忌。段系其领衔推出,在奉系力图控制段的同时,冯玉祥也十分注意与段的关系。若奉张过分与段为难,则段可能会倚重冯玉祥甚至孙中山,这对奉张显然不利。故在善后会议问题上,张作霖对段的安排也不得不稍事迁就。1月12日,即《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半月之后,张作霖致电会议筹备处,允派代表出席。与此同时,奉系另一核心人物杨宇霆致电许世英,称“善后会议东三省军民长官应派代表,日内雨帅回奉,即行会商遣派,准于开会期到京,特先奉闻”[7]。奉系表态支持,为善后会议的召开,创造了重要前提。
国民军方面态度则比较暧昧。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之后,即提出各方会议,解决国是。后来费保彦纂《善后会议史》,站在拥段之立场,述会议颠末,冯玉祥曾为之作序,序文曰:“共和而无宪法,非国矣;宪法而不出于民意,非宪矣。客岁以不得已之苦衷,改组临时政府者,实欲得真正民意之宪法,以为遵循之正轨耳。盖国民代表会议者,民意宪法之母;而善后会议者,又国民代表会议之母。兹幸以短少之时间,克成国民代表会议之条例。无此是彼非之私争,有和衷共济之公德,不可谓非会议诸君之热心毅力也。”[8]观此序文,可知冯氏于善后会议,并无不慊,且能像多数实力派人物一样,不将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摆在截然对立之位置。
但冯却不愿参与善后会议。尽管“段执政以特别请书致冯玉祥,邀其参与善后会议”,冯仍表示拒绝[9]。段曾嘱薛笃弼探其缘由,冯称:“此事吾不能与闻,吾今唯知五次六次以至十次之辞呈,向段执政辞职耳。”[10]冯氏自1924年11月25日起,七上辞呈,并致电吴佩孚,请同时下野。究其原因,与发动政变之后冯之处境有关。盖政变之后,“社会上谅之者甚少”,而在天津会议上,“冯奔走段、张之间,其中殆有不可告人之苦痛”[11]。可见冯本人拒绝与会,系出于政治上另谋出路的考虑,而不是针对善后会议作出的表示。时论称冯氏在观念上与善后会议处于“不即不离之间”[12],应为中肯之评价。后来冯氏派出陈金绶为代表与会[13],证明冯于善后会议,并不根本抵触。国民军重要将领胡景翼派代表与会,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14]。
西南方面立场较为复杂,报载消息亦比较混乱。自段任执政以来,西南各省虽多持沉默,但滇唐代表王九龄始终未就教育总长之职,此中消息,可见一斑。故善后会议能否得到西南方面赞同,颇为各方关注。
为开成善后会议,段极力争取西南方面的支持,曾致刘显世“勘”(12月28日)电,请其表示同意。然刘之复电中,有“俟商取蓂赓(继尧)、竞存(炯明)诸公同意,即行通电表示”之语[15]。嗣因陈炯明于“冬”(1月2日)日通电反对善后会议[16],刘遂与唐继尧、谭延闿、熊克武四人联名通电,示以反对。“该电大意,以为善后会议不脱民六徐州督军团会议之形式,不足以代表民意,且此项会议,类多军阀代表,发言吐语之间,更无民治观念,应请当局,从速召集国民会议,以定国是等语”[17]。《申报》亦载文指出:“滇唐反对善后会议,理由谓临时政府为少数军人所戴,一切尚待国民会议。今发号施令,究少根据。唐以国民会议方拥戴中央。”[18]
其实,西南各实力派的立场并不一致,一些人的表态甚至前后矛盾,声明与实际行动亦往往牴牾。据报载,西南代表曾在上海静安寺路贵州旅馆开会,商量赴京与会,列席者有云南、广东等省代表共十余人。陈炯明的代表刘亮称此次倒直成功,实南北统一之良好机会,现段氏召集善后会议,西南方面对此应竭力赞助,并声明“陈总司令对此会议,十分赞成”。云南方面的代表王竹村表示“绝对赞成此项会议,现在被邀之列,自当扶病出席”[19]。另据报载,四川的刘湘曾通电赞成善后会议,刘文辉则慷慨解囊,汇出四万元,以示赞助[20]。后来,包括滇唐代表在内的多数西南代表都赴京与会。但因步调不一,其与段、张立场难以协调,已露端倪。
与西南方面态度暧昧不同,晋、鲁、苏、浙、皖、鄂、直、闽、赣、湘等省实力派对善后会议大多表示支持。阎锡山、郑士琦、王揖唐、萧耀南、胡思义、孙传芳、卢永祥、杨以德、萨镇冰、赵恒惕、方本仁、龚积柄、韩国钧等先后致电善后会议筹备处,允将到会或允派代表出席。张学彦代表萧耀南致电段,表示“鄂萧对中央服从,善后会议解决时局”[21]。萧的慷慨解囊,更表明了对会议的支持态度[22]。尽管这些“支持”往往附有条件,有时甚至被当成自我保护的手段,但他们的表态,无疑壮大了善后会议的声势。
此时在政治上仍具潜在影响力的黎元洪、王士珍、唐绍仪、岑春煊等人的态度也受到广泛关注。黎对段祺瑞的邀请明确表示拒绝,但措词委婉,自称“坠露”,不必附丽“龙、凤之会”,在流露出政治上失落感的同时,力图表现其影响力犹在[23]。王士珍系北洋元老,与段关系甚深,曾亲临善后会议筹备处访许世英,允届时出席,这对段是很大的支持[24]。蛰居上海、被段政府委以外长职务(未就任)的唐绍仪则不愿北上赴会。段派员持亲笔函至沪敦请多次,唐均表示拒绝,且对善后会议“用意不善”进行抨击[25]。曾经在政坛显赫一时的岑春煊,接到邀请后,致电段氏,主张“集各省区代表于一堂,雍容而议改定军制,裁兵理财”[26]。岑氏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反映了政学系的立场,有时亦倾向西南方面,处于不稳定状态,故时人称之为“消极赞成”者[27]。
受“特聘”的会员有社会名流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三十人。章太炎拥护黎元洪的“法统”,政治上视黎之显隐为进退,此时固不愿意放弃拥黎,却同时站到了西南实力派的立场。1925年1月1日,段祺瑞致章“东”电,“以善后会议相招”。6日,李根源由天津来电劝进,章氏复函拒绝。在曾云沛前来为段说项时,章明确表示了与西南方面反对派一致的立场:“今之政府,本无法律根据,则与西南无异,西南、北京两政府乃敌体,而非主属,吾参与西南事已久,今日不能去一政府,就一政府也。”[28]26日,章氏接善后会议筹备处邀其“速驾”之“宥”电后,再次复函表示反段、拥黎、支持西南反对派的立场,只是对西南一些人首鼠两端的做法,略示不满[29]。
胡适乃新文化健将、学界领袖,在政治上亦颇具影响力。以其对政治的理解,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并非方枘圆凿,故在受聘国民会议促成会任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同时,又接受了段祺瑞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按他的说法,他是希望作一番和平解决时局问题的“尝试”,在给许世英的信函中他这样写道:“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毫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30]
梁启超曾经与段祺瑞合作,且有研究系背景,政治影响在章、胡之上。段召集善后会议,自然对梁期待甚殷。但梁氏归国后历尽宦海风波,壮志难酬,早已发表宣言,“毅然中止政治生涯”[31],潜心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此时虽议政癖好未改,但已不愿继续与闻政事。故对段之邀请,婉言谢绝。
尽管目的各不相同,响应方式与程度也有差异,但大体言之,多数受邀会员对善后会议都表示赞同,他们或亲自莅会,或委派代表参加,从而造成一定声势。段祺瑞政府对拟开之善后会议亦“颇抱乐观,盖因全国实力派已十九与会”[32]。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态度与立场也就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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