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的开展
国民党改组与“联俄”有连带关系,“联俄”又与“容共”有连带关系,既已同意“联俄”、“容共”,则改进国民党组织也就势在必行。
实施改组之前,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同盟会虽有近二十年的政治斗争历史,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但组织涣散,政治纲领模糊,内部派系分野严重,整个党全靠孙中山的崇高地位和威望来维系。“二次革命”之后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盖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的做法,甚至一度使党带上秘密社会的组织色彩[1]。斯内夫利特曾撰文分析国民党的状况,认为“国民党不能算一个政党”,他引用“一位北方的著名军阀”的话说:“中国没有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党。”[2]所言大体符合改组前国民党的实际状况,并说明了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23年10月6日,苏俄政府应孙中山邀请派驻广州的代表鲍罗廷(Borodin.Michael)到达广州。18日,孙中山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希望鲍罗廷用俄国的方法“训练吾党同志”。孙明确表示:“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习他的方法。”[3]不久,孙中山又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则公开将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表示:“将来引导中国国民运动以致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4]于是,国民党的各项改组筹备工作便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全面展开。
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24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胡汉民、林森、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谭平山、孙科、吴铁城九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全面负责改组工作。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分别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说明国共已在政治上开始合作。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由廖仲恺主持,鲍罗廷在会上作关于改组和制定新的章程草案的报告,强调革命力量联合对于被压迫民族自由解放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改组计划。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成立之后,全力以赴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共议决包括全国代表案、国民党改组宣言案、党纲和党章草案、广州区党部和区分部案、筹办军官学校案等重要议案和决议四百余件,并决定于1924年1月5日在广东召开国民党“一大”[5]。
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连续发表三次演说,阐释国民党改组的必要和实施“联俄”、“容共”政策的主旨,表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之所以以苏俄为模范,是因为从俄国人那里可以学到政党组织的方法。“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6]。孙中山强调学习俄国人的政党组织方法,却闭口不谈俄国党的主义,为国民党的改组定下了政治基调。
为推进改组筹备工作在各地展开,孙中山委派廖仲恺、胡汉民到上海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委派李大钊在北京从事国民党党务改组工作。改组工作的重点在广州、上海两大城市。筹备改组的第一步是在各地进行党员登记。广州的党员登记尤为严格,同时开展市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的组织建设,统一宣传机关,并将大本营党务处、大本营直辖委员会、广东宣传局裁撤,归并于临时执行委员会。为统一思想,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限制党员对外发表关于党务的意见,并设讲习所以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到1924年1月12日,广州成立了九个正式区党部、三个代理区党部、六十六个区分部、三个特别区分部,党员登记人数达8218人,两个月内增加党员4569人。在上海,截至1924年1月10日,总共正式成立一个区党部、三十三个区分部,此外尚有三个未编次序的区分部。上海的工、商、学界也建立了国民党基层组织[7]。
在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做了大量的工作。1923年9月,李大钊与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组织,清洗参加贿选的国民党党员,同时吸收“激进”青年加入国民党。据张国焘称,到11月,“北京国民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8]。湖南原先没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中央派覃振到湖南去筹建,在毛泽东、李维汉、何叔衡、夏曦、刘少奇等人协助下,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夏曦、刘少奇还受国民党中央之命,担任湖南第一、第二分部筹备主任[9]。其他地区(如四川、山东)的共产党人也与国民党人相互配合,使地区国民党的改组筹备工作开展起来。
1923年11月下旬,中共在上海召开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各地贯彻党的“三大”有关国共关系决议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并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明确了“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决定将“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作为国民运动的“首要工作”,并确定了扩大国民党组织的三项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决议明确规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合作”中的关系:“一、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二、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10]中共中央的决议案,旨在促进国民运动的开展,但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党员的一切政治言论与行动,须服从共产党的指挥,又给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士提供了口实。
不仅如此,共产党人为“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念,还对国民党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其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对待军阀政策的批评。认为孙中山只注意在军阀之间周旋,而不敢提出打倒一切军阀的口号是一种政策性错误。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甚至宣称:“国民党一直所采的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等的无甚差别。”[11]二、对国民党对工人运动态度的批评。认为国民党为避免“赤化”、“过激”嫌疑,无视资本家阶级对工人的压迫,甚至为了避免激怒英国人,对吴佩孚制造京汉铁路惨案,亦“一声不响”[12]。三、对孙中山外交政策的批评。一是批评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不够热情主动;二是批评孙中山为争取外国援助而对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常常缩头缩脑,不敢出面领导群众,有时且故意躲避”[13]。
中共上述决议案以及对国民党的批评,与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有关。该指示中一些关键性的政治表述,如共产党人应该在国共合作的同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吸收国民党左派分子加入共产党等,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国民党内以“秘密组织”形式活动的依据。一些国民党领导人得到了这份文件,深感不满。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吴荣新、林直勉、邓慕韩等11人联名向孙中山递交《检举共产党文》。邓泽如等人上书的主要内容与《向导》批评国民党所涉内容大体相同,而政治立场则截然相反。认为《向导》对国民党联络国内实力派共同反直的策略及对外政策的批评,目的在于使国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绝实力派之协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想利用国民党的躯体,“注入共产党的灵魂”,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的性质[14]。
孙中山接到上书后很快作出批复。针对邓泽如等人“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的说法,孙中山解释说:“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同时,孙中山再次阐明自己的立场。他认为,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批评,体现了“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针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组织”活动的现象,孙中山强调“彼等”既加入国民党,就必须“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关于联俄问题,孙中山因重视苏俄援助,故告诉邓泽如等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我党,故资本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只有俄国及被压迫之国家与被压迫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但孙中山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斗争。那些“中国少年学生”确实曾经“竭力排挤而疵毁我党”,以便“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从整个批文的内容及口气上看,孙中山是在调和当时国共之间存在的对立情绪,因而他要邓泽如等人宽大为怀,捐弃前嫌,团结共产党人,不要因陈独秀等人“往时反对吾人,而绝其向善之路”[15]。
孙中山为国共合作所作的调解工作,为国民党改组及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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