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的国共合作
张国焘说:“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两党间的摩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的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的纠纷。”[1]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政策之后,在大敌当前的特殊形势下,两党曾一度以国民革命的大局为重,求同存异,进行了一段卓有成效的携手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内涵是极为广泛的,包括通过国民党改组实现的政治方面的合作;通过建立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叛乱,讨伐刘、杨,东征陈炯明,以及筹划北伐而实施的军事方面的合作;通过支持和指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而实现的在发动并壮大工农群众运动方面的合作;通过争取冯玉祥及阎锡山实现的在北方的合作,等等[2]。其中军事领域的合作尤见成效,而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则是国共合作最重要的成果。
1923年11月底,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提出并议决筹建军官学校。“一大”期间,孙中山将拟建的学校命名为“陆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该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选定了校址,并邀请苏俄军事顾问小组参与军校筹备工作。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宣告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是孙中山颇为信任的军事干部,他任校长后,亲力亲为,对军校的初期发展贡献良多,他也通过军校培养的军事干部及以此为基础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掌控了国民党的军权,并因此而崛起,成为国民党新一代领袖人物。
为办好军校,孙中山制定了办学宗旨,并亲自为学校制定了校训:“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驱,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3]从此,以“主义”建军成为军校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演说中表示,创建军校,“就是仿效俄国”“组织革命军”的办法,以夺取国民革命的胜利[4]。在黄埔军校的实际创建过程中,俄国人的“办法”通过蒋介石建议实施“政治工作制度”和“党代表制”,得到充分展现。
黄埔军校着重于初级军官的养成教育,因革命形势的需要,学制不过半年,故就军事教育而言,未必强于其他军校。但黄埔军校的最大特色是俄式政治工作制度,政治训练在军校教育中占有特殊地位。
军校创建之后,即按照苏俄的办法,设立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和宣传。曾以戴季陶、汪精卫、邵力子等为主任。为加强政治部的工作,廖仲恺等要求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党员张申府向军校推荐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张申府推荐了周恩来等人[5]。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戴季陶等扈从至京,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后军校扩大政治部组织,分别设立前、后方政治部,周恩来为前方政治部主任,随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包惠僧为后方政治部主任,留校工作。由于前、后方政治部均由共产党人担任主任,中共对政治部的控制影响大大加强。1926年中共党员熊雄担任主任之后,为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又在政治部增设政治指导员,制定了《政治指导员条例》、《政治教育大纲》、《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部服务细则》等。出任过军校政治教官的有胡汉民、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于树德、高语罕等人,恽代英曾任政治主任教官。
军校的政治教育也因此带上鲜明的“国共合作”色彩,对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军校中的政治课程及出版宣传刊物,几乎都充斥着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内容。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程有二十六门,其中包括《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国民运动》、《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内容涉及、三民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众多方面。1925年10月27日公布的军校党代表训令规定:“关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6]这使军校政治教育的马列主义色彩得到进一步加强。1924年11月和12月,香港报纸屡屡发表文章,称黄埔军校是“好战的布尔什维克老巢”,黄埔军是“共党布尔什维克赤色军队”[7]。这些文章虽有站在英国立场攻击中国革命的色彩,但也道明了黄埔军校建校之初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特征。
党代表制经蒋介石提议之后,由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明确规定:“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由应管官长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须遵照此程序”;“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8]。这一规定明显是对苏联红军建军原则的学习效仿。此制确立后,廖仲恺任军校第一、第二期党代表,汪精卫任第三、第四期党代表。党代表不仅在校一级设立,校属各部门也设立。军校内还建立了国民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学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以保证学员的组织性和政治忠诚度。军校所设国民党组织——黄埔特别党部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等五人担任执行委员,其下设分部和小组。中共也在军校内建有黄埔特别支部,是秘密组织,在军校内秘密发展党员,隶属中共广东区委。
1926年3月,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为中心,统一其他军校,成立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
在建立军校的基础上,国民革命军亦随之建立。1925年4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建立党军案。13日,廖仲恺提请中央下令将军校教导团第一、第二团组建成党军第一旅。不久,蒋介石受命为中央党军司令。7月3日,为统一军事,成立了国民党指挥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为最高军务统辖机关,委员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为,加伦为顾问。同时决定取消以省为别的军队名称,改称国民革命军,并陆续组建了八个军,沿用黄埔军校的治军原则,“党军”体制基本确立。黄埔党军及部分原来的粤军所组成的第一军是其基干队伍。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李朗如、林祖涵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军的政治部主任。
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作用不可低估。关于中共党员在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军政工史稿》一书作了如下描述和分析:
中共分子由党部进入军校,既取得可为本党党代表的资格,深知当时本党缺乏此类人才,乃装出技术人员的姿态,借以冲淡政治色彩。在本党或军校的邀请敦促下,始勉为其难,加入军校政治部工作。在工作当中,又表现出几种态度:(1)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担任。(2)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3)不信任不休。对于国民党党员之为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者,恭顺备至,每有所使,必达成任务,对其职务内应办之事,则全神贯注,力求表现,以时间和事实来换取主官的信任,非至主官全无戒心全权信托不止。(4)看后不看前。前一段完全在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待取得主官完全信任后,则关键不放松,不顾一切地贯彻共党所指示的原则,达成共党所赋予的任务。如汪兆铭继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即将党代表职务,交政治部代拆代行,事前不指示原则,事后不检查结果,其时政治部而正为共党分子把持包办,故(军校)三期以后的政治训练,几乎是共产党在主持。由军校渗入军队,从军校、党军至国民革命军,经第一次东征,讨伐杨刘,而至第二次东征,每次都有共党籍的政工人员参与,而且在作战中特别卖力,特别勇敢,尤其对于民众的策动工作,做得格外彻底。而每次领导前线政工,指挥政工作战的,好像都是周恩来,可说以共党分子为主体[9]。
1926年5月,张国焘在广州会晤鲍罗廷。在谈到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时,鲍罗廷说出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10]联系上引书稿中“你不干我干”,“劳苦毁誉,在所不计”的客观评价,不难看出中共及其党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国共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孙中山说,国共合作之后一年国民革命工作的进展,可以抵得上此前十年之总和。1925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下设外交部、财政部、军事部,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分任部长,鲍罗廷为顾问。广州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其组成、人事、施政等均由国民党决定,“党治”精神由军扩大到政。这一政权的建立,使南方的革命力量表现出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自己政治统治的气象和抱负。
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5年10月发动第二次东征,11月中旬解决盘踞东江的陈炯明部;同时发动南征,1926年2月中旬解决盘踞广东南路的邓本殷部。孙中山多年苦心经营但始终四分五裂的广东实现了统一。1924年12月,经与广西的李宗仁等接洽,国民政府任命李为广西绥靖督办,支持其统一广西。1926年3月,国民政府与李宗仁商定两广统一办法[11]。此后,广西统一于广东国民政府治下,两广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基地,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及其胜利进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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