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因应
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大总统,但他在“就职宣言”中称自己“初无政治经验”倒是大实话,就曹锟起家的个人经历而言,他不过是一介武夫,而且还是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武夫,在北洋派系中的资历与辈分也不算很高,对于北京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所须解决的种种难题,曹锟并无多少准备,也没有能力处理,在这方面,他甚至不如其北洋前辈段祺瑞和徐世昌。银行家卞白眉曾经在怀仁堂见过曹锟,他对曹锟近距离观察的印象是:“彼招众人坐,谈其发表对于财政等意见。东拼西凑,似是而非,然彼较介弟曹四(曹锐)先生似较真朴,比之张雨庭(张作霖)则逊其机警,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全在左右之待人否耳。”[1]另据时人所论,“曹膺选后,对其左右谈话,固喜不可言,但及其大政设施,则自觉全无准备,不知总统应如何做法,大有手足无措之象。幸某方代表告以现为内阁制,一切由内阁负责,总统但择任总理,即可端居无事,曹始放心”[2]。“某次长对曹条陈时事,曹不纳,某言大帅连庸医多不请,如何医病”[3]。言外之意,对曹锟的政治能力表示严重的怀疑,这些都与卞白眉的观察大同小异。故此,当曹锟坐上总统之位后,尚不及体验个人的虚荣,却需要面对内外种种令其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的难题。
以民国年间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处之弱势地位,得到列强的承认是历任北京当政者上任前后不能不看重的重要环节,曹锟同样如此。他在到北京上任前,就考虑到外国驻京公使团是否在他就职时前来觐贺的问题,因为此事关系到列强对他的态度,如果列强不予承认,他的总统地位也不会稳固。当时,正值“临城劫车案”的交涉期间,列强即以此为由表示是否觐贺须视该案如何处理,给了曹锟一个下马威。在曹锟“忍辱负重”,对列强作出诸多让步之后,列强总算是没有再为难曹锟。10月15日,外国驻京公使集体前往总统府怀仁堂,正式觐贺曹锟“当选”总统(详见本卷第五章第一节)。
有关临城劫车案的对外交涉刚刚了结,“金佛郎案”之交涉又起(佛郎是法国货币法郎当时的译法)。“金佛郎案”的由来与“庚子赔款”有关,1917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协约国成员,因此对协约国的“庚子赔款”延期五年支付。1922年,“庚子赔款”恢复支付,但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其时佛郎已经严重贬值,其实际价值仅及其纸面含金量的三分之一(佛郎当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因此如何赔付这笔款项即大有文章可作,关键在如何规定中法两国货币的兑换率。以当时的市场纸面价,中国货币1元可兑换8佛郎左右,而如果以其含金量换算则只能兑换2佛郎70生丁左右。因此,如果照其纸面价赔付,自于中国有利,而如照其所谓含金量赔付,则中国将吃大亏[4]。1922年6月,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谈到庚子赔款之各项账目和应付款项时,第一次出现“金佛郎实与纸佛郎有别”之语,从而埋下了其后中法双方争执的起因[5]。7月9日,中法订立协定,法方允将其应得之庚子赔款未付部分退还中国,用于办理教育事业、清偿中国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股金及作为中法实业银行远东存户存款五厘金券基金。但是,该项协定中提及佛郎时均写为“金佛郎”,显见法方有意为此埋下“伏笔”,而中方对此注意不够,未有明确回应。12日,法国公使傅乐猷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递送照会,正式提出中国向法国交付的庚子赔款“仍以金佛朗计算”,并称这“不过纯系履行辛丑条约而已”[6]。如照法方的提议,则中法协定中的各项数字均自庚款而来,自应以金佛郎计算,中方估计损失将高达6500万元,这不仅是将佛郎贬值的损失无理转嫁给中国,而且如果中国同意此案,则不仅所谓退款全成虚数,反要平白无故为此付出巨款,“似此增加中国经济上巨额之负担,实可骇异也”[7]。北京政府财政部经研究认为,法国的要求,“本诸辛丑条约精神,似亦不能谓为毫无理由,惟如果准予照办,则不但以佛朗计算之各国部分赔款,均须一律办理,即中政府所欠佛朗债款,亦难保不援例,要求以金佛朗交付,一出一入之间,关系国家利益颇巨”。为此,财政部将皮球踢给了国务院,表示“究竟如何核定办法之处,本部未敢擅决,理合呈候总理批示只遵”。国务会议讨论后,考虑到如果接受法方要求中国将受的巨大损失和各方的强烈反对意见,在12月15日议决,“以纸佛郎计算”[8]。2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照会法国驻华公使,据理驳回法国方面关于“金佛郎”的各项要求。
但是,法方并不因中国的拒绝而退让,而是节节进逼,毫不放松。1923年2月,法方以其控制的东方汇理银行扣留盐余和拒绝参加关税会议相威胁,限北京政府于10日午前答复法方提议。中方部分官员尤其是与中法实业银行有密切利害关系的王克敏等人,主张接受法方要求,实则是以此谋中法实业银行早日复业(该行于1921年6月倒闭),图谋个人私利。在法方的压迫和内部妥协的态度之下,2月9日张绍曾内阁会议,认为如果不同意法方要求,则法国庚款不能退还,中法协定势必推翻,中法银行存户受损,缓付五年之款必须在五年内分期摊还(原定可以延期之1945年),故“斟酌各项情形”,决定同意法方要求,以金佛郎定案,经大总统黎元洪批“可”,并在法方限定的时限前照会法国公使[9]。消息传出,引起舆论大哗,在习见之爱国与“卖国”的舆论交战之外,“金佛郎案”也被直系津保派用以为倒张阁的重磅炮弹。3月间,比利时等国亦援法国前例,要求他们所得的庚子赔款改以“金佛郎”计算,中国如接受,损失更大,更凸显北京政府同意法国要求之轻率。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金佛郎案”在国会搁浅,北京政府也不敢再轻易应承法方,中法间的“金佛郎案”又成悬案。
1923年6月黎元洪被逐,7月曹锟任用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希望通过王这样的“财神爷”筹措总统选举经费。王克敏随即鼓动曹锟承认“金佛郎案”,如此则中法实业银行立可复业,他即可“报效”大选经费200万元,加之“东方汇理银行扣存三个月盐余约百余万元,可以放还”,大选自不成问题[10]。但在外界反对下,王克敏未能就职,“金佛郎案”仍然拖延不决。
曹锟“当选”总统后,法国以承认“金佛郎”为退还庚款及参加关税会议的先决条件,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且联合英、美、日、意等国,多次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催促解决“金佛郎案”。10月3日,国会众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反对“金佛朗案”。11月,财政总长张弧因对此案消极而被免职,王克敏接任财政总长,他因为在中法实业银行的投资而与法国有密切关系,一直主张接受法方的要求。据舆论揭露,他上任后与法国公使就此谈判,双方达成默契,由政府绕过国会,秘密接受法国要求,为此,“法人所扣盐余,即陆续放还”[11]。其时正值吴景濂与高凌霨争夺阁揆,吴得知王克敏正与法方秘密交涉“金佛郎案”并将接受法方的要求,立即以此为借口,在国会对高阁发起猛烈攻击,责其“违约坏法,卖国营私”[12]。事情闹大后,全国舆论和反直派起而责北京政府及曹锟“卖国”,迫使政府不敢再有动作。12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向法、英、美、日等国公使递交照会,再次拒绝“金佛郎案”。1924年2月11日,法、英、美、日诸国公使再向北京政府递交照会,施加压力,但慑于社会各界及舆论的强大反对声浪及压力,北京政府对“金佛郎案”始终未敢承认。直到曹锟因第二次直奉战争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李思浩担任财政总长,再与法国谈判,法方仍以解决此案为落实华盛顿会议对华各项决议的先决条件。在法方的压力下,1925年4月,中法签订协定,规定法国退还庚款时以金佛朗折合为美元,再以美元折合中国货币计算,总数约为7556万美元[13]。中国实际上还是变相承认了法国早先提出的要求,以中国之财,让法国之利,又一次说明了面对强势列强的中国外交之弱势和无奈。
曹锟当政期间唯一的外交“亮点”,或可谓“中苏协定”的签订及中苏邦交的恢复。1917年苏俄爆发十月革命,苏维埃新政权成立后即不断表示愿意放弃过去帝俄在华享有的各项特权,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中苏双方的交涉一波三折,迟迟未能达成结果。曹锟当政后,经过中苏双方的艰难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有关文件,规定废止中国与帝俄所订之条约协定,归还帝俄在中国的租界,放弃帝俄之庚子赔款,取消帝俄之治外法权,等等(详见第五卷第五章第二节)。“中苏协定”签订后,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邦交恢复,并升格为大使级。7月31日,苏俄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向曹锟递交国书,这也是近代以来外国派驻中国的首位大使。“中苏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外交取得的重要成果。尽管“中苏协定”在实际上对中国国家利益仍有维护不及之处,如默认了苏俄对外蒙和中东路的实际占有[14],但“中苏协定”毕竟是中国与其他大国达成的完全平等的条约,较那些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所逼迫达成的不平等条约自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此前在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也是中外之间订立的平等条约,但因为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中德协约》的签订有其特殊性。“中苏协定”则是两个主权国家出于自主自愿原则而订立的平等条约,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更具示范意义,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打开的又一重要缺口,也是“五四”以后中国国家主权地位缓慢回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外交交涉因其专业性而有职业外交官群体应付,且在程序方面相对规范,尚无须曹锟亲力亲为,与之相比,内政方面更是问题多多,尤其是如何对拥戴他上台的亲信左右论“功”行赏,安排位置,实在是困扰着当政后的曹锟,使他不能不细加考量,躬亲过问,疲于应付。曹锟曾经自嘲说:“至北京后,一事未作,只终日下命令,某也将军,某也将军耳。”[15]人事位置的变动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牵涉到各个派系集团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利益关系,其重新洗牌的过程,就是各个派系集团为此你争我夺、明争暗斗的过程。直系内部的津、保、洛三派,原先是津保派合流,力推曹锟上台,位于舞台的中心,但曹锟上任后,津、保两派即互相争功,争夺位置,势成水火,洛派自居重要地位,形成津、保、洛三派鼎立、混战不已的局面。一时间,北京政坛闹得风生水起,争得不可开交。
10月15日,曹锟宣布封荫昌、刘冠雄、张怀芝、田中玉、马联甲为上将军,晋升令刚刚发布,便招来外交团对田中玉受封的质问,逼得曹锟只能劝说田中玉主动请辞,以敷衍外交团,好不狼狈。好在上将军不过是虚衔,并非实职,真正令曹锟费思量的是如何安排那些手下的实权派。
曹锟出任大总统后,他所任的直鲁豫巡阅使不能再由自己兼,循例应由副使吴佩孚递升,但是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却很微妙。一方面,吴佩孚是曹锟的头号大将,也是直系打天下的头号功臣,曹锟不能不倚重;但也正因为如此,吴佩孚对曹锟又难免功高震主之势,而且吴关心政事,干预人事,有其主见,给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之感,洛阳巡阅使署久有“第二政府”之讥,又使曹锟不无疑虑。曹锟曾经对人说:“吴佩孚干政过勤。如中俄交涉方有端绪,彼竟通电反对,甚至海军亦问,萧珩珊(萧耀南)亦问。库伦则拟保都护使,西蒙则拟保屯垦专使,京畿卫戍总司令方欲更动,渠即来电保奖张子衡(张福来)、王孝伯(王承斌)、萧珩珊之遗缺。”[16]加以吴佩孚自视甚高,为人自傲,比较清廉,在直系内部并不受待见,甚而有被同僚孤立之势,津保派对吴明面上敬而远之,内心里实图限制其发展,并不断在曹锟耳边说些吴的闲话,以引起曹的反感。第一次直奉战后,吴佩孚主张亲浙疏奉,准备未来对奉作战,津保派的多数则主张亲奉疏浙,目的是希望将吴的势力以对付皖系为名引向南方,减少其在北方说话的地位。因此,津保派不希望吴佩孚接任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而提议任他为粤桂滇黔川湘鄂经略使,移驻汉口,专事对南。不过,吴佩孚毕竟是直系当政的“功臣”和支柱,也是未来直系可能与敌对各方交手时曹锟赖以为依靠的股肱之臣,曹锟不能不考虑疏远吴可能引致的后果,反复思虑,还是在11月11日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同日又任命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王承斌为直鲁豫巡阅副使。14日又晋升王怀庆、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萧耀南、阎锡山为上将军。虽然曹锟煞费苦心,在晋升吴佩孚的同时,也安置了齐燮元、王承斌等人,但王承斌等并不满意。王承斌自认对于曹锟“当选”立有殊功,而曹锟确实也不想亏待他,本来内定由他接田中玉任山东督军,但由于山东将领的反对而未成。过后,王承斌虽出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却是吴佩孚的直接下属,吴对他抱有戒心,吴的亲信左右也都听命于吴,不拿他当回事,使王承斌对吴佩孚心生怨言。在直系内部,冯玉祥本因河南督军问题与吴佩孚不睦,埋怨曹锟“不知礼贤下士,老者以为老而无能,少者以为缺乏学问经验,致使谗谀之辈,乘隙幸进,遮蔽聪明”[17]。齐燮元地处南方,自成势力,有意自立门户。王承斌、冯玉祥、齐燮元都对吴佩孚不满,在此基础上结成了直系内部的“三角同盟”,他们的结合影响到直系团体的稳固,成为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重要远因。
武人的安排之外,文官的位置也令曹锟终日不得安生。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位置,是各派系集团争夺的焦点。自张绍曾内阁垮台、黎元洪被逐后,北京政府总理位置一直空缺,而以“摄政内阁”的名义处理政务。曹锟上任后,“摄政内阁”于法理已不合,决定辞职,但前总理张绍曾又在其中搅局。因为张绍曾从未辞去其总理头衔,此时尚有复职的幻想,因此不愿在辞呈上署名,理由是“此回是摄政内阁辞职,不是张阁辞职,焉有我署名之理?实际上张阁于六月十三日即已中断,六月十三日以后之事,非我所得闻,我未就摄阁职,亦不用辞。否则我若列名辞职,是我已认曾遥领摄阁,而六月十三日以来,摄阁所干之勾当,均将由我负责,我岂有如此笨法?且我于三爷(曹锟)交情,并未丧失,我上辞呈,三爷必一度挽留,届时我不回来,对不住三爷,我若回来,又不成话说,所以我只有不署一法”[18]。如此江湖语言,倒也表明张绍曾的“实在”。不过,张绍曾此时已是闲人,高凌霨等自奉曹锟亲信,哪里还有兴致陪他玩,所以干脆不理张绍曾,而在10月10日曹锟就任的当天径递摄阁辞呈,“摄政内阁”从此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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