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潮纷争
“摄政内阁”结束后,总理位置再不能空缺,但由谁出任总理却成了曹锟的头号难题,并由此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剧烈的拥阁与倒阁潮。
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自恢复法统后,即以包办曹锟大选为己任,……日与直系要人蝇营狗苟,以徼私利”[1]。他为的就是总理职位,而曹锟也曾表示,“如大选成功,余必借重阁下,秉政中枢”。再加有津派的全力支持,吴景濂因此而踌躇满志,内定阁员人选,筹措组阁经费,对总理职位势在必得,每每与人言:“恐怕免不了出来牺牲一下。”[2]但是,“摄政内阁”存立期间一直由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高自认对曹锟“当选”总统及处理国务有“大功”,对出任阁揆自然当仁不让。高凌霨不似吴景濂那般高调,而是暗中与亲近曹锟的保派要员勾连,采用迂回之法,向曹锟建议,“正式内阁,须容纳南北人才,以示无把持政权之野心。且于国会闭会期间,组织正式内阁,似有不尊重国会之意”[3]。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由高凌霨暂代总理,阻止吴景濂上台,再伺机扶正。
直系津、保两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态度一致,共同对外,但对于总统“选”出后如何组织新政府,却为了各自派系的利益而产生尖锐的矛盾,津派支持吴景濂,保派支持高凌霨,两派互不相让,使曹锟难以取舍。吴佩孚及洛派对津保派在总统选举一事上的操切之举向有不满,吴佩孚曾经拍案大骂王承斌、吴景濂等“陷大帅于不法,此一般非法劝进之徒,非严惩不足以谢天下”[4]。因此,吴佩孚“极为反对”吴景濂组阁,甚而批示云:如改吴姓(吴景濂)则不过问[5],以示其决绝态度,以此给曹锟施加压力。吴佩孚还联合齐燮元、冯玉祥等实力派,提议由职业外交家、政治态度比较中立的颜惠庆组阁,以解决外交、内政种种难题。
面对此等矛盾重重的派系纠葛,曹锟亦觉无奈,又难下决断,只能采取回避矛盾、维持现状的办法,在上任后于1923年10月12日令高凌霨暂代总理,作为新阁成立前的过渡。
吴景濂企望出任总理而未成,颇为不满。吴的左右认为,“非取得内阁大权直可谓之根本失败,前功尽弃而已。……苏洛两方对兄均无善念,而某派人运动反对为自取计者则尤力也”[6]。其实,所谓旁观者清,早有人告诫吴景濂,“曹家成功,兄未必能见容于直派,观高(凌霨)、吴(毓麟)、熊(炳琦)、王(承斌)之内讧,即可以测将来,兄势成骑虎”。[7]但吴景濂并不甘心如此,为达组阁目的,他利用自己控制的国会左右开弓,一方面散布如提名颜惠庆组阁国会决不通过的舆论,另一方面又利用“金佛郎案”等猛力攻击高凌霨。吴的做法引来高凌霨的反弹,他在保派支持下,“吸收反吴派诸议员,停止各小政团津贴,俾令窘迫来归”,并成立宪政党,由王毓芝任理事长,高凌霨等任理事,以入党者每人每月津贴200元的代价,诱惑议员参加,“主要目的,则在推倒吴景濂,使并议长而不可得,丧失国会之地盘”[8]。为了推倒吴景濂,保派议员还提出议长三年任期已满,应予改选,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吴景濂则依据新宪法提出,总统应在国会正式开会后七日内提出新任总理人选,逼曹锟表态。
津、保两派争斗愈演愈烈,令曹锟实在头疼。吴景濂已成众矢之的,仅仅是吴佩孚的反对,就难以起用;高凌霨和颜惠庆有吴景濂把持的国会作梗,也难通过。曹锟最后只能决定并弃吴、高而不用,在颜惠庆的推荐下,改请技术官僚、曾在袁世凯时代担任过外交和财政总长及代总理、时任税务督办的孙宝琦出任阁揆。孙与贿选及派系相争无关,长期浸淫政坛,资格老到,为人温厚,关系圆滑,对他的提名比较便于通过。10月30日,曹锟将孙宝琦组阁案提交国会,津、保两派争斗的战场又因此而转到国会。
11月5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孙宝琦组阁案。保派的意图是,拖延国会对内阁案的表决,尽量延长高凌霨的代理任期,再作打算。“因国会自身在众议院议长改选问题未解决以前,不能讨论总理同意案。故此案至于最后之可否决定,尚须经过相当时日,而曹、高亦并不切望孙宝琦之通过,即正式内阁成立愈迟,则高凌霨代理之局愈可继续维持现状也”[9]。吴景濂自然洞悉高凌霨的用心,便反其道而行之,令己派议员猛烈攻击高凌霨的劣迹,并同意孙宝琦组阁,俟搞垮高凌霨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天开会时,吴景濂提议投票表决孙宝琦组阁案,但反吴议员提出吴景濂的议长任期已满,要求先行改选议长。结果,反吴与拥吴议员均言辞激烈,直至演出全武行,吴景濂亲率院警参与殴击反吴议员,致会议无法正常进行。8日,“吴景濂求见曹锟,诉说其帮助大选之苦及始终拥护总统之诚,请曹设法清弭院内推翻议长之风潮,曹以院内事‘无权干涉’答之,吴悻悻退出”[10]。
此后,众议院多次开会讨论孙宝琦组阁案,但皆以拥吴与反吴议员的激烈对峙而流会。12月18日,众议院再度开会,拥吴议员借“金佛郎案”猛攻高凌霨并提议通过孙宝琦组阁案,而反吴议员则认为吴景濂已失议长资格要求他退出位置,双方最后大打出手,吴景濂被投掷的墨盒击伤头部,反吴议员多人被院警拘禁并殴打。随后,反吴议员向京师地方检察厅起诉吴景濂,并要求高凌霨保护议员安全。还有人煞有介事地提出,“院内屡次飞掷墨盒,意气用事,人人自危。请将议席所有墨盒尽行撤去,易以铅笔、硬纸,遇投同意票时,用点喝法令议员就国务委员席上写票,可以免去危险不少”[11]。19日,高凌霨下令撤换原派院警,另行派员接替[12]。吴景濂及其同党认为:“政府既下如此强辣手段,我方非谋最后办法,则同人已无在京立足之余地。”[13]遂于21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并通电声明“对于本院职务既不能行使,个人行动亦复失其自由,爰于本日往津调养,惟自出京以后,众院一切行为皆属非法”[14]。经过此番争斗,本已因“贿选”而声名狼藉的国会形象更是江河日下,而吴景濂与高凌霨双方互相攻击,大揭老底,也可谓两败俱伤,形象与做派较为“超然”的孙宝琦得到多数国会议员的认可,1924年1月9日孙宝琦组阁案在众议院被通过,阁揆争夺在曹锟上任并历经三个月的激烈政潮之后总算暂告一段落。
孙宝琦上台后,在曹锟的授意下,组成以保派人物为中坚的内阁,并发表其政见为:一、以宪法统一中国,着手内政之清明;二、增加二五关税,以从事内债之整理;三、收回领事裁判权,以增加国际之地位。但孙宝琦发起召开的“和平会议”,未得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等反对派领袖的回应,所谓“宪法统一”自无可能;增加关税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均需列强点头,诚非短时可办,3月12日驻京公使团开会讨论中国财政问题,决议要求中国速行整理无担保及担保不确实之外债,迅速偿还逾期外债本息,在中国未整理外债以前不给予财政援助[15]。列强的态度对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孙宝琦提出的三项政见实成空文。
孙宝琦内阁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财政困难。北京政府的财政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无时不在困窘中度日,而直系当政时期的财政困难尤甚,借债无方,加税无术,只能靠临时借支和滥发钞票维持一时。曹锟上台后,“原欲军警及机关满发一个月薪饷作面子,讵筹划多日,今日支配军警十成,机关只二三成,大失所望,财源之竭,可见一斑”[16]。孙阁上任时恰逢1924年年关,官吏欠薪“无术支配发放”;军警饷项“现已积欠六个整月之久”;“他如各军来京索饷代表,仍困居旅馆,因川资告罄,均有不能出京之势也。猪仔两院议员岁费,经秘书厅及行政委员会推出索薪之代表,向中央屡次交涉,均归无着”[17]。就连一向筹款有方、号称“财神爷”、被曹锟寄以厚望的财政总长王克敏,对此等困境也无可奈何。他就任后,几项筹款计划均因内外反对而搁浅,财政只能靠借支和发钞解决。王克敏又与孙宝琦不甚睦,“连日孙请王发院费十万元,王无以应,孙不得已,拟自向银行暂借十万,以盐余作抵,王亦不允,孙恐不能维持”[18]。结果,“因院中经费无着,诸事停顿,无法进行”[19]。双方的矛盾为阁潮重起埋下了根子。
王克敏缓解财政危机的招数是解决德发债票案。虽然孙宝琦慑于外界舆论反应,担心又有“卖国”的嫌疑,对此持有异议,而王克敏担心受孙宝琦和国会的掣肘,不能自主行事,固示辞职,又向曹锟“对于财政上尚有切实陈说,并虑及疆吏对彼之态度,及国会间感情之恶劣”。曹锟则担心财政问题不能解决,政府即不能维持,对王克敏表示支持,一方面派人向孙宝琦疏通,一方面对王克敏“慰藉之者甚至”,使王可以放手去作[20]。
德发债票是德国持有的湖广铁路、津浦铁路、续津浦铁路和善后大借款德国债票的总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拟将湖广、津浦、续津浦债票等作价赔偿战胜国中国,双方自《中德协约》签订后,即为此续有交涉,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中国要求德国赔款甚巨,德国所承认者甚少,因相差甚巨,当局者不肯负责交涉,致令久悬不决”[21]。王克敏就任后,希望通过承认德国的条件得到这笔款项,缓解财政困难,但国内舆论认为,此案“一为便宜德国,二为徒供军阀内争之用”[22],表示异议。而且王克敏行事隐秘,对外不公开,对国会不报告,更引起国人过度的警惕,担心其间别有条件,又将使中国吃亏。国会不少议员以德发债票案“牺牲太大”,承办此案的德华银行代表菲格与王克敏关系暧昧为由,强烈反对此案,多次提出质问,认为“赔偿问题为我国对德取得债权,收回债票问题,为我国对德免去债务,皆为参战应享之权利。今政府交涉结果,所谓取得债权,既如彼所谓免去债务。又如此处置失当,万口莫辞。政府办理此事,类皆严守秘密,故无论损失至如何程度,人民无从得知。即有起而质问者,事非亲历,言之必不能详,政府即可拾一二与事实不尽相符之点,加以否认,以为搪塞之计。此种情形,皆政府对于国会无诚意之表现。事关国家前途甚巨,议员等为维持民国利益起见,难安沉默,特提质问,希将所列各点,迅予答复,或将全案披露,以释群疑”[23]。眼见此案在国会难以通过,王克敏准备绕过国会,直接由政府签约。得知王此议后,国会于5月16日通过决议案:德发债票应依法先交由国会核议,政府不得擅与德国缔结关于本案之任何协约[24]。
正值围绕德发债票案的争执趋于激烈时,王克敏与孙宝琦的关系也在恶化。王克敏自恃有曹锟作后台,一手包办德发债票案,从来不向孙宝琦通报;及至出席国会时,王克敏又避而不往,结果使孙在国会大受责难。孙不肯替人受过,力主将德发债票案提交国会通过后再由政府签约,却遭到阁员的反对,但孙宝琦“主张坚定,不少迁就,且谓予主张坚定,不少迁就,且谓予已暮年,不能作政治上之牺牲”。又称“此事与叔鲁(王克敏)无伤,不妨试演一番,以敷衍国会”。孙宝琦希望借此打压王克敏的气势,但却遭到阁中保派成员的反对,内务总长程克认为,“此例一开,则国会议员,将寻常事故,以生风浪,不但我辈危险,即总理亦时有受查办之虞”。因为孙宝琦与王克敏的矛盾,致曹锟对孙宝琦也日渐冷淡,乃至孙“入府晤曹,每不获见,白有要公,则答以且候电话,而候电话之结果,亦仅能会晤王毓芝,请其将事转达而止。孙以为一责任内阁总理,常请命于一府秘书长,一怏怏不快”[25]。一怒之下,5月29日和6月2日孙宝琦两上辞呈,对曹锟和阁员施加压力。曹甚不满,“谓其无能”[26]。但孙宝琦同时却又出席众议院,担保将德发债票案交国会核议。阁员们对他这种举动大为不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顾维钧领头,以“现在国务总理业经辞职,一切枢要无人主持”为由,跟随孙宝琦同时提出“共同引退,免误大政”。惟孙宝琦和阁员均非真心辞职,而在争德发债票案之责任。经过斡旋,6月3日内阁会议议决,将德发债票案向国会报告而不交议,由阁员出席说明政府办理经过,“希望国会与政府共同合作,俾得立时解决,以免被人破坏”[27]。并以事成后补发国会两个月岁费为钓饵,疏通议员勿再反对此案。
1924年6月7日,中德两国订立《解决中德战争赔偿及债务问题换文》(即“德发债票案”)及《结束放发中国扣留之德侨私人财产换文》、《解决德华银行事务换文》等文件[28]。据此,中国获得德国赔款4400万元,再加清理德侨财产及德商债务由德国政府代为清还,赔款总数约为8400万元,但实际所获多为债票、息票,现金赔款有限[29]。此事以中德双方各自让步而告最终解决,中国毕竟通过德国的赔款而获得了一定的补偿,也为北京政府提供了一定的财政经费,所谓“参战而后,未发一兵,未遣一夫,得此巨数赔偿,不可谓非意外。”[30]
王克敏以解决德发债票案提供财政经费见好于曹锟,却使孙宝琦以内阁总理名义承受国会议员的责难,两人关系因此而极度恶化,无法共事,致政潮再起。孙宝琦称病避居京郊私宅,王克敏也不到部视事,但两人都照常批阅公文,可见他们都希望赶走对方,而并无自己下台之意。内阁停摆,政务停滞,曹锟既对之不满,又颇感无奈,既不能偏王压孙,让好不容易组成的内阁垮台;又不能偏孙压王,放弃已经到手的金钱实惠,只能左右支应,撮合双方。在曹锟的授意下,内阁成员外交总长顾维钧、农商总长颜惠庆、交通总长吴毓麟、教育总长张国淦于6月13日往孙宅见孙宝琦,调停孙、王之争。张国淦告孙宝琦:“主座慰留,实系诚意,某等奉喻前来,特请总理回京。府方对于叔鲁之所为,已大不满,但为大局起见,殊不便更易生手,仍望大家合作。叔鲁经各方之责备,亦已悔过,以后当到部负责办事,并随时出席阁议,某等担保,必可听总理指挥。”他们代表曹锟来此并有此言,也算是给足了孙宝琦面子。但孙宝琦却不买账,大发牢骚说:王克敏“决难共事”,因其“不到院不到部,实际上议员攻击责任内阁,而予为之作箭靶矣。最近如德发债票,若何重大,彼乃一手办理,事前毫不通知予等,及出席国会,彼反不往,令予一人负责。此种行为,施之友朋私交,尚属不可,而况阁员对于总理。予忝居揆席,以责任内阁言之,事事须负责,而叔鲁对于内阁,则适自视为局外之人。今后财政上之措施,一言蔽之,功在彼而过在我,我老矣,岂能永作叔鲁之牺牲品乎”。因此,他强硬地表示:“非免我职,即免叔鲁职,斩钉截铁,言尽于此,此外若有所言,即画蛇添足矣。”[31]四位阁员闻此,颇觉尴尬,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但也因此对孙有了反感,其实不利于孙宝琦在与王克敏的争斗中争取盟友。不过,在他们的极力说和下,孙宝琦总算是同意回城,却又坚持以王克敏到部视事及出席内阁会议作为双方和解的先决条件。16日,王克敏在城中设宴,邀集孙宝琦及阁员参加,意在缓和关系,但孙宝琦却未出席。王克敏以退为进,干脆在次日向曹锟提出辞呈,孙宝琦不甘示弱,也在21日向曹锟告假。
在孙、王相争中,吴佩孚认为,孙宝琦“比较的总算忠厚老成,确曾隐示拥护,王克敏则素非洛吴所喜”。当曹锟向他征求意见时,吴谓“主座于此若不秉公主持,殊无以白于天下”;并有电致孙,“语多称誉,仍劝即速回京视事”,表示推重[32]。吴佩孚的态度本对孙宝琦有利,但孙宝琦似乎不及王克敏的身段柔软。26日,孙宝琦面见曹锟,曹锟劝慰他,“担保王克敏到部视事,出席阁议,并奉承总理,在现在无适当继任人时,务请维持其一两月。且王筹款不无辛劳,德款甫决,似不便即挥之而去”。还说:“王当亲谒总理,说明一切,以后当无隔阂,我因此事近日颇为焦急,望以国事为重。”孙宝琦却不知进退之道,不仅没有答应曹锟所请,反而请曹锟准许他出洋,游说列强同意召开关税会议,增添了曹锟对他的反感[33]。同日,吴毓麟宴请孙宝琦、王克敏及内阁成员,调解孙、王矛盾,王克敏向孙宝琦当面致歉,孙则称“我对君个人并无恶感”,但这种表面的敷衍远不足以消除双方内心的芥蒂。事后,孙宝琦仍请总统府秘书长王毓芝转告曹锟,“如借重王克敏,请免予职,否则请准予假”[34]。其实,“府曹之对孙殷勤,本非诚意,徒以孙既不能走,又不能免,长此相持,财王反受其影响,……是以亟拉孙归,冀以化除财王之困难也”。孙宝琦则以为,“我看他人既必须叔鲁,叔鲁又恋恋不舍,则我亦何必过为已甚,贻世人以热中之诮。”[35]他这种执拗的态度使曹锟及其左右大为不悦,曹嘱人告孙:“请勿赶王克敏走,王走我亦走。”[36]至此,孙宝琦知道自己这个总理实在干不下去了,遂于7月1日向曹锟提出辞呈。曹锟本拟照例慰留,其左右却乘机进言说,孙宝琦辞呈中“头晕目眩,肝胃不和,即明指元首不明左右蒙蔽,致内阁不和,曹一听大恼,遂曰王叔鲁非留不可!孙非免不可!不问其他”[37]。“府派早有去孙决心,难得其自行呈辞,即立准所请也”[38]。7月2日,曹锟准免孙宝琦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暂行兼代国务总理。时年方三十六岁的外交家顾维钧由此而第一次出任总理要职。
顾维钧代理总理,本为暂时性质,曹锟属意于由颜惠庆出组新阁,因为颜系老资格外交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过去曾两次组阁,具有行政经验,与保、洛两派关系良好,且颜与孙宝琦有亲戚关系,可以借他平息拥孙派议员的反对。但国会中的反对派议员仍然借此发难,声称“国务总理既经免职,其国务员之资格,当然因连带关系同时消灭”;何况“今孙已免职,既无总理,所代为谁?”“宪法未推行于全国,而先破坏于北京,同人本护宪之主旨,难安缄默”;要求曹锟“迅将违宪代阁撤销,并将所有孙阁阁员一律免职”[39]。他们还声称“非收回顾代阁令,不议颜阁同意案”[40],结果形成政治僵局,顾维钧这一代就是两月有余。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经过各方疏通,国会才作出妥协,于9月12日通过了颜惠庆组阁案,顾维钧卸下总理职务,仍然担任外交总长[41]。
直奉战后的北京阁潮,反映了北京政府时期政治的典型生态之一——派系纷争。这种派系纷争,有派系间的,亦有派系内的,时急时缓,时疏时紧,有时到了恶质化的程度,但基本上是党同伐异,而又你中有我,其间并无严格的政治分野,没有政治理念或基本政策的差别,而主要是出于派系集团自身利益的考量。自袁世凯败亡之后,北洋军系没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以地域、出身、教育背景等等为结合的派系崛起,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争夺中央和地方权力,阁潮就是这种争夺的突出表现之一。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的职位,其实际职权究有多大是一回事,但其名义却关乎政治合法性的诉求,是各派系集团都很看重的。再加上国会制度的设计,国会议员对内阁的同意权,成了看上去似乎在政治上无所事事的国会最具实效的权力之一,议员们自认为可以摆布阁员,在组阁问题上屡屡翻云覆雨,议员的态度也是与各政治派系集团结合的产物。然而,由阁潮所代表的国会政治,只是派系政治的结果,却与民众生活少有交集。当议员们在国会里慷慨激昂地论辩,甚而演成全武行时,民众对此却冷漠旁观,难有感动。不久之后,这个在民众眼中失去政治信用、在军阀眼中失去利用价值的国会就成了历史的过客与陈迹。
外交交涉或许是20年代北京政治中比较特殊的领域。派系集团的政治纷争与不稳定的北京政局,构成了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职业外交家的活动舞台与政治背景。如顾维钧所言,在外交政策与实践方面,这一代职业外交家经常看法一致,即坚持维护中国主权,愿意尽最大努力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平等地位;有关主权问题,中国不应该屈从外国[42]。但是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理想与努力经常受制于派系纷争,“金佛郎案”和德发债票案都可为其中例证。受过西方政治文化熏陶的顾维钧等,对此深感不满而又无可如何。顾维钧坚持,“我一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感到兴趣,我的夙愿是实现修订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无意于卷入政治活动和政治竞争”[43]。然而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与现实政治作必要的妥协,仍是顾维钧等无法避免的选择。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顾及另一方面的事实,即在北京政治最为纷乱的20年代前后,是民国年间中国职业外交家比较能发挥所长、从而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历史时期。他们在中国的弱势地位下,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运用自己的外交谋略,挽回了一些过往失去的权益。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当时北京政治的运作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京政治的后台老板——军阀派系,更关心于他们生死攸关的派系间或派系内的争斗,而将外交事务留给了职业外交家们,从而使他们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曹锟曾对其亲信之一吴毓麟这样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何况在当时情况下,自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外交家已经建立了相当声誉,任何派别当政,都不会忽视利用这样的政治资源。吴毓麟曾对顾维钧说:“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44]正因为如此,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可以比较放手地处理外交事务,他们也真正懂得如何在时代环境下办理外交。同时,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的聪明之处也在于,他们抱定这样的宗旨:把非职业之外的事情“留给政客们去干,我们决不插手,以免被外界误解为我们属于任何军事集团或政治派系”;我们“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接纳我们”[45]。虽然顾维钧等无法完全避免卷入国内政治斗争,但是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超然于政治纷争之外,从而保证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活动空间。所有这些,发生于动荡不已的北京政治生态环境下,不能不令后人深长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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