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组织的正式分裂
(一)共产国际及苏俄分化国民党的政策
政党内部总是难免出现因思想及政治立场歧异而导致的派系分别。国民党创建伊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两个因素淡化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一是严峻的政治斗争环境,迫使党员求同存异,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二是孙中山作为全党领袖的崇高威望,在关键时刻能化解矛盾,有效维持党在组织上的统一与团结。
然而,随着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不断升级,国民党由政治思想分歧发展到了组织分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部分国民党人士顽固反对国共合作激化了内部矛盾,一些共产党人在处理两党关系时表现的“左”倾幼稚的行为倾向,以及孙中山的去世使原有的内部矛盾调解机制不复存在之外,苏俄及共产国际实施的分化政策以及中共对这一政策的实践,应该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苏俄及共产国际分化国民党的具体做法,首先是在国民党内区分不同派别。在国共合作期间,苏俄及共产国际涉及国民党的文件,很少笼统地称谓“国民党”,而大多是具体的将其区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主要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国民党的成员大多属于中派和右派。鲍罗廷给苏共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中的一段话,清楚地体现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派别划分:“自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即左派取胜以来,国民党右派在党内开展了反对左派的运动,他们希望孙逸仙仍然忠实于同他们的老关系,帮助他们把不合他们心意的人驱逐出党。但是,孙逸仙自己反而越来越左倾,特别是当他确信,只有同左派在一起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因此,国民党右派除了离去,别无出路。……当我们谈论中派时,必须注意到,实际上他们至少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方面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中派分子。不能说中派分子已经完全转到我们方面反对整个右派。不,他们仍然希望同右派中的那些他们认为不是自己的思想敌人,而是不理解孙逸仙的真正主义的人和解,对这些人应当加以教育。”[1]这些看法明显反映出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派别划分及其不同政策,即坚定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
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主要是对待苏俄及共产党的态度,及其对待帝国主义、军阀和工农群众的态度。其中对待苏俄的态度至为关键。鲍罗廷称方瑞麟为右派,理由就是方反对中俄1924年5月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左、中、右派区分出来之后,苏俄主张实施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以便通过左派来支配控制国民党。鲍罗廷曾表示,苏俄在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2]。为此,他明确主张“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3],并将在国民党内建立左翼势力视为俄国人在中国的一项使命。1925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问题以及我方(苏俄)支持以孙逸仙为首的左派的必要性问题,在全会工作中占据突出位置”[4]。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指出:“我们现在需要坚持加强国民党左派(中派)的方针,因为右派正在加紧组织起来,并把国民党以外的反民族分子网罗在自己周围。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会可能迫使我们同右派分道扬镳,应当对此做好准备。”[5]
俄国人甚至企图改变孙中山的立场。孙中山本人虽然采行了联俄容共政策,但他的想法是丰富复杂的,他的行动受到国民党内外环境的影响,反映出一定的摇摆性。这既使苏俄不满意,也让苏俄感到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方式影响甚至改变孙中山的立场,从而有利于苏俄在中国的长远布局,也有利于中共革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强他自身的左派倾向”,并“利用他的左倾”,实现俄国在中国的目的[6]。
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乃是苏共及共产国际在其内部划分左、中、右不同思想及政治派别政策与实践的延伸。苏俄及共产国际为维持其政党的政治“纯洁性”,强调党内斗争,定期清洗门户。这种政策在中国首先延伸到中共党内,而当苏俄企图按照苏维埃路线改造国民党时,又自然延伸到了国民党内。列宁逝世之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有反映。《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指出:“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生死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目标。”[7]
在国际政治背景上,托洛茨基是鼓吹世界革命,力图使中国“共产主义化”的重要角色。在“赤化”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领袖转而谋求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发展。其目的在于通过瓦解英、美和欧洲其他国家控制的远东殖民地,与列强竞争。如果他们在中国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世界上又有了一个共产党国家,共产国际也就可以在斗争中成为赢家,并因此多少挽回在欧洲实施共产革命惨遭失败所失去的面子。而且,如果共产国际在中国推广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对于斯大林也将是一大打击。因为斯大林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计划,主张先集中精力于本国,镇压或封锁自己的反对派人士,不让他们大量逃到中国去[8]。
中共显然已卷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政争。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托洛茨基问题的决议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1917年以前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9]
在卷入苏俄及共产国际内部斗争的过程中,中共早期领导人甚至在理论上还有某种程度的“创造性发挥”。例如,早先尊崇托洛茨基的瞿秋白在翻译介绍斯大林的有关论著时,就采用“改译”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将斯大林并未点名批判的托洛茨基直接冠以“托洛斯基派”即“托派”名称,并将其作为列宁公开批判的对象。另外,瞿秋白以斯大林的理论为依据,反复强调列宁对托洛茨基“无间断革命论”的批判,并在自己的有关文论中,将其置于苏共党内展开的“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大战的政治背景中加以分析发挥。这“表明瞿秋白改变了原先尊仰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从此坚决站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内‘正统’派别这一边,不断地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等”[10]。
在国共合作的实践中,中共自觉地执行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政策。从1924年4月开始,共产党的舆论刊物《向导》登载文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划分,宣扬打击右派的政治主张。在一篇题为《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的文章中,中共人士指出:“凡是一个大党,内中总难免含有若干派别,简单的分左、右、极左、极右及中央五派,这是主义及政策实施时自然的结果。”文章认为,虽然在实际政治运动未展开之前,国民党内还说不上有真的左、右派的意见发生,但“将来国民党在政治上实际运动丰富时,左、右派政见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11]。实际上,无须“将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当时已经在对国民党作左、中、右的划分了。这年7月,陈独秀在致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国民党内基本上只有“右派反共分子”,“左派”仅戴季陶一人,但也只是一个空头理论家,孙中山及其身边的人全是“中派”[12]。
次年5月,《向导》刊登了《何谓国民党左派》一文。文章认为,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现象”,这就是“党员群众之左倾”。文章表示,“我们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准备帮助国民党左派的,并且希望全体忠实的国民党员都是左派”。文章提出了“左派”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标准:彻底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其附属军阀、买办阶级;恪守孙中山确定的“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苏联携手的方针”;与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决裂;实施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政纲[13]。
当戴季陶出面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后,中共批判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加剧。迨西山会议召开,国民党正式分裂,而戴季陶因与西山会议派有瓜葛,他连同他的同情者均被指为“新右派”。陈独秀在《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中对国民党历史上的派系区分作了陈述。他认为,国民党内早就存在左、右派之分别,只是于今更甚罢了:“最初是孙、黄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陈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中山先生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最后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重新提出了划分左、右派的标准:在理想上,左派将帝国主义当作一种制度来反对,右派仅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左派在推翻军阀之后是要建立民主国家,右派则只是建立现代的贤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实施联俄,与共产党合作,保护农工权益的政策,右派则反对这一政策。文章最后表示,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必须赞助国民党的左派而反对右派”[14]。
孙中山及国民党内一部分领袖并不认同对国民党作左、中、右的政治派别划分。作为全党领袖,孙中山显然不能仅仅以某一派的首领自居。如果说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相对居“中”或偏“左”,这是对的;但若说他是“中派”或“左派”,则很明显是对其思想政治立场的误解。其他一些国民党领袖为避免国民党组织上的分裂,也尽量在言论及行动上采取调和的态度。如蒋介石于廖仲恺遇刺之后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就明确指出:“我们学校里,我们党军里,没有什么共产派与反共产派,完全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完成国民革命。”[15]同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对党员发表演说,再次声称:所谓“左派”、“右派”都是“我们的同志”,表明了反对在党内区分左、右的立场[16]。
事实上,国民党内部政治思想分歧虽日益严重,但左、右两派共同之处仍然不少。如汪精卫,当时被视为左派领袖,但骨子里仍然具有人们指斥的“右”的倾向,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宁、汉合流了。就是对于自己极力主张的接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汪精卫仍然保有政治思想防线。他曾说: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生命定要发生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17]。
尽管如此,苏俄及共产国际分化国民党的政策仍然发挥了相当明显的催化作用。在其他一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国民党内部很快也有了左派、右派的说法。“左派”具有褒义,是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对象;“右派”具有贬义,是打击的对象。而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也逐渐公开化、白热化。胡汉民访俄与拉菲斯谈话时承认:在左、右分野日渐明朗化的形势下,“国民党不是把党内的右派分子看作在孙中山旗帜下进行斗争的同盟者,相反,是把他们作为叛徒看待。因此,国民党左派主张开除他们”[18]。这就不可避免导致了国民党组织的分裂。
(二)西山会议与国民党的组织分裂
1924年10月,利用直奉战争之机,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直系统治崩溃。不久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乃宣言北上,途经上海、日本、天津,于12月抵达北京。孙中山北上,国民党干部扈从者甚众,一段时间内,北京俨然成为国民党领袖聚集的另一个中心。而聚集北京的又多为被共产党视为“右派”的人士,于是反共活动得以迅速开展。
1925年1月中旬,冯自由、谢英伯、马素、邓家彦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他们上书孙中山,历数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内信仰不一、组织混乱的现象,并提出“挽救方法”七项[19]。与此同时,邹鲁、谢持等成立“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发出通告,公布弹劾共产党的宣言。该两个组织于3月8日召开合并大会,宣布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与会者共二百余人,唐绍仪、章太炎等十六人被选为理事。俱乐部成立后,发表宣言,称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国民党的形势日益恶化。指责共产党“欺蒙总理,佯称归顺国民党,实则利用本党名义,自图发展,为祸本党。彼等接受俄国运动费,收买青年,欺骗劳工。彼等百计谋不利于本党,高唱放弃外蒙,作俄人走狗,阻碍党务,骂本党最大多数同志为反革命、非党人,以赤化本党”[20]。俱乐部成立于孙中山病危之时,明显表现出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左派”分庭抗礼的姿态。
针对这种情况,汪精卫等于3月10日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将冯自由等三百二十名党员开除党籍。两天之后,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以后一段时间,“反共”的鼓噪暂时平息,左派势力增长,国民党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倾向。6月3日,国民党中央声明,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并不意味着“赤化”。7月1日,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遂有“党国”之称。而在京的“同志俱乐部”则宣称:在共产党存在于党内期间,广东政府一切政令无效;在共产党问题未解决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职务,由同志俱乐部代理。
1925年11月23日,林森、谢持、邹鲁、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等八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等两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张继、谢持两名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大会”。因会议在西山召开,故又被称为“西山会议”,与会者及其支持者则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广东方面认为,当时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委员及候补委员总人数为五十一人,而这次号称“全会”的会议只有十三人与会,未达到法定召开“全会”的人数,因而斥之为“非法”。
邹鲁对于会议是否够法定人数有另一种算法,即不将候补中执、监委员计算在内。他说,当时中执委共二十四人,胡汉民被放逐在俄,熊克武被捕在狱,不应计算在列;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等,因本身系共产党人,自不许列席。这样,实际委员只有十八人,而十八人中已有十人出席,故在中执委中,出席者已居多数。中监委共五人,已有谢持、张继出席。吴稚晖署名召集会议,并出席了第一次预备会议,担任,吴也称自己是“西山会议派”。邓泽如虽未到会,却赞助过经费。监察委员五人中,除了蔡元培在国外与会议没有关系外,其他人都与会议有关。他的这种算法,暗示会议是合法的,至少是得到多数中央执、监委的支持的[21]。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经过四十三天讨论,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及一系列决议案。《宣言》称:“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党团之作用。”“共产党员忠于共产党主义,虽违信誓,原无足责。在本党则自有主义,自有工作,虽推倒帝制,扫除压迫,与共产党同其步趋,然中俄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斩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22]。为“彻底解决”共党分子在国民党内的“跨党问题”,会议作出取消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将他们开除国民党的决定。
对于联俄政策,会议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会议通过《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告同志书》,指出:对于“在国际上互以平等相待的国家”,国民党当然和他携手,“但是携手并不是卖身投靠式的”,而是以平等的地位相互协助。“若是苏俄采用帝国主义手段”对待中国,那他就是“本党的敌人”[23]。会议特别指控鲍罗廷“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溃”,提出并通过了解雇苏俄顾问鲍罗廷的议案[24]。
对于左派领袖汪精卫,会议作出开除党籍六个月的处分决定。有关“判决书”指出:“汪精卫违反总理容纳共产派归化本党之本意,与顾问俄人鲍罗廷朋比为奸,扰乱本党组织,破坏本党纪律,以致客卿专政,共产党入揽大权。”“判决书”列举了汪精卫“罪孚叛党,行同卖国”的九个方面事实[25]。与此同时,会议还作出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取消政治委员会,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广州移至上海,恢复孙中山逝世后因反共而被开除者的党籍,《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应由党审定决议发行等一系列决定。
针对这种情况,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授权国民政府全力制止“西山会议派”召开“二大”,并“下令通缉叛党分子归案严办”[26]。共产党则通过《政治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批判“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行。
1926年1月1日,西山会议尚未结束,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二百七十八人。会议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主持下,作出接受总理遗嘱,完全继承“一大”制定的政纲,修正党章,发布宣言,整饬党纪的决定。会议决定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龙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十二人提出书面警告,责其改正。戴季陶以个人名义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造成不良影响,由大会予以恳切训令,促其反省。会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除戴季陶继续当选之外,所有“西山会议派”成员都被剔除。在新当选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有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等七人;在三十二名候补中执、监委中,共产党人有毛泽东、韩麟符、路友于、邓颖超、詹大悲、江浩、谢晋等七人。在新组成的中央党部中,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彭泽民任海外部长,汪精卫任宣传部长而以毛泽东代理,李大钊任北京政治分会主任。另外,与共产党关系甚密的陈公博、邓演达、徐谦、顾孟馀、甘乃光、宋庆龄、何香凝等也纷纷当选。很明显,经过“二大”,被视为“左派”的国民党党员及共产党人已经在“一大”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27]。
“西山会议派”则在上海另立中央,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抗衡。1926年3月29日,该派人士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宣言,继续坚持反共立场,主张用“全民政治”取代共产党主张的阶级专政的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合于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理论上无资本主义之立足点,即事实上亦无发展资本主义之可能。……故由资本主义形成之阶级,不复能显著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主张阶级斗争,实不合社会之需要,盖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28]。
西山会议以及广州、上海两个国民党“二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在组织上的正式分裂。由于在人数上占多数,加之据有两广地盘,有地方政权及军权的支持,有俄国人作后盾,广州方面在多数国民党人的心目中,仍然居于“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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