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正红案及反帝宣传运动的发起
二月罢工后,中共一方面在上海健全各厂基层工会组织,筹组纱厂总工会;另一方面则在酝酿新的罢工运动[1]。在沉寂了几个月后,上海日商纱厂的罢工运动于5月初再次爆发。
先是青岛日商大康、内外棉、隆兴等各纱厂工人在有中共背景的秘密工会领导下,于4月中旬相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优待工人。既是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青岛与上海的罢工运动遂密切相连。4月17日,沪西工友俱乐部派江银卿到青岛了解情况,随时向上海报告[2]。4月24日,青岛工人派出代表到上海,寻求上海工人的罢工支援,沪西工友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刘华在工人集会上呼吁如果青岛罢工事件不在五一节前解决,上海工人应以罢工相援助[3]。不过,由于其他几位工运领袖均赴广州出席5月1日开幕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4],因此,刘华等人似乎想等到15日从广州回来后再决定是否罢工,暂时赞成采取轮流怠工的手段以打击厂方[5]。
4月30日及5月1日,内外棉十二厂、七厂工人因厂方推迟发放工资而停工抗议。在随后的几天内,内外棉八、三、四、十五等厂及同兴纱厂、日华纱厂等厂工人因为工资发放制度及工人解雇等原因而有分散的怠工与罢工行动,罢工工人与日商间的对抗渐渐升级[6]。然在5月8日的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留在上海的工会领导人李立三认为,基于时机及他种原因,当时“无相当罢工之必要”[7]。因此沪西工友俱乐部力劝罢工工人回厂上工[8]。10日,内外棉三厂、四厂与十五厂的罢工工人均复工。就在这一天,青岛纱厂工人经调停也复工。
上海日商纱厂主断定罢工运动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在背后操纵,决定对受其影响的工会采取强硬态度[9]。日商在沪各纺织会社相互约定,凡关于工人与公司间纠纷,决不与工人以外的人交涉。7日,上海日本纺织厂同业会决定不承认“不纯之劳动组合”,同时表示如因此而引起罢工,则立即关闭工厂,并要求工部局与中国官方严厉取缔工会活动[10]。
5月14日,内外棉第十二厂复有七名工人被解雇,引起工人骚动,该日夜班工人以怠工表示抗议[11]。内外棉厂方即贴出通告,称自15日夜起至16日,第十二厂与第七厂停工。但15日晚,仍有工人五六百名到厂门口要求上工,否则应领取半数工资,遭厂方拒绝。这批工人遂开始捣毁机器间与厂门,与厂方人员及维持秩序的日、印巡捕发生冲突,日人开枪,工人伤七人,其中重伤三人[12],第七厂工人顾正红因伤势过重于17日晨在同仁医院死亡[13]。是为影响深远的“顾正红案”。
顾案发生后,中共上海地委即接到报告,同时作出三点决议:一、控告东洋人致死工人二名,提起诉讼;二、发宣言;三、宗旨以不扩大罢工为要。先以东洋人惨杀工人问题,要求群众各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14]。次日,上海地委又召开三十五个团体集会,决议成立“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15]。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一、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这些宣言、通电,在当地各报并直寄京沪各报发表;二、由各团体发起,筹募捐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三、由各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运动”[16]。
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向全国各地党团员发出动员令,号召发动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要求“各地应即邀CY组织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17]。在当天举行的中共党团宣传联合会议上,李立三并提出,应“极力宣传运动,联合各学校,各团体作一有力的运动,作一大示威运动”。会议就此作了相应的初步部署[18]。不过,由于当时发现已有的宣传“未能冲动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担心极明显的“纯粹无产阶级大活动”会招来政治压迫,并恐无法控制群众的情绪致酿事端,22日的会上决议取消游行大示威[19]。
基于二月罢工失利的经验,李立三等人在五月工潮来到时,主张缓进,“以免政治上之压迫和经济上的恐慌”[20]。“顾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及上海地委主要的计划似是先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引起各界同情,以争取经济与政治上的援助。宣传的主力则是各校学生,同时与国民党密切合作[21]。而对于已罢工之工人,则以分发“罢工维持费领取证”的形式,先稳定其心理[22]。
为扩大宣传,5月24日,中共以内外棉厂工会的名义为顾正红举行追悼大会,《警务日报》称参加者在五千人以上[23]。淞沪警察厅、奉军第一军、闸北保卫团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区、四区、五区、九区、妇女部及各分部均有代表参加[24]。
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上海日商纱厂工潮发表宣言,“对于日人在中国境内无理由枪杀中国人民之暴举,表示严重抗议”,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等[25]。国民党上海市第四区党部拟与沪西工友俱乐部合作,并向工人宣传罢工运动已得到国民党的大力支持[26]。姜维新亦在回忆中称:“顾正红案”发生后,国民党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开过一次几百人的会,内容是动员上海各校学生支援工人斗争[27]。其他以积极行动表示对“顾案”声援的还有中华救国十人团前团长唐豪、中华民国各团体联合会前会长周霁光、奉记玻璃厂经理陈翊庭等人[28]。
到26日,形势似乎较前几日有利,中共决定发动学生在6月2日前到租界上“做一次很大的游行演讲的示威运动”[29]。27日,共青团宣传部长、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召集宣传委员会会议,与会委员均系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学生,会议决定援救罢工工人及被捕学生,并着重提出反对工部局“三提案”,以争取工商界对工人、学生广泛的支持[30]。
“三提案”是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提请纳税外人会讨论通过的修正印刷附律案、增收码头捐案、交易所领照案。此三项提案与取缔雇用童工案也合称“四提案”。修正印刷附律案中规定:凡印刷或发行任何报纸、小册、传单等新闻、宣传纸类者,需向工部局或其本国领事注册姓名、住址;并将印刷者之姓名地址载明于页首末,否则处以300元以内罚金或者三个月监禁等。增收码头捐案规定:租界内之人,如将货物过海关或在码头上起卸转运,需抽捐,捐数以该货关税3%为限。交易所领照案则规定:凡华人在租界内开设交易所,均须向工部局登记领照,否则不许营业[31]。工部局提出这些提案,其目的可能是在增加收入,并加强对租界舆论的控制。由于宣传自由度的关系,中共对印刷附律特别反对。上海学联在4月间曾与上海市民协会等团体曾组织“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并组织了演讲队[32]。而工商界由于经济利益所系,对“三提案”及限制雇佣童工案等纷纷表示反对。于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成了党派与工商团体共同反对的对象。而中共与国民党方面亦抓住此一时机,利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机关媒体及其他形式积极发动宣传运动[33]。4月15日的纳税外人年会因外界反对声浪剧烈,加之法定人数不足,未能成会。但是工部局仍在筹备召集纳税外人会临时特别会议[34]。矛盾趋于激烈化。
28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将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发动各校学生上街演讲[35]。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开始动员各校学生进行募捐支持罢工工人[36]。
一般认为,“顾正红案”的消息被租界当局有意封锁,外界不知情,当工人向学生请求援助时,学生便开始募捐演讲[37]。但征诸史实,“顾案”发生后,5月16日至19日,上海几大报纸连续几天有相关报道,“顾正红中四枪毙命”亦被列为标题以引起读者注意[38]。不过,由于驻沪军警因贩卖鸦片产生严重冲突,以致发生炮轰海关巡艇、奉军军官开枪哄斗等要案,这些消息便成为同一时间内上海各报关注的大新闻[39]。因此,当时各大报纸的版面被“烟土案”占据大半,而日纱厂工潮案无形中便不大被人所关注。在此情势下,中共党团组织为引起群众对工潮的注意与同情,便集中主要精力发动学生上街演讲[40]。而当时上海华界实际上处于江浙战争之后的过渡性无政府状态[41],所以中共党团的发起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并没有受到当局多少干扰。
正如古鸿廷所指出的,尽管顾正红的死在中国工人与日本工厂经理的冲突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在中共党支持下的群众干部,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把它发展成了一个要求日本经理作出许多让步的大运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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