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的南京路事件

5月30日上海学生到公共租界演讲,既是出自中共的决定,亦与30日前发生的其他几项重要事项相关联。
(1)援救被捕学生。5月23日,文治大学学生施文定、谢玉树因在租界为救济罢工募捐而被捕。次日,又有两位上海大学学生因参加顾正红追悼会,持旗路过租界时被拘捕。30日正好是会审公廨开庭审判被捕学生之日^[1],所以,到公共租界演讲及去“新衙门”声援被捕学生为学生上街的重要原因之一^[2]。
(2)呼应上海各界对工部局“三提案”的新一轮抗议浪潮。4月底经工部局的活动,公共租界纳税外人会决定于6月2日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印刷附律、增收码头捐、交易所领照及取缔童工四提案,引起上海华人社会各界的抗议。自5月29日起,报端便可见到许多团体公开抗议工部局“三提案”的消息,特别是总商会与纳税华人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均有函电反对^[3]。因此,学生上街与当时上海正在形成的抗议租界当局“三提案”运动有重要关系。后来在宣传中,学生也是将反对“三提案”与抗议“顾正红案”,援救被捕学生等要求合在一起,其目的在增加宣传的效力,以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同情支持^[4]。
(3)声援青岛日商纱厂罢工工人。5月25日,青岛大康、内外棉、中日各纱厂七千多工人因当局下令解散工会而全部怠业,并拒绝出厂。驻济南日本领事要求地方当局取缔此项行动,山东督办张宗昌即以“工人恃众妄动,已属妨害治安,法所必惩,况与外营业安全有关”,下令严厉处置。29日派海陆军警同时前往,以武力压迫,将该厂工人驱逐出厂,工人持械抗拒,军警当场击毙工人一名,伤十余人^[5]。中共决定发动学生示威运动,与青岛罢工工人处在紧急情势之中应有一定关系^[6]。
(4)除响应中共的决定外,学生上街似与上海国民党人的幕后运动亦有关系。马超俊即称,上海学生的上街是由他在获知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召集孙文主义学会与上海各工团干部商讨,并与上海各绅商团体协商,决定于30日发动各校学生与工人商民等合组宣传队,揭发日工厂枪杀工人暴行^[7]。实际上,当时上海各校学生中,国民党员占多数^[8],许多学生对国民党的力量较为看重,如5月24日发生学生被捕情事后,林钧等人便去找叶楚伧想办法^[9]。
30日,按照规定的计划,上海各校学生共三千多人到租界,手持“反对越界筑路”、“实行经济绝交”、“反对印刷附律”、“反对码头捐”、“抵制日货”、“援助被捕学生”等字样的旗帜传单,以“上海学生会”的名义,沿途分发演讲,张贴传单^[10]。按照公共租界当局1923年8月公布的法令,政治性集会是被禁止的^[11]。所以演讲一开始,租界巡捕便予以干涉,学警间的冲突随之发生。
30日下午1点钟左右,演讲已在南京路附近到处举行。三人一组,一人演讲,两人在旁挥动旗帜分发传单^[12]。当演讲者与挥旗者被租界巡捕扣押送至巡捕房时,其他学生则随之跟进,要求一同被关押,这是指挥者特意安排的,目的是使租界警务当局无法应付^[13]。到2点45分左右,形势愈趋严重,一名英国巡捕在试图驱散人群时受到攻击,随之有六名中国人被捕,而大批人群又涌进了巡捕房的审判厅。当警方好不容易将人群驱赶出去,外面的人流拥堵在永安公司附近,混乱中,又有两名巡捕遭到攻击,甚至有人试图抢夺他们的手枪,巡捕则开始用警棍与警棒为自己开辟一条路回到巡捕房,他们称有中国人已在叫喊“杀死外国人”。英籍捕头爱活生(Everson,Edward William)在此种情形下,遂下令开枪,以恢复秩序。当场打死四人,多人受伤。在六名送到山东医院的伤者中,又有三人不久死去^[14]。
在随后的几天内,事件继续恶化。5月31日,继续有学生成群结队地到租界南京路上分发传单,呼吁店铺主响应总罢市总罢工。6月1日,复有群众到南京路,租界当局声称有人在攻击警察并破坏汽车与电车。尤其在南京路与浙江路的交叉处,人们掀起了路石,扔向正在努力驱散人群的警察与消防队员。巡捕遂又开枪,当场打死一人,十七人受伤^[15]。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2日,又有人在柏克路与“新世界”附近与商团队员发生冲突,两名美国商团队员受轻伤,巡捕遂开枪,又致一名华人被击中死亡。其他示威群众与租界巡捕及外人间零星的冲突则不断发生^[16]。4日,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被工部局警务处封闭。形势异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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