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
苏俄与共产国际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十分明朗:一是将国民党视作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力量,并利用国民党领袖希望获得援助的心理,引导该党走上联俄的道路;二是不满国民党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希望通过与共产党合作的方式,逐渐改变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与组织结构,使之最终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三是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内部划分左、中、右的政策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实行分化甚至分裂国民党的政策,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壮大左派,使国民党成为实现苏俄在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目的的工具。可以说,至少在理念上,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中是偏向维护中国共产党的。
但从实践层面考察,苏俄与共产国际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并没有袒护中国共产党,因为苏俄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国家利益。由于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因而当国共两党发生冲突时,苏俄往往迁就的是更加可能在将来左右中国局势、相对有实力的国民党一方,而较少因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这是苏俄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或不一致之处。
这种矛盾在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例如,“廖案”发生后,经过对与事件有牵连人员的清查制裁,右派势力受到压抑,左派势力抬头。当时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定在国民党“二大”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党籍,争取在选举中执委时,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并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但驻上海的苏联领事却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主意,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一道,去与参与过西山会议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谈判,结果达成妥协,表示中共没有包办国民党党务的企图,且通知各地党部多推举国民党人出席“二大”,不希望在中央委员的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当选人数,并要求孙科等回广州参加“二大”会议。以后,国民党中央同意戴季陶返回广州。而张国焘到广州之后,也反对共产党“包办”国民党左派,主张将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这样,当“二大”选举时,在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七人,比计划的三分之一少了将近一半。在十二名中央监察委员和八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绝大多数。会议虽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部分人士予以了处分,但妥协的倾向已十分明显。
在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这种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事件发生时,鲍罗廷已离粤,陈延年刚从上海回来一天,在广州的共产党人陷入手足无措的状况。远在上海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张国焘等一开始甚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获得确切信息之后也没有提出任何处理意见。只有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陈延年、聂荣臻等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并具体分析了反击的各种有利条件[1]。
但是,苏俄方面却有自己的认识及主张。穆辛在一份标记“绝密”的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提纲中承认,中山舰事件无疑是由“俄国同志即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在军队中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促成的。他举例说,军队集中管理进程的加速,政委制的过快推行,过于粗暴的政委制条款,和对这一条款的粗暴运用,对中国将领的过多监督,共产党人的过于突出,他们过多地占据重要职位,以及对中国将领(包括对蒋介石本人)常常采取没有分寸的“同志式的”无礼行为,所有这一切,都加快了事件的发生并使矛盾激化[2]。罗加乔夫关于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也承认,突出共产党人的地位与作用,军队集中统一工作速度过快,忽视为蒋介石这样的军队将领“提供服务”的必要性等,是“我们的错误”[3]。这一切,无疑会影响作出反击的决策。
在广州的共产派力量弱小是苏俄不赞成反击的重要原因。苏联顾问季山嘉曾明确表示左派无力与蒋介石对抗,不赞成反击。正在广州的苏联视察团团长布勃诺夫则担心与蒋介石对抗会影响未来的中苏关系,认为反击会“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并且为共产党“完全力所不及”[4]。尽管他认为中山舰事件“无疑是一次针对苏联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半暴动”[5],但他却认为事件处理并不过分,“无杀人之事”,共党方面并未“丧失任何一个重大的革命成果”,因而主张对蒋介石让步[6]。
苏俄顾问的意图,在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中表示得最为明白。他指出:“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我之所以赞成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太冒进了,忘记了他们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我深信,迄今为止,我指的是近几个月,或更为确切地说是近一个月,我们作出了种种使蒋介石与我们和与国民政府疏远的事情。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7]既要准备将来除蒋,又要考虑当下的利益,这充分展现了苏俄在处理国共关系时面临的矛盾。苏俄的这一决策,决定了国共合作局面的继续存在,也预示了双方关系必然彻底决裂的发展方向。
在苏俄的影响下,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继续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对此,张国焘解释说:“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8]为执行对蒋妥协的政策,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广州。张到广州后,召开了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广东区委执行。张在会见蒋介石时,向蒋“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9]。这就在事实上接受了蒋介石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处理。
这种暂时妥协的策略直接影响到后来对待“整理党务案”的立场和态度。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一月之后,鲍罗廷回到广州,很快同蒋介石达成三项协定:1.共产党接受蒋介石关于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建议;2.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击右派的措施;3.鲍罗廷明确表示支持北伐战争。鲍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示说:“中共应接受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局势,承认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整理党务案》,同时协助他领导北伐。”[10]有此指示,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很难拒绝接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有关整理党务的决议,结果“整理党务案”“丝毫没有什么争执”,便获得通过[11]。
不仅如此,中共方面还对接受提案的“正确性”作了一番论证。会后,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整理党务案,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有所规定,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分子,对于此项议案并没有表示异议。所以没有表示异议者,因为共产党员以为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顾虑的。共产党员并不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共产分子的议决,包含着侮辱的意义。”[12]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中央的函件中更是明确表示:“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13]
不过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除妥协之外,也拿不出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周恩来记述说,国民党二中全会期间,中共党团研究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问题。中央专门派去指导与会中共党团的彭述之引经据典,证明不能接受,但问他不接受又该怎么办,他却没有一点办法,只好让大家讨论。但讨论了七八天,仍然毫无结果[14]。尽管最后张国焘用了周恩来说的“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求大家签字接受,但与会中共党团成员拿不出适当办法应付局面,也是促使张国焘作此决定的重要原因。
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共的妥协态度,蒋介石对苏俄军事援助迫切的现实需要,以及出于这种需要所作出的承诺,使国共合作的局面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内因共产党跨党并从事党团活动而产生的矛盾冲突表面上得到了缓解,这对解决当时国共两党共同面对的主要矛盾即两党与外国列强和北方军阀的矛盾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处理国民党内复杂关系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实力与地位得到上升,这虽然包含了最终消灭异党,实施集权专制的严重隐患,但客观上却有利于对北方的军事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的妥协对于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是有贡献的。正是在妥协换来的继续合作的背景下,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出师北伐的决议。一年以后,国共两党的密切配合促成了北伐第一阶段的胜利。不过,在获取这一胜利之后,维系两党关系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分道扬镳也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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