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后执政府的内部反应

“五卅事件”发生前夕,执政府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段祺瑞解决“金佛郎案”的办法引起舆论的广泛抨击;教育总长章士钊因对北京学潮之强硬处理被全国学界攻讦而自请辞职;宣传已久、饱经挫折的“关税会议”之召开又似遥遥无期;5月28日,张作霖因对“金佛郎案”的处理不满,通电带兵入关,意在改造政府。舆论多认为执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中,似已无法继续其统治,如何维持其政权诚属疑问^[1]。然而,“五卅事件”的突然爆发却给了执政府一个极佳的可以继续维持其统治的机会。
5月30日事发当天,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即向北京报告^[2]。执政府对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其措施对内主要是安抚民众的激动情绪,避免因攻击外人而导致事态的恶化,同时将上海已形成的罢工局面尽量设法导入控制轨道;对外则以强硬态度表示抗议,并藉“民意”作后盾,以迫外人让步,而获内部转机。
6月2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讨论沪案,通过四项决议案:一、各阁员对租界当局以武力摧残手段对付无辜学生,多表示愤慨,认为有辱国体,要求政府应即时彻查,秉公交涉;二、当即向驻京使团领袖意使表示严重抗议;三、速派曾宗鉴、蔡廷幹等赴沪查办;四、急电该地军警长官镇扶商民,切戒越轨行动,免贻外人口实^[3]。
6月6日段祺瑞发布执政令,对国民宣告政府对五卅事件之态度:“此次上海租界事变,市民激于爱国,自徒手奋呼,乃垒遭枪击伤杀累累。本执政闻之深滋痛惜。除饬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外,已遴派大员驰赴上海慰问被害人民,并调查经过事实,期作交涉之根据,而明责任之所属。政府视民如伤,维护有责,必当坚持正义,以慰群情。尚冀我爱国国民率循正轨,用济时艰。本执政有厚望焉。”^[4]
对上海罢工工人安顿问题,段祺瑞似乎倾向于依靠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料理^[5]。虞氏此时正在北京参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之会议。段祺瑞在接获“沪案”消息后,即派虞以“淞沪市区会办”的名义返回上海调处。为协助虞处理“沪案”之交涉与善后,段又命令在教育部精选职员数名,6月1日随同虞洽卿乘专车南下^[6]。
北京公使团认为,“沪案”发生的关键在于上海地方无负责之高级长官,以致“毫无毅然处置之法”,因此要求执政府派重要官员前往弹压,或派兵前往上海^[7]。6月5日,段祺瑞向领袖公使意使翟禄弟(Cerruti,Vittorio)表示,以前正是因为上海有军事长官及军事设施,所以内争频生,故最后宣布裁撤;但他同时表示,要陆军总长吴光新考虑办理派兵一事^[8]。不过,由于江苏和上海当时实际是奉系的势力范围,所以派兵的主动权最后落到驻节天津的张作霖身上。11日,张作霖派其子张学良率奉军赶赴上海^[9]。13日,张学良带领“东北陆军教导团”二千二百余人抵沪。此前,江苏省长郑谦已奉段祺瑞与张作霖命令到达上海。
为表示对民众爱国热情的支持,“沪案”发生后,北京政府一些要员甚至也参加群众游行,或者吊祭五卅牺牲者的仪式^[10]。据英国方面的情报,学生的四处串联宣传活动得到政府免票待遇^[11]。正如索克思(George Sokolsky)评论的那样:中国政府的动机从总体上来看无疑是有政治用意的,只要罢工与混乱还在继续,北京的现政府便能暂保其统治,因为没有谁愿意来处理这种乱局^[12]。不过,对此时的执政府来说,其行动更多的是维持各种势力间的平衡,以从中得到实际的政治利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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