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日纱厂二月工潮
所谓“五卅事件”一般系指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公共租界巡捕开枪射杀中国平民、学生及相关案件,其直接原因则是当年2月开始的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及“顾正红案”。
1922年7月,劳动组合部被封闭后,上海的工人运动趋于低潮。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吴佩孚镇压,中共的工人运动工作更是陷于沉寂状态[1]。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即成立农工部,下辖工人运动委员会,进行工人运动宣传[2],并以组织工友俱乐部、开设平民学校等形式发动工人[3]。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该会决议强调“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此次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特别指出“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4]。会后,中共中央调李立三、项英等人来沪,旨在加强工会运动。8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成为中共发动工运的重要基地。
1925年1月11日,中共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东方部派维经斯基(Voitinsky,Grigori)出席,会议就工人运动的方针与策略作出决议。2月,中共中央及其上海地方委员会开始组织罢工委员会,成立指挥机关[5],开始发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
二月罢工的缘起,据共青团上海地委之报告,本为(上海日商内外棉厂第八厂)“资本家开除男工以养成工替换”,而“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工人,对于此次罢工煽动实颇有力”[6]。罢工于2月9日先从内外棉东西五厂与七、八、十二厂开始,后波及内外棉其他各厂及其他日商纱厂,到19日,已有二十二个日商纺织厂,3.5万余名工人卷入了罢工运动[7]。各厂罢工工人均提出了罢工要求,从六条到九条不等。其内容各厂大致相似,其中都提到“不准打人”、“每人工钱按照原数加十分之一”、“罢工期内工钱照常发给”等[8]。而沪西工友俱乐部号召工人罢工传单中所提要求更有“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增加十分之二”,较各厂所提条件高出一倍,同时又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应属于政治性要求[9]。
罢工一开始,在沪西工人俱乐部领导下,纱厂工人组织纠察队、“打厂队”等,以暴力手段扩大罢工范围[10],招致日纱厂业主的怨恨,事态亦趋于严重化。2月10日,内外棉九厂、十三厂和十四厂有十六个日本人在与工人冲突时受伤[11]。15日,在丰田纱厂更发生工人殴伤日人案,七名日人受伤,其中一名日人原田于3月1日死亡,引起重大反响[12]。上海的外国媒体多肯定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其实得到了工厂较好的待遇,而对共产党势力煽动操纵罢工表示不满[13]。
应日商之要求,日本外务当局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认为上海纱厂罢工已“暴动化”,并且“已非专对资本家之单纯劳动争议,而带有排外之性质”。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罢工,保护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安全[14]。同时,日政府准备派遣日驻沪海军陆战队上岸[15]。上海日商纱厂联合会亦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取缔“教唆煽动罢工之团体”。在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给公共租界当局的信函中,日商更认为“此次工潮之全部过程,证明其为具有周密计划之运动之第一步,该项运动系在苏俄以及与苏俄保持密切联系的国民党过激分子之影响下”[16]。租界当局则表示对罢工已给予“严重关切”[17]。26日,因罢工工人冲击租界,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逮捕了五十多名所谓“煽动分子”和“胁迫分子”(邓中夏亦在内)[18]。
在日本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外交部于2月21日致电上海特派交涉员陈世光,要求认真查办此次纱厂工潮案[19]。淞沪警察厅随即下令,自17日起对罢工煽动者实施逮捕政策,并在二天内逮捕十六人[20]。罢工运动受到严重打击。
由于形势对罢工不利,自20日起,一些罢工工人开始自动回到工厂上工。22日,在罢工运动趋于疲软的情形下,罢工工人与各路商界联合会代表集会商讨,准备让步[21]。25日,大康纱厂罢工工人绝大多数已自动复工,裕丰纱厂、同兴纱厂也先后开工,多数内外棉纱厂工人也来厂登记[22]。25至26日,日本纱厂主代表与工人代表在总商会谈判,交涉员陈世光与警察厅长常之英出席,最后议定条件四项[23]。27日,纱厂工会开始动员工人复工,罢工遂告结束。
此次日本纱厂罢工,中共原将其视为“生死关头”[24],因此作了各方面的部署动员。尤其邓中夏、李立三等人负责的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的发动与组织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这次罢工运动评价甚低[25]。然而,经由此次罢工,中共在工运中的影响扩大了,尤其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得到锻炼,为此后上海工运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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