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中各种势力的利用
正如丁应求所论:“五卅事件”并非外人在华所引起的第一次华人流血案,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以其抵抗规模为最大,大部分的外国人不了解为何罢工发生于日英纱厂,而不是工作条件更为低劣的华人纱厂[1]。其实一个历史事件及群众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发动者宣称的理由真的非常充分,而主要是看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相关各方面对此是如何反应及利用的。“五卅事件”发生后,中外各方面的反应意义重大,盖它们从各个方面塑造了此后中国历史的面貌[2]。
(1)苏俄
“五卅事件”一发生,即有人指出此案与苏俄关系密切。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报告中提到,5月31日苏联驻沪领事馆曾召开会议,决定向莫斯科请求指示,并指示利用此事进行宣传,鼓励工人全面罢工[3]。6月10日,英大使馆参赞告诉中国外交部,该馆“已得确实报告,证明俄国驻京大使正从事煽动”,要求中国方面设法制止[4]。英国伦敦《每日新闻》甚至称,英国对华抗议暴动之照会,应直接交递莫斯科,不宜照会北京政府[5]。对运动背后苏俄势力的存在,英人似乎掌握了相当的证据[6]。中国国内亦有类似舆论,如江亢虎在事发之初,即直称“此事起因与内幕,全由俄共产党人向学界、工界煽动而起”[7]。
苏俄在中国的宣传,无疑是“五卅事件”发生的背景之一,特别是在日本纱厂罢工运动中,其角色异常重要。但是如果认为苏俄在上海刻意直接煽动而发生“五卅事件”,似还缺乏明证[8]。3月21日至4月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只是指出被压迫国家的共产党如果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那么他们是有着“巨大可能性”的。然而正如郭恒钰认为的,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有着决定意义的[9]。“五卅事件”发生后,苏俄针对“五卅运动”拟订策划宣传纲领,在宣传上推波助澜;在军事上则加快对南北亲苏军事势力的援助,以达到改变中国政治现状之目的,则是不争的事实。故鲍罗廷说“我们未曾造成五卅惨案,而五卅惨案乃为我而造成”[10]。
苏联学者认为:“据现有文件判断,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爆发毫无关系,该运动对它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事件。”[11]但俄共与共产国际在了解已经形成的局面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6月25日决定派维经斯基去中国,并采纳斯大林“务必推进,不要害怕加剧”的指示,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的形式进行中国革命运动。同时莫斯科建议中共提醒运动的所有参与者,不要采取可能引起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行动,又命令所有在华苏联工作人员言行要格外小心谨慎,不要显出苏联参与中国事件的痕迹。指示中建议对“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张作霖发动“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同时要求对执政府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直至把它“驱散”,并且建立“有国民党人参加、依靠冯玉祥部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新政府”[12]。
“五卅”罢工的结束,更直接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命令相连。7月底,在接获中共关于运动衰退情形的报告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无论如何要把罢工斗争与召开中国社会团体全国会议联系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只有在近期即8月初召开全国会议的情况下,才能把罢工拖延到会议召开前结束。”同时,该委员会根据来自中国的报告及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既然“运动正在走向低潮”,那么“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并“要提出据以可能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13]。
因此,尽管维经斯基与加拉罕等人认为,在当时“前景可观”的情形下,“想把上海的罢工运动尽可能地拖下去,以期出现进一步扩大和高涨的局面”[14]。但是在接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后,他们即制订了一个将上海与香港的罢工运动“刹车”的行动纲领,要求中共放弃全国性口号,转而采用地方性与经济性口号,为与外国企业主的谈判和缩小罢工规模创造条件。他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保存已经发展起来的上海工会组织,亦即在运动的低潮时期如何组织退却,否则可能会走入一条死胡同[15]。同时鲍罗廷亦在1925年9月22日的广东政治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中止省港罢工运动[16]。
(2)中共
1925年的上海,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对民众运动的竞争,后者显然已占据优势地位。国民党除马超俊在上海建立的“孙文主义学会”有些活动外,其重心系在广州[17]。但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重视程度并不够。维经斯基在4月22给加拉罕的信中,曾抱怨鲍罗廷最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的通报,对在中国解放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几乎未曾注意到[18]。然而,“五卅事件”为共产党人提升自己的地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就是陈独秀撇开国共党内合作而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小团体发展为在全国有政治影响的无产阶级政党[20]。
事件发生后,中共从多方面开始其宣传运动,争取运动的领导权。筹备中的“国民通信社”及“热血日报”被提前成立[21]。许多学生被派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宣传活动,中共与青年团组织都在酝酿扩大。中国共产党人亦从莫斯科赶来上海参加领导工作[22]。在苏联学习了许多工运经验的何今亮则从海参崴赶到上海,主持上海总工会的工作[23]。
运动一开始,中共强调“五卅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在6月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中,认为这次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为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的铁血镇压政策。”[24]到了运动后期,如在8月18日的宣言中,中共则直接了当地将运动与中共的领导联系起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奋斗,不论是成功是失败。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罢!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宣言还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公开宣告于世人:“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25]
不过,中共中央在南京路事件发生后,对民众运动的突然高涨亦有点感觉意外。张国焘回忆说,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既不能对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唯有“增强民众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外对内的根本问题”。但又认为,如果口号提得太激进,对普通民众而言,则可能适得其反。所以直到6月5日,中共才发表告民众书,但并未说明用政治解决此一事变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张认为这个文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中共力量的局限性[26]。
(3)国民党
“五卅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反应常被人忽视,然而在一些地方的群众运动中,其角色实不容忽视,而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利用亦有相当之成果[27]。
如论者所注意到的,国、共两党在上海虽有摩擦,但“对外反帝则目标一致”[28]。6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五卅事件”发表宣言,称:“国民党愿助全中国之爱国爱平等自由之民众,对此惨无人道之行为及其所代表之武力侵略政策,以全力奋斗,伸张主义,恢复国威。”[29]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议,要求惩罚暴行巡捕,抚恤死伤,表示谢罪,保证此后永无此等至无人道之行为”。并呼吁“凡我党员应一致援助国民,以与英帝国主义相搏”[30]。4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表第二次沪案宣言,吁请国民根据公理要求赔偿,惩凶以及取消与英、日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未达目的之前,举国实行与英、日经济绝交,以示我国民主张之坚决[31]。7日,又有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广东省长”的名义代表南方政府发表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并攻击张作霖之“倚赖帝国主义”,亦为“造成此次暴行之原因”[32]。
据当时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邵华之回忆,当时学联的活动亦主要是受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之指导。尽管中共在“暗中操纵”,但“公开号召,都是用国民党名义”[33]。在上海三罢运动进行之初,广州方面似亦派人到沪活动。京师警察厅情报称,蒋介石曾派军官学堂秘书刘翔恕来沪,携有款项,有鼓动学潮之性质[34]。在北京6月10日的雪耻大会上,国民党重要人物李石曾、于右任、顾孟馀、朱家骅等人均担任台,对民气尽力鼓动[35]。“五卅运动”之形成,与国民党之关系实为深远。
6月4日,杨希闵、刘震寰之滇、桂军在广州对国民党军发动战事。到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讨平刘、杨之乱”。次日,国民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议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将建国军及党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23日,“沙基事件”发生,国民党发起反英、法帝国主义之运动[36]。26日,蒋介石在致加伦函中称:“在沙面开炮射击事件尚未发生以前,余即曾拟具计划书。刻下与英国人奋斗一节实为必要之举。余于计划书中关于军事建筑所提各节据现在大局观之亟应即日实行……政府方面亦应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将一切军事预备妥协,以便与英国人为武力上之奋斗。”[37]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9月,国民政府派林森、邹鲁、徐谦、陈友仁等人为北上宣传代表,组织各界代表三十余人赴北方宣传,一路反响甚大[38]。
国民党“右翼”的活动也值得关注。戴季陶在“五卅事件”发生后,便试图将此作为实践其“纯粹三民主义”的机会。7月,戴便发表《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希望能够对“国民革命运动起指导作用”[39]。而林森、邹鲁、谢持、叶楚伧等人在赞同反帝口号的同时,更以此机会加快其党内反共势力之联合[40]。
除共产党与国民党外,“五卅”案发生后,中国青年党等其他党派亦趁机发展组织、公开活动。武汉则有国家主义团体“国铎社”四出活动,公开揭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口号。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湖北团部亦宣告成立,以吸收信奉国家主义学说之青年加入[41]。
(4)国内各军事派系
“五卅事件”爆发后,国内各军事派系要人对此多不能无动于衷,或者通电声援,或者在强调秩序至上的名义下,对趋于激烈之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对当时运动有重要影响力的主要是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等人。
如前所述,张作霖在5月28日通电入关,宣布检阅京奉沿线奉军,其背后则是为“金佛郎案”,要求改造执政府。张刚抵天津,上海便发生南京路枪杀案,张在事发时曾有电报抗议南京路的枪击,并有1万元捐助给罢工工人[42]。但是如论者所指出的,这是显示他支持运动的唯一证据。他事后曾对外国顾问表示,在此时他不能置之事外,而把展现民族大义的机会全让给他人[43]。
由于当时苏、沪皆在奉军的势力范围之下,故张作霖对上海的秩序非常关注。接获消息后,张派江苏省长郑谦赴沪“严重交涉”,11日复派其子张学良率东北陆军教导团,以“卫国卫民,和平处世”为名,赶赴上海“帮同郑省长办理”交涉[44]。在上海交涉破裂后,张作霖更调奉军第一旅到淞沪实施戒严。6月29日,晨报有消息称奉军前后增兵,使上海的驻军人数达到2万余人。奉系此举,起初虽有为上海交涉压阵的意味,但更深层的动机,似乎也在藉机加强其对上海的控制,并威胁浙江孙传芳[45]。
奉张也在利用“五卅”一事来和列强拉近关系。张作霖曾经派兵保护北京的使馆区,又在上海六国委员中止沪案谈判时,派兵送他们返回北京。奉张派兵上海得到旅沪外人的热烈欢迎[46]。张曾反复向英国表示,冯玉祥正在幕后操纵运动,请求英国支持他[47]。有消息称,张实际上已从香港与上海的外国银行获得了大量的贷款。邢士廉奉命到沪后,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渐渐加强。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查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三团体。此举无疑得到了张作霖的命令,且与英人之要求有关[48]。几乎同时,张宗昌在青岛镇压工潮,封闭青沪惨案后援会,枪决《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及工会领袖李慰农[49]。不过,张作霖对苏俄乘机扩展势力亦极感不安,其压抑民众运动与此有相当关系。而民众在反英的同时,渐趋反奉,并且声势愈来愈大,在此情势下,张曾经流露出非常悲观的情绪[50]。
在各派系中,冯玉祥无疑表现最为激烈。“五卅事件”发生后,他即发表对沪案宣言,称:“卫国保民,责无旁贷,……与其忍气吞声受强权之宰割,何若同心戮力,为最后之奋争,……惟有枕戈待命,剑及履及,为政府作后盾,为国民平积愤,肝脑涂地在所不辞。”[51]冯并且在其军队中多次作反英演讲,并指示部下排演有关“五卅惨案”的戏剧,向士兵宣传英帝国主义的残暴[52]。运动中,冯曾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在绥远创办了一所军校,并招收了六百至一千余名学生,其中有近三分之一倾向于国民党[53]。在运动高潮时,冯玉祥还没收了英国商人的2.7万头羊[54]。冯的激进态度不但引起国人之瞩目,亦为英人高度关注[55]。“五卅”以后,冯玉祥虽然表达了对外国人强烈的敌意,但是正如其传记作者谢里登指出的,冯的这种敌意是有选择性的。冯在5月初正面临奉张的威胁,当时张作霖宣布要驱逐国民军,保卫首都[56]。为巩固势力,他正在一面争取苏俄的援助,一面向日本示好[57]。
冯的反英表现既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好感,更重要的是让苏俄方面增强了对他的信任,加快了对冯大规模援助的计划。4月中旬,俄共中央政治局已在考虑向冯提供军火援助的方案[58]。29日,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在冯玉祥、岳维峻及广东三方设军事小组,并准备将大量军火运送到冯手中[59]。6月5日,中国委员会又决定在蒙古境内组建一支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60]。“五卅运动”期间,正是苏联答应给冯玉祥的援助大量兑现的时候,而冯玉祥在运动中的一些表示,可能亦受到苏俄指令的影响[61]。
相似地,8月初,吴佩孚在汉口亦趁机向英国提出,如果英国政府不向他援助400万元,那么他将乐意看着中苏联盟的实现,而一个反英政策亦将随之而来[62]。孙传芳的表现,显示出其对群众运动的政治性运用。孙在6月2日致电段祺瑞表示。参加群众爱国运动乃民众应尽之天职[63]。5日,孙又向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捐款1000元,表示支持态度[64]。10月,孙传芳在发动驱奉战争时,更以奉系在沪镇压民众爱国运动为出兵的理由[65],但孙氏到沪后,也立即对高涨的民众运动采取高压手段[66]。
其他各省军人对运动的态度多类似,都知道既不得罪“民意”,又要极力维持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统治秩序。对他们而言,“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于政治之中”[67],似已是一种政治运作的常识。湖北的萧耀南一面打电报表示支持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亦镇压罢工运动以向英国政府示好[68]。湖南的赵恒锡一面严厉镇压群众示威运动,一面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69]。运动之初,张宗昌通电表示声援,并着奉军上海司令部及淞沪警察厅垫款2000元交总商会救济罢工工人[70];但张氏在青岛对本地日本纱厂罢工工人的镇压则严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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