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使团的分歧与单独对英策略的提出
“沪案”发生后,各国反应并不一致。而在具体交涉过程中,各国间的分歧更趋明显,这一方面使中国的外交策略能获一定成功,另一方面亦迫使英国方面的对华政策发生改变。
英国在事发后力图拉近与各国的关系,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英国外长张伯伦在6月30日接见葡萄牙驻英大使时曾表示,中国正在发生的运动不是什么单独反英、或者反葡、反日的运动,而是一个排外运动。因此他认为各国政府应该诚意地合作以保护外人在华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并站在一起来面对这些混乱[1]。但其他列强并不愿意帮助处在困难中的英国,以维持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
日本在交涉中取双重政策,一方面,面对中国国内民众运动的高涨,与英国联合要求中国政府制止;另一方面,则以其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单独解决日本纱厂案[2]。当时日本正处于“币原外交”时期,非常清楚中、美两国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变革[3]。因此,当时日本外交路线似有对华缓和之倾向。事发之初,日人曾有袒护租界工部局之意,但是在10日左右,日政府即训令其驻华公使及上海日领事,要求对沪案暂持旁观态度,而对于日纱厂案,则准备单独解决[4]。
美国方面,认为“五卅事件”牵涉到列强在华共同利益,故取与英、日两国协调的政策,不想单独行动,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其态度较英缓和得多[5]。而法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中国的态度较为缓和,法公使玛太尔自“沪案”开始,其态度即较友好[6]。
6月2日,工部局会审公廨对5月30日及以前被拘学生进行审判,结果法、美法官均宣告学生无罪,引起英人之不满[7]。13日,六国委员团在调查时发现一份1919年以来即已存在的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制订的秘密动员令,使得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委员对租界工部局的观感顿时趋坏[8]。是故有15日北京公使团排斥上海领事团参与中方交涉之电令。而中国方面则利用“英捕射杀无辜学生”的宣传,采取有效的分离策略,使英国孤立化[9]。
6月19日,北京使团曾经发表意见,表示愿意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其余的条款,英国代表将不能担任谈判委员会的主要负责者。但是在华英人认为其他列强想牺牲英国的利益来谋求与中国的和好,日本亦不同意其在北京代表的意见,表示不参加交涉委员会。而中方则立即成立了一个“强大”的委员会与各国谈判[10]。
23日,六国委员在返回北京后,将调查结果撰成报告书并经使馆会议通过,但英国恐报告书的发表将证实其责任,极力阻止公布。然法国公使玛太尔仍将报告原文寄往巴黎公布,引起英国的不满[11]。7月6日,在使团会议上,意、日、美等国公使均同意对中国稍作让步,遂根据六国委员之报告,通过三项决议:一、上海工部局总巡麦坚应即免职;二、工部局董事会应严加谴责;三、开枪之捕头爱活生应依法严办。并即以使团名义训令上海领事团饬公共租界工部局即日实行,否则“得解散董事会,予以相当处分”。但英外长张伯伦获悉后表示强烈反对,并力阻其实行。在7月9日的使团会议上,英公使为工部局尽力开脱,且对法使公布报告表示不满。于是法使玛太尔遂藉工部局不听命令表示辞去交涉代表一职,使团分裂遂公开化。此前,英政府曾经草拟了一个“九国宣言”,请求各国签字,以对中国的事态表示一致的意见[12],但是没有成功。即使是英方提出的第二步替代方案,即请美、日两国与他们一起发表这个宣言亦没有实现。
集中目标于英国似是执政府外交当局在交涉之初便已采取的策略。6月10日,英国方面即发现“排外运动变为专门排英运动,日渐蔓延”[13]。13日,外交部致英国代使的照会亦暗含单独对英交涉的意味[14]。汉口事件与沙基事件发生后,单独对英的呼声更高[15]。正如外交部调查“汉案”专员邓汉祥所称,单独对英,一、可使范围缩小,易于持久;二、能使英人直接感受痛苦,不难就范;三、政府与人民亦能趋于一致,政府对外既坚持到底,不稍退让,则人民自然谅解,乐为后盾;四、利用外交生政治作用者。政府人民能沟通一气,亦无间隙之可乘[16]。
使团分裂后,“单独对英”之主张遂由外界之呼吁正式成为执政府运用的策略[17]。据英使白慕德(Charles Michael Palairet)抗议照会称:“上海县告示抄录政府电令内有英国系沪案唯一负责之人,对于其他各国,人民不得扰搅等语,此项用意无异告知华人,得与英人为难。”外交部对此消息并不否认,只是对上海县知事将政府电文录入告示表示要查办[18]。形势似乎正如瞿秋白所说,“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19]。
日外交当局在“五卅”事发后即有将“顾正红案”与南京路巡捕枪杀案分开讨论的企图[20],而中国外交部在外交程序上一开始亦将两者分开处理[21]。奉命返沪调处沪案的虞洽卿一回到上海,强调要将日本纱厂问题与英租界开枪事件分开处理[22]。6月8日,蔡廷幹与曾宗鉴二人访日本驻沪总领事,表示希望日纱厂问题早日解决[23]。10日,执政府亦曾通过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章宗祥向日方表示,如内外棉纱厂能尽早将顾正红等死伤者的抚恤费交付,则“顾案”即可告结束[24]。上海谈判失败后,日纱厂案单独解决之舆论更炽[25]。不过,6 月下旬具体谈判开始后,当事者内外棉纱厂及日本在华纱织同业会似乎态度较强硬,但在日外务省努力斡旋下,日本纺织同业会于7月21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作一定让步。中方即提出解决条件,经双方反复会议磋商,执政府为尽速解决此案,同意贴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三个月共15万元[26]。8月12日,解决条件签字。25日后,日纱厂先后复工[27]。
当时执政府集中对英之政策,不仅在日纱厂案中可以看出,亦能从其处理苏俄逮捕中国驻俄使馆职员一事中看出。7月26日发生了莫斯科中国使馆馆员彭昭贤等四人被苏俄政府违反惯例逮捕之事,而中国外交部与驻京俄使馆则极力否认,盖欲隐藏事实以利当时之对英、日交涉以及中俄会议之举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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