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赤”:群众运动的影响
“五卅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无疑带来了许多历史后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其重要意义[1]。当然,不同的人物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江亢虎在“五卅事件”发后曾对段祺瑞说,“天下将从此益多事矣”[2]。胡愈之则敏锐地指出,“五卅事件”是“近年政治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和中华民族命运最有关联的事件”。5月30日这一天,是“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开始的日期[3]。在上海英国总领事巴尔敦的眼里,“五卅事件”发生时,公共租界是“文明”对抗“野蛮”的一个前哨站[4]。但比较起来,“五卅事件”最为重要的一面则在于其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国民革命及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自20年代中期广泛流行。但正如张国焘所指出的:“五卅运动”使中国的反帝运动,由一般的宣传走到了实际行动的边缘[5]。唐心石(译音)在运动一开始,即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信》上撰文,将其视为“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信号”[6]。1925年6月17日,瞿秋白在《向导》第119期上发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国民革命》一文,指出:“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7]1926年,苏联中山劳动大学副校长米夫曾著有《上海事件的教训》,强调“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开端[8]。潘公展认为“五卅事件”最能代表近世中国民族运动的伟大精神,是“近世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开端”,亦是中国民族运动与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潮流结合的发端[9]。
据郑超麟回忆,当时共产国际即有人认为世界各国革命史上配得上称为“大革命”的,只有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现在的中国革命[10]。瑞典学者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曾在他的书中引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话表述此种意思:“就如欧洲史上的巴士底监狱事件般,1925年5月30日是远东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尤氏认为:“五卅运动开启1925至1927年的狂飙阶段”,“使中国革命由原本无序的不满情绪发泄,转变为有目标、有组织的行动”[11]。
“五卅运动”中,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精神评价尤高,认为:“在此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占领导地位,且开东方各国革命史中一种空前的发展之动力”,并预言:中国工人阶级“能够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中国整个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指挥者和领导者”[12]。维经斯基当时即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几天里进入了这个广大国家解放运动的新阶段,一个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向帝国主义发动新决战的阶段[13]。共产国际季维也诺夫认为,这个事件使得中国工人认识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政治、血腥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现在,中国工人成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事件会对东方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其他殖民地国际和依靠英帝国主义的国际产生巨大的革命作用”[14]。斯大林亦因此认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15]。
“五卅运动”使共产国际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共产国际对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大大”增加了,共产国际相信,中国工人阶级在有利的条件下将成为“整个中国伟大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16]。即使在8月底运动进入低潮后,共产国际亦没有降低它的积极评价,并不认为运动已经失败[17]。1926年2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上,季维也诺夫高度评价了中共所取得的胜利:“我们到一九二五年才第一次发现中国有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可以说这是始料所不及的。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进攻力量正在加强,一个震撼整个中国的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成熟”;“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思想对于中国事态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 [18]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对“中国问题”不仅表示了很大的关注,而且还作出了《中国问题的决议》,这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其原因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25年取得了巨大的、出乎共产国际意料的胜利[19]。
正如苏联学者所分析的,中国1925年的事件加剧了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干预,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之后[20]。而这种改变对20年代的中国来说,实具关键性影响。因为,“国民革命”亦不再仅仅是党人的口号,而真正具有颠覆既有政权及武装势力的能量了。“五卅”后,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称:“北京政府依附帝国主义以生存,本党已与绝交,嗣后唯有根据大元帅遗训挞伐军阀以竟全功。”[21]国民党与北京政府间已无联合的可能,而与其他“军阀”联合亦不再出现。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在苏联的援助下,苏俄大量军援与经援的输入壮大了国民党的实力,而能不再依赖与“军阀”的联盟。而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实际就是五卅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22]。
对中共而言,“五卅”后的时局,极有利于其发展。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当时“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机。四个月来革命潮流的膨胀,差不多遍及全国各地。”[23]也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中共“四大”之后,中共在组织上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过一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九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2428人[24]。如张国焘所说,在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共逐渐走出了小团体的狭隘范围,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25]。
革命运动取得的胜利加强了国民党左派分子的地位[26]。但是,与中共的壮大相伴而来的更直接问题,则是国共两党的矛盾趋于尖锐化与公开化。“五卅运动”爆发前夕,共产国际远东部已认为“国民党看来在走向正式分裂”[27]。上海二月日本纱厂罢工时,国民党“右派”便以“护党同志会”、“反对共产同盟”等名义散发传单,鼓吹劳资谅解,攻击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28]。“五卅运动”发动之后,国民党内防范和遏止中共的倾向更趋明显。1925年 7月底,戴季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强调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应该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29]。他对“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上的余地”之现象深表不满[30]。戴氏的言论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弹,陈独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企图加强自己力量,以便控制无产阶级,转向反动的标志[31]。
“五卅”运动后中共的迅速发展亦伏下国民党清党之机[32]。居正曾称:“我党本主张为号召,以主义为依归,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从未有以清党闻。有之自民国十四年冬始。”[33]他所指是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一名委员公开其反共态度,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第一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决议案。虽然“西山会议派”的行动在当时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谴责,但实际上是1927年国民党大规模“清共”、“分共”的先声。
在社会上,由于苏俄势力渗入中国政治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尤其是以实力援助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及北方的国民军势力,在一些人眼里是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五卅运动”后期,在“联俄”舆论盛行的同时,“反赤”亦成为知识界保守一派中的一股潮流[34]。1925年10月,陈启修便称当时“各新闻上反俄反共产的宣传,多于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者数倍”[35]。“反赤”论者如章太炎,发表通电主张讨伐“与俄通款”的冯玉祥,提出“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36]。
此后,“反赤”不但是在知识界流动的某种思潮,而且成为军阀们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口号。由于“五卅运动”中冯玉祥等人倚苏俄力量而壮大,故反冯者便以讨赤名义与其作战。孙传芳、张作霖等人亦大揭反赤旗帜。虽然后来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推进,一些反对赤化的军阀势力纷纷崩塌,但是北伐还未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则公开其反共政策,放弃“联俄”方针,其实与“反赤”潮流合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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