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罢”运动的发起
5月30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上海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并决议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同时与中共上海地委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以统一运动的领导[1];工人、学生的发动工作则由相关负责干部进行。下午4时,刘华、陶静轩等人即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集工会代表开会,号召工人起来为被枪杀的学生报仇[2]。恽代英在上海市学联以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的身份召集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决议各校自次日起一律罢课,并要求全市工商界罢工、罢市[3]。
是晚,国民党方面叶楚伧、马超俊、刘庐隐等人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决定支援惨案办法”[4]。6月2日,又有约十五名“右翼”国民党员在居正住宅开会,讨论办法[5]。其他团体,如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各工会、市民对日外交大会等均有会议召开[6]。国民党人指导下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对“三罢”运动之发起也起到一定作用。6月1日,上海工团联合会曾聚集二十余团体代表,举行紧急会议。3日该会又成立临时专门委员会,应付时局变化[7]。在多方动员下,上海的“三罢”运动很快实现。
(1)罢工
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无疑是罢工运动发起的主要力量。正如郑超麟所说:比屠杀和罢市更出人意外的,就是次日忽然出现一个“上海总工会”向全上海工人发施号令了。……它成了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8]。南京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经紧急筹备,便在次日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6月1日公开登报。同时该会发表告全体工友书,“从六月二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9]。
6月2日,罢工首先自公共租界之外国企业开始,罢工人数超过5万,随即范围扩大。5日,租界之服务性行业工人亦加入罢工行列,罢工人数日益增多。华资企业工人自5月31日起在中共党员的发动下亦渐有罢工,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恒丰纱厂等,因此规模益加扩大。到6月8日,已罢工之外国工厂及机构共一百○八处,计十三万余人,加上华资企业,罢工总人数达15.6万之众[10]。据《五卅运动史料》所统计,五卅运动期间上海罢工、停工案共二百○六起,涉及工人201,978人,其中华商三十五起,共33,868人参加罢工[11]。
(2)罢课
5月30日晚,上海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代表会议,决定致电各地学生会,并派人到北京等处动员,同时规定次日学生出发到大马路,要求罢市[12]。3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议决,自6月1日各校一致罢课[13],并继续发动罢市及工部局华捕罢岗运动[14]。6月1日,全国学生总会在恽代英领导下成立[15],并即通电各地学生会及各团体,号召学生罢课演讲,举行示威运动,致力于将罢课运动扩展到全国范围[16]。16日上海学联又通告各学生会,强调“在沪案交涉未了以前,各校一律不准上课”[17]。18日,因各校为避免引起事端,多有提前放假之举动,全国学生总会为此特致函全国各学校校长,希望各校本期免放暑假[18]。上海参加罢课的学生人数据称有五万多人[19]。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因参加罢课及运动,该校校长遂宣布放假一周,后以发生卜舫济校长禁止学生集会升旗,并夺走学生手中国旗之情事,因此,该校学生及附属中学学生多声明脱离该校[20]。
6月2日,因租界戒严,中共决定不再组织学生到租界演讲,而是将运动扩展到全国[21]。全国学生总会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派代表计划分八路去作宣传募捐工作,每路三名学生[22]。不过,6月中旬后,上海各大中学校负责当局多宣布放暑假,罢课遂在无形中结束了。
(3)罢市
三罢运动中,难度最大的便是罢市,因为此举与商人利益攸关。5月30日晚,上海学生联合会即决议次日发动学生上街动员商人罢市[23]。31日上午,学生们便在租界中心区域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店员们打烊,但应者寥寥。下午3时左右,学生、工人等一千五百余人,聚集上海总商会要求宣布办法[24]。男女学生把总商会会所包围起来,会所礼堂里亦挤满了学生与工人等,并在台上不停地发表演说,高呼罢市[25]。正在三楼出席总商会会议的会董看到群众愤激的情形,多数退场,明显表示出消极反对之意,剩下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与会董邬志豪两人应付场面。直到方椒伯被迫签字同意次日即罢市,群众才散去。在当时的情形下,方如不签字,似乎无法下台[26]。
群众大会后,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即印发总罢市通知[27]。晚间,谢永森代表上海总商会紧急约见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解释方椒伯是受民众胁迫在宣布总罢市决议上签字的[28]。但是上海租界当局认为方椒伯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所以并不相信方氏在宣布罢市后的报告[29]。方本人也拜见工部局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声明总商会并无排外之意,总罢市完全是强迫与威胁的结果,并保证对运动不会同情[30]。
相似地,6月4日晚,上海法租界商联会在议决不罢市后,即有数百人立即闯进商联会会长叶贶辰所开商店打砸一通。次日法租界各商店亦只有罢市[31]。可见在当时情形下,一些不愿停业的商人实际上已失去行动的“自由”,而不得不考虑外界的威胁。上海银钱业在各业罢市后仍照常交易,后来由于“外界压迫”,方宣告停业。但还是有人指责钱业交易实际上仍未停止,而英商银行亦依靠钱业的接济而渡过挤兑期[32]。
罢市之后,如果有商家开门,即使是食品店,亦会遭到袭击,而不得不闭门。江苏交涉公署交涉员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上海“各街道皆有流氓附和,每一店关门则拍手欢声四起” [33]。在此情形下商家欲不罢市势所不能。6月1日,公共租界华人开的商店都上起了排门板,不过多数店家仍然通过门洞继续营业[34],彻底的罢市在上海从未实现。
上海三罢运动的实现既与中共的号召有关,亦有国民党及各团体力量的介入。像对日外交市民大会、闸北保卫团、南市保卫团、店员联合会,甚至一些地域性的社团,中共均有联络,而这些团体在三罢运动的发起中似乎亦起到一定作用[35]。运动中一些恐怖手段的频繁出现,似乎暗示帮会势力在其中的作用[36]。如当时便有人以“铁血团”的名义对反对罢市者实施恐吓[37]。“锄奸团”则散发激进的传单,表示要“干掉”不肯罢工的人以及无视民众意见的卖国贼、工贼等人[38]。而罢工运动中,上海工团联合会似乎亦在扮演一定的角色[39]。
另外,三罢运动的形成,执政府及地方当局在开始阶段并未干涉[40],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也与“军阀袖手旁观”有一定关系[41],此不能不是运动得以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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