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罢工工人的维持
在上海的三罢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且影响波及全国的是罢工,因此,罢工工人之维持关系到整个运动的走向。
上海工人罢工之维持费用数目甚巨。事后虞洽卿曾称:“自五卅事起,所有接济工人之费,总商会经募者,凡二百二十余万,学生联合会及济安会方面经募者,六百余万元(注:似为六十余万元之误)。”[1]9月底,虞又称:“昔以全民之力,坚持抵抗,需费三百万,坚持四阅月。”[2]英文《中国年鉴》报道:总共各方面的罢工基金,合计有五十万至一百万的银元[3]。而据《上海总商会经收五卅捐款收支报告册》统计,自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上海总商会经收的捐款共二百四十余万元[4]。李键民经多方考证,认为上海得到的募捐款项总额大概在三百余万元,这其中,多数用于罢工工人维持经费之开支[5]。
罢工维持费的发放是关系到罢工运动能否坚持的最关键因素[6]。上海罢工实现后,罢工工人每天可以领到二角钱的维持费,其发放或者是半月一次,或者一月一次,也有五天或十天发一次的,但发放标准基本一致[7]。如果担任“纠察”或做“工会代表”,则另外领取薪水[8]。但如果工人不去报到则要扣钱[9],有时罢工工人还可以领到馒头等食物[10]。据工人回忆,罢工前女工每天工钱也就是二角多钱,做了几年才能有三角多钱一天[11]。男工每天可拿三角一分或三角二分[12]。1924年英国“商务官”布雷特(Brett)的调查显示,上海纺织工人日平均工资在三角到四角之间[13]。因此,罢工期间歇业工人所得维持费约相当于70%的正常工资。
罢工维持费的来源广泛,但商界之募款及垫借无疑最重要。当时在上海指挥运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承认:“上海的总罢工和其他地方的部分罢工有十分之九的经费是靠资产阶级提供的。”[14]上海总商会是五卅期间罢工经费筹募的主渠道[15]。由于其在国内商界及社会上的信誉与号召力,所以各地商界、学界多将筹集到的捐款汇寄到上海总商会。运动初期,外人曾对上海十多万罢工工人是否能保持镇静而不引起混乱表示怀疑。然段祺瑞对此则表现得很有信心:“上海罢工已派虞洽卿赴沪,大致无妨。”[16]这点显示上海总商会之维持罢工经费,似得到执政府的认可。
在商界的捐款中,海外侨商及本国企业的捐助尤其引人注目。虞洽卿曾承认,“捐款中以南洋华侨所助之款为最巨”[17]。而在本国企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18]。运动开始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布捐献一万元作罢工基金,并将该厂工人在运动期间加班劳动所实现的利润,移交罢工工人[19]。此种利润,大约为每天一千元[20],南洋公司还另外向总商会捐十万元,表示其支持态度,有时该公司还直接将款项给总工会,以解决经费支拙的难题[21]。上海工团联合会给工人发放罢工维持费,亦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支持[22]。
在罢工维持费无法发出时,商界的垫款便异常重要。7月1日,总商会秘书徐可升曾在总商会会董会上表示,罢工维持费只能维持一二天,是次会议决定向各华商银行借款10万元,待各地汇款寄到即归还[23]。正因为商界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所以英国方面因无法结束罢工而攻击上海总商会,指责总商会胁迫自愿复工的工人[24]。英国驻沪领事巴尔敦(Barton,Sir S·ney)则指斥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排英运动的第一号祸首。至八月间,美日英三国领事甚至报告公使团,虞氏该负起此次上海罢业及对中外关系产生恶劣影响之一切责任[25]。
执政府的经济支持亦值得一提。据李健民统计,北京政府财政部前后共汇拨上海25万元[26]。如7月12日,报载消息称财政部汇款5万元给上海总商会,并指定发给受伤华人与死者家属,此点经租界警务处查证属实[27]。7月30日,上海已收到北京政府汇来的10万元罢工维持费,半数交总商会,半数交工商学联合会[28]。英《泰晤士报》亦称“罢工能持久,由于中国政府拨款资助,邮电路中外雇员已奉交通部通告,每员以每月一日之工金捐助上海罢工,此为中国政府力助排外举动之确证。”[29]此消息系指交通部电政司6月26日要求“交通界同人,各捐本月份薪水之三十分之一”之饬文。英使为此特照会外交部表示抗议[30]。
值得注意的还有苏俄的经费援助。据现有资料,1925年6月-8月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从苏联国库寄给上海的经费是20万卢布[31]。6月1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拨款5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立即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电汇上海[32],并决议开始为中国工人募捐。6月1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再从苏联人民委员会储备基金中补充拨款5万卢布,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处理[33]。8月5日-7日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重又决定“建议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紧急汇款10万卢布交由上海、香港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罢工者支配”[34]。另外,据称俄总商会亦有3万金卢布汇给上海总商会[35]。而以冯玉祥等人的名义及广州方面的捐款似乎亦与苏俄有些关系[36]。在国际赤色工会的号召下,据称德国柏林工会募集到5万金卢布,而法国工会则汇给上海工人4万法郎及5000卢布[37]。
由于罢工工人众多,因此罢工经费的接收与发放便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亦直接与工人秩序之维持相关连。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主要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总商会、学生联合会会、总工会,以及由上海各慈善团体组织的临时济安会。6月4日,由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四团体组成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为工、商、学三界联合办事机关。6月10日,上海总商会设立“五卅事件”委员会,以专门办理沪案之相关问题,尤其是罢工工人救济。上海学生联合会设有筹款部,主要负责募款收支管理工作。上海总工会则有经济科负责此事,但其经收的捐款与会费并不作区分[38]。临时济安会成立于6月9日,上海各慈善团体发起,主要负责工人救济款项的给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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