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内争与外力的纠结互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大转变,列强势力因战局而改变,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按势力消长来重新划分各国世界地位的机会。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苏联的出现,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构成有力的挑战;新俄国虽未参加巴黎和会,却存在于多数与会者的头脑中。当列宁对全世界劳动者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时,威尔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两人都提倡民族自决思想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故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1]。
国际秩序的新观念由威尔逊和列宁来提出,体现出西方范围内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态势,即原处边缘的美国和俄国向原居中央的西欧挑战。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范围言,至少在思想上,说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大致是不错的。但中国的情形有其特殊之处:正因为以条约体系为表征的帝国主义体制以非正式的间接控制为主,其帝国主义性质相对更隐蔽;更由于西方在中国推行例外法则,西方通行的处事方式并未全用于中国,在华帝国主义一直有其特异之处,故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结束”并未迅速触及中国。
相反,尽管中国在巴黎和会没什么进一步的具体损失,至少在认知的层面,对中国人来说,和会结果提示的是帝国主义更明显的存在。在中国人心目中,帝国主义不仅未曾“结束”,实有加剧之势。威尔逊和列宁提出的国际秩序新观念对被侵略各国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关键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2]。对中国受众而言,威尔逊正是在这里开始输给列宁。这一转折影响中国思想甚大[3],与本文相关的直接后果是苏俄的反帝主张特别容易为中国人接受。
为解决巴黎和会关于东亚的遗留问题,1921年-1922年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国际会议。美国长期提倡的门户开放,包括尊重中国的完整,被正式写入《九国公约》,在法律上成为列强认可的原则;《公约》也正式否定了在华“势力范围”这种帝国主义行径(但不追溯既往),在法理上使列强不得增强旧势力范围,也不得谋求新势力范围;中国收回了山东的主权并可以赎回胶济铁路的所有权,取消了外国邮政电信,关税虽未自主,但可有提升,列强并同意考察中国司法状况以决定是否取消治外法权[4]。
这样的收获在近代中外条约史上可说是前所未有,在一定程度上对积弱的中国有所保护。以中国当时的国情,取得这样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但中国在会上将各条约的不平等处尽行提出修改,却大部分均未实现。这就体现出华盛顿会议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列强基本上没有把中国作为东亚国际政治的一个正面因素来考虑,因而也就低估了民国代清以来中国内部革命性政治变动的重要性。
民初的中国局势确实继承了清季混乱多变的特征,其变化的突然和急剧并不比前稍减。而列强间一个传统的看法是中国应先实施内政特别是法律改革,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社会秩序,然后才谈得上考虑条约的修订[5]。华盛顿会议一如既往地坚持了这样的基本见解,其惟一的新意是要求列强予中国以安宁(即不以威胁方式扩充帝国主义权益),以便其实施内政改革[6]。
然而,正如前文所引“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所揭示的,入侵的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秩序紊乱的主要造因之一[7]。更关键的是,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改革必然意味着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当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时,复因其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实行双重标准,列强自身也是按西方标准不那么“正常”的中国政治法律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在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全面改革必然要涉及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此时列强是继续扮演改革推动者的角色?还是转换为既存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当列强要求中国实行内部改革时,其依据的“国际准则”源自常规的“西方”;而外国在华存在本身行为的指导原则,又往往是类似租借意识等非常规的“西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非正式方式支撑了东亚国际秩序的“例外”或“特殊”,而隐伏于其间这一观念和利益的既存冲突也造成了列强身份的困窘和错位;后者复使不同国家在特定具体场合可以采取未必一致的政策,预示了列强间合作的难以维持。
在列强方面,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修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改变的东亚国际关系。过去西方的研究对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列强在华合作的取向强调稍过,实则所谓“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取向一开始就颇有缺陷,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的关税、法权会议期间已基本消失殆尽。应该说,20年代以中国为场景的列强国际关系是典型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而合作更多是在防卫和限制的一面,即每逢中国方面向条约体系挑战时[8],列强便易合作;实际上,不少次列强的“合作”原本旨在遏制列强之一采取“过分”的行动以扩大某一国的势力[9]。
同时,“华盛顿条约体系”并未充分体认到外国在华势力构成所发生的激变:德国和苏联未曾参与华盛顿会议,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推行着基本独立的中国政策,对“条约体系”形成了有力挑战[10]。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中国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中德两国在1921年5月以新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德国放弃原有的条约权利,而中国则予德国以最惠国待遇,使其仍享有他国所具有的利益。没有了治外法权保护,德国人在中国不仅比他国人安全,且成功地恢复了不少在一战期间失去的经济利益,复因放弃条约权利而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为其后来与国民党建立密切关系打下了基础[11]。
战后出现的第一个国家苏联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意识形态和具体作为都使其对条约体系的挑战更明显也更具冲击性。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等系列文件,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苏联对领事裁判权的放弃和承认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时采用平等互让的原则,大大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列强谈判的立场。此前的中德条约多少是战争的遗产,中苏条约基本是通过平等的谈判所缔结,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他国签订的条约中对中国最有利一次,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新的一页[12]。
这样,一向被激进者视为北洋“太上政府”的外交使团中首次出现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苏联向中国派驻大使级驻华代表更凸显出这一象征性变化的实际意义:此前各国所派使节皆为公使级,按照外交惯例,在华使节中层级最高者应为外交使团的当然领袖,这就意味着苏联大使将成为驻华外交使团的代表。结果,所谓“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很难再集体行使其惯性权势[13],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外国在华势力已不复为一个整体,中外关系的格局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两政府修订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基础。
中国与德、苏的新条约意味着已经运作多年的在华“条约体系”出现了巨大的缺漏[14],同时也反映出中外关系可调适的余地甚大。德国人在中国的经历说明外国人无须治外法权的保护而生活得很好,经济上也能获利[15]。凭借其建立的平等新关系,苏联可以在中国公开鼓吹和支持反帝运动[16],然其通过中苏条约以及此后的奉俄条约实际保留了几乎所有的具体利益。后者提示出中国方面的修约要求可以是有限的和非常灵活的:中国朝野寻求的是主权,有时甚至可以是象征性的主权,而在具体利益上则可以做出较大的让步[17]。
在一定程度上,既然多数列强(日本除外)渐已放弃直接掠夺中国领土的取向,中国获得至少象征性的主权而列强基本维持其实际利益大致符合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在华帝国主义秩序。但一向被认为最重实利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似乎迟迟不能认识到中国修约要求的灵活性,恰揭示出中外交涉方面的文化意义有多么深厚。
列强对领土掠夺的放弃使外交谈判的重要性大增,涉及具体利益时,任何列强都不会轻易放弃对其有利的条约权利。然所谓“有利”,包括实际有利和以为有利(imaginary advantages),20世纪上半叶中外交涉的大量史实证明,即使是那些早就对外国在华利益不起实际保护作用的条款,列强也不轻言放弃。由于许多条约“利益”已是想象多于实际,中外修约谈判中双方所争的常常不是具体利益的得失,而更多是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竞争。那时的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文化因素的影响虽深远却不甚明晰,各国外交更直接受到本国政治体制的约束。在西欧和美国,政治体制比较稳定,但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对外交有着明显的限制,内部的不同意见强烈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许多时候外交策略的思考其实是在因应国内的党派政治需要。而俄国、日本和中国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旧政治体制已去而新政治体制尚未充分确立的状况。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动荡程度,动荡的社会反过来又为形成中的政治秩序增添了变数[18]。
在这样的社会里,新思想的产生更少限制,其发展有着更广阔的空间,但不同思想观念的竞争也通常更加激烈。更重要的是,超常规和非常规的主张和行为很容易出现,而相关职能机构按常规制定决策和推行其策略反不时被忽视甚至颠覆。本来任一大国的内部政治激变都会影响到其所在地区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20年代的东亚,不仅中国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处于政治大变动之中,横跨欧亚的苏俄也尚未结束其内部政治秩序的调整,这就大大增强了这一区域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而中国的乱相又特别明显,不仅政治和社会的“革命性”(主要指既存规范的失效)超过日、俄两国,甚至不时缺乏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效中央政府。当时中国各军政力量基本重在内争,其首要目标是扩充自身势力甚至统一全国,与历代中原逐鹿并无大的差别。但是,这一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竞争是在与历代大不相同的背景下进行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实际也构成对条约体系的冲击,致使中国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和互动远甚于他国。
这样复杂的局势困扰着中国思想界,杜亚泉在1918年已虑及外国势力可能不容中国平静地改革,他在讨论中国新旧势力之争时说,“武人官僚,倚仗旧势力,以斫伐国家生命,惟恐其勿尽”;同时可能“将有外来之势力,加于吾国之上,以绝吾国之生命;不能更有机会,容待吾国发生新势力,以营代偿作用[19]。今日一般视为“保守”的杜氏在“五四”学生运动前已观察到“武人官僚”、“旧势力”和“外来势力”的关联及相互支持的一面,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当年中国思想界的确趋向激进。
这也说明,一些中国读书人对那时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已有较清晰的认知。陈独秀在未成马克思主义者时已注意到因交通发达而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20]当时的“全球化”程度与今日相比所差甚远,很可能是外国在华势力深入中国权势结构的现象让陈独秀在八十多年前就思考到“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变更与“世界”的关联。
当中共于1922年发出反帝为主旨的“二大”宣言时[21],胡适撰文回应说,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改变,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不仅“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且“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故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列强的侵略,且“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若国内政局纷乱,列强自然也不会放弃其权益。一句话,内部“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22]。
胡适的主张相当接近华盛顿会议的精神,但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因素,即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的努力,只要含有对既存权势结构挑战之意,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他自己稍后就发现,连谈“全国会议、息兵、宪法”这类具体的“问题”,都“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23],可见“外人”在中国涉足极深,已全面“介入”到中国权力结构之中。故有人明确指出:“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24]
中共方面随即由张国焘发表长文对胡适进行系统反驳,张氏也注意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已由19世纪的武力为主转变为经济侵略为主,后者“既省钱,又省力,还不易引起重大的反感”;但他认为经济侵略比武力侵略更危险,因为列强对中国市场的竞争已造成一种“相互竞争的侵略”。且帝国主义是军阀政治的后台,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若不“打倒英美日等国的对华侵略主义,不足以改造国内政治”[25]。
不论先反帝还是先实施内政改革,双方的共同点是承认帝国主义侵略方式有所变更,而中国的内政与外国在华存在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双方的分歧更有相当的代表性,体现出中国社会或思想界对“外国在华存在”那双重身份的困惑:胡适等人或者更多看到其作为改革推动者的一面,而从杜亚泉到中共这些人则明显将其视为中国既存秩序的维护者[26]。
要求中国先改革内政然后考虑条约修订的“华盛顿会议精神”反映出列强仍更多看到中国的乱相,却未能仔细观察和认真考虑与此相伴随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疾速变化[27],特别是中国民族主义那御外和内部整合并存的两面性(许多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既要求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愈来愈强烈地希望中国完全掌握自己的主权)[28]。中国政府或任何中国政治力量必须先给人以“得道”的形象,然后才能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并整合离散中的社会秩序。修订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主权恰是“得道”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渐成必需的步骤[29]。
这样,华盛顿会议上中国虽颇有所获,但已不能满足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那些收获因法国以“金佛郎案”迟迟不批准《九国公约》而名至实未归,使中国方面的外交成就感日益淡薄,对列强的不满却与日俱增[30]。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协调不合作阻碍了华盛顿会议精神的落实,并进一步打击了巴黎和会后已大为削弱的中国“自由主义派”在国内政治上的发言权,此派言论的缺乏说服力当然也就使中外关系方面更为激进的主张得以扩大影响[31]。
北伐前夕中外关系就是处于这样复杂多变的混乱格局之中,在此情形下,列强间的合作既难以维持,任何外国也很难有多么具体的政策,尤其不可能有预先制定的长远政策。正如帝国主义侵略所及区域限定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一样,中国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走向。面临新的问题和变幻莫测的局势,各国只有不断调整其原有的政策原则,故当时主要列强的具体对华政策与中国局势颇相类似,也以多变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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