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衰退与中止
上海交涉会议开始后,群众运动实际便开始步上衰退之途。
对上海总商会而言,罢市之举既是出于被迫,而亦有做交涉后盾之考虑[1]。但罢市给上海商界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2]。加之,端午节即至,商家按惯例需结清账务,因此一些大的商家希望尽早开市。基于此,上海谈判失败后,商界随即决议开市。6月19日,即上海中外委员谈判破裂的次日,上海总商会召集七十六个团体集议开市日期[3],决定自6月21日起开市。同一天,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与英国的谈判须于6月24日前结束[4]。但各商家或由于怕外力干涉,或由于想回避债务,对21日开市的决定,响应者寥寥[5]。而上海各团体外交后援会则公开反对[6]。为了早日实现开市,23日,总商会与工商学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终于决定26日开市[7]。
驻扎淞沪地区的奉军对运动的态度亦与上海谈判密切相关。6月18日,交涉还在进行之时,张学良曾发布通告,称:“公众所提各项要求已提交谈判会议,务望各位静候和平解决。凡假借某工会或联合会所赋予权力,扰乱治安或危害外侨生命财产者,均将依法惩办。”[8]该布告似乎是应上海外人的要求所发,目标直指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19日,《警务日报》消息称,张学良应上海领事团要求,已向张作霖要求调徐州邢士廉旅来上海应付局势[9]。22日,张学良离沪,由奉军第一旅旅长邢士廉接防,并以江苏省长郑谦名义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为戒严司令,常之英为副司令。邢抵沪后即发布布告,称“嗣后无论何种团体,务须认清题目,沪案交涉为一事,而利用机会自便私图者,又为一事,总之题目以内之事,行动不加干涉,题目以外之行动,即属越轨”[10]。
同时,公共租界当局亦采取措施对罢工运动施加压力。7月4日,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以工人罢工电力缺乏,通告各大工厂六日起停给马达电力。7月6日,工部局决定中断租界区域内华商纱厂之电力供应。据称仅中国工厂因电气供应中断,而陡增失业工人四五万人,而自来水断绝之传言更让民众惊慌[11]。
中共在工会运动中曾利用青帮力量,但这种关系到7月底趋于破裂[12]。以“各省旅沪公民会、五卅救国同志会、上海工界自卫团”署名的传单《揭破上海总工会的黑幕》亦被人大量散发,攻击上海总工会与李立三[13]。6月26日,又有2千多名“浦东的失业工人”到总工会要钱,当总工会拒绝发钱时,即开始抢劫附近的商家,殴打总工会职员[14]。这些人似乎不是真正的工人,公共租界警务处与淞沪警察厅均怀疑他们与青帮有关系[15]。27日,继续有四五百人以工人身份去总工会领罢工维持费[16]。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利用时机,擅刊印信,发行捐照,鼓动风潮,阻止工人上工”、“假工会会之名,敛钱自私”等理由查封[17]。
上海领导运动的团体内部亦出现问题。首先是学生联合会发生分裂,上海学生联合会本身因国民党的分化而存在左右两派[18],运动发起后,他们之间便出现了矛盾与斗争。6月22日,上海法政大学与浸会学院的学生为抗议上海学生联合会“贪污成风”断绝与联合会的关系。据称支持运动的七十五所学校中后来有三十五所退出。到7月初,上海学生联合会裁员30%[19]。恽代英称“五卅运动”发展到后期,学生自身亦存在种种缺陷,直接影响到学生会的力量[20]。邓中夏则指出,学生放假,纷纷回籍,学生联合会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期结束学生回校,“他们已如隔世人,热度冰消。学生生活本来富于浪漫性,热度当然难以持久。故在运动的后半期,学生便毫无力量表现了”[21]。
7月中旬,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亦出现分裂,部分会员指责邬志豪因为贪污罢工维持费而积累了大量财产。浙江路、云南路、吴淞路等十五路的代表,“鉴于该总联会已不再代表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观点”,决定与其脱离关系,并成立一新的总联会——淞沪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22]。
导致运动渐渐进入低潮的更重要原因,在于罢工经费无以为继。在7月初,临时济安会的一些人便希望停发罢工维持费[23]。7月5日,临时济安会因王一亭等人以办事棘手辞职,该会遂停止工作。8日,在总商会的推动下,复由该会与总工会、学生会等团体重新组织,以作为工人救济之总负责机关[24],然经费问题仍未有妥善解决办法。7月30日,刘贯之在上海总工会的会议上称手头已无救济款,而接下来半个月的救济金尚需要40万元,不知如何筹措[25]。到8月初,工人似乎已开始衡量继续罢工与复工间的利益大小。一些工人已开始放弃总工会的领款甚至退回工会发的钱,自动复工[26]。虽然总工会有重新发动总罢工的企图,但工部局估计已不可能成功[27]。在28日上海总工会会议上,代理委员谢文近表示救济金已将告罄[28]。尽管在群众会议上,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仍在尽力为工人鼓气,表示有许多新的罢工经费来源[29]。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上海总工会似乎有“适时停止罢工”的倡议[30]。实际上,此时日本纱厂案的解决与总工会所遇到的罢工经费困难有莫大关系[31]。
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工人兵士学生》书,正式提出改变罢工策略,以工人的经济要求和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复工条件,至于全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工商学界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继续奋斗[32]。同时,上海总工会提出九项复工条件: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廨;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五、工人一律上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六、发给罢工期内工资百分之五十;七、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33]。这九条不但比起“十七条”是大让步,而且比上海总商会提出的“十三条”亦要低调得多,但这些条件因种种原因最后亦未能实现[34]。
上海交涉中止后,执政府对苏俄之有意“赤化”亦甚在意。7月2日,与外交部关系甚密的中华工会负责人孙宗昉、朱锡麟等人在给沈瑞麟的信中表示:“中英交涉无论胜利或失败,将来尚有挽救之时,若赤化问题一经传染,祸更烈于洪水猛兽。”[35]24日,北京政府内政部密令各地“严防共产运动”[36]。8月底后更日趋于妥协。基于其对10月份即将开幕的关税会议的期望与交涉的停顿日久,而民众运动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影响下日益膨胀,8月20日,执政府通电保护工业,取缔煽惑罢工[37]。18日,执政府将邀请英、美、日、法、意、比、荷、葡八国参与关税特别会议通牒送各使馆,同时奉军开始对上海的各激进团体采取措施。9月19日,段祺瑞发布命令,宣布总工会为非法团体,应予立即解散,并通缉李立三等人[38]。至此,执政府对“民气”的战略运用因目的基本达到而告一段落。
不过在9月5日,上海总商会还在发起“中华爱国募金大会”,以救济仍在罢工之工人,但成效有限。其实,该运动的发起,更真切的原因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及虞洽卿等人为“五卅”一案垫款甚巨又无处得到补偿,而欲藉此得些经济上的弥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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