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外交的展现
在中俄交涉濒于破裂的时候,国内各界纷纷作出反应。1924年3月18日,《晨报》发表社论,讨论补救中俄间僵局的办法,认为三方对交涉破裂,均应负相当责任。加拉罕限期答复“于国际礼仪上,殊欠慎重”,而王正廷“明知内阁意见尚未一致,擅行签定草约”,因为王加草约对俄蒙条约应即废弃,外蒙撤兵应有明确期间两条没有规定,对声明书中交还俄国教堂动产及不动产问题规定而未作修改,所以《晨报》认为内阁所提出的三点“皆极正当办法”。但是目前的局势是协定已经签字,俄国认为中国全权代表既然已经签字,条约当然不能随便取消,而王正廷则以他所处的地位关系认为不能再与俄代表磋商,内阁则认为草约内容诸多不妥,不能通过。对于中俄交涉的僵局,《晨报》建议:“我国可以无条件先行承认,但于照会中声明恢复邦交后一切问题,如何解决,请俄国速派大使前来磋商(照英国办法)。而王加草案暂行保留,一切悬案,悉待会议解决,不必先议原则。俄国方面得我好意的承认,当可照办,否则其曲在彼矣”[1]。
3月18日,吴佩孚发电,催促政府签字协定。他说:“详绎草案各条,大体均尚妥适,不悖平等相互之精神。……伏恳当机立断,原订各条件,早日妥为缔定,以利国交,而敦睦谊。”吴佩孚认为:“外交最重时机,时机一至,稍纵即逝。以此次对俄交涉而论,中东路一项,在先俄方本宣称无代价交还,外蒙撤兵及边境各问题,迟速先后之间,亦有难易损益之不同,今既得相当公平结果,往者已不必说,来者犹可直追。”[2]20日吴佩孚又发电催促签字,“此事关系国信国权至巨,深望毅力主持,仍本原旨,将协定即行签字,勿扰浮誉”[3]。24日吴佩孚发电,批评政府,“为推敲文字中无关轻重之点,而引起停顿,权衡得失,可惜孰甚”,表示了对政府能否较王加草案取得更多利益的疑虑[4]。吴佩孚的态度也体现了直系内部的保洛之争。在曹锟派出专人劝解后,吴佩孚的态度逐渐平和,不再就此事发表通电[5]。直系其他干将,如齐燮元、萧耀南、张福来、刘镇华等均发出电报,均催促内阁迅速签字。《晨报》对这种现象评论说:“疆吏对于外交问题,本鲜研究,而此次居然态度一致,诚堪令人注目。”[6]驻美公使施肇基也致电政府,催促迅速承认苏俄,“免失时机,倘各国均承认后,则我国更难得美满之协商”[7]。
3月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干事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各团体联合会等二十余团体联名致函加拉罕,希望他采纳民意,延长期限,以便这些团体警告北京政府早日承认苏俄。与此同时,各团体又各派代表一人访问加拉罕,加拉罕表示其“拟日内即行出京,与贵国各地国民一亲良晤”。代表们劝加拉罕暂缓南下,留在京中,“视国民督促政府如何,再定行止”[8]。
3月2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讨论中俄交涉一事时,学生代表意见大体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联合各团体和市民,举行一种积极的表示,敦促政府从速批准协定。一派则主张郑重考虑,因为俄政府并未抛弃侵略主义,其所作所为与1919年及1920年宣言前后矛盾。双方争论颇久,最后表决如下:(一)以公函警告顾维钧,勿作外交团之傀儡,为批准协定之障碍。(二)用公函警告俄代表加拉罕,勿以战胜国态度自居,而视我国为战败国。(三)发表宣言,表明下列各要点:说明中俄邦交急宜恢复之重要;揭破外交团从中阻碍中俄恢复邦交之黑幕;说明现内阁阁员不明中俄恢复邦交之益处。(四)组织演讲团在各城演讲中俄关系[9]。在随即发出的警告顾维钧函中,学生们态度极为激烈,他们指责中国外交“内听一二不肖政客之指使,外受法美各国之播弄,致失外交独立之精神,并以贻误国是”。因此该会决定,只要“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10]。上海全国学生总会也派代表与会,决定与北京当地学生联合,督促当局承认苏俄,表示“上海方面学生界新闻界工界皆一致主张承认苏俄”[11]。
3月21日,北京教育会、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中华教育改进社、北京青年国民俱乐部、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各团体联合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中俄协进会九团体发布正式宣言,指责当局“追步帝国主义国家之丑行,以市侩论斤较两之需索,为两国亲善友好之卖价”,认为当局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外力压迫及当局私利之争执。这些团体呼吁全国同胞及各团体努力:“(一)反抗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外交之压迫,(二)督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12]北大教授亦发出宣言:“除一方警告我国办理外交者,立为无条件之宣告承认,一方要求俄代表仍行保持十三日之协定为中俄正式会议之根据。”[13]
在中俄交涉陷入困难的时候,国会议员们纷纷活动,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中俄交涉发表看法,其中有一部分人欲借外交问题作为党争的武器,掀起阁潮[14]。议员们对于中俄交涉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法治共进会为代表,主张政府对于协定速予批准。指责政府对草案态度“咬文嚼字,多所挑剔……虽坐失时机,亦所不惜”[15]。另一派以议员俱乐部为代表,主张政府不应贸然订约,因为王正廷与加拉罕所订条件有损国权。20日,该派议员八十二人提出质问书,指责王正廷与加拉罕私订草约,无签字之权而擅行签字,所以其责任“重于伊犁事件之崇厚”,而政府默认王正廷的所作所为,“纵容属吏,大权旁落,铸错误国”,其责任“重于同光间之清廷”[16]。
3月22日,《晨报》发表社论讨论政府的责任。社论指出,内阁应负之责任在于没有一定政策,最初分部签注,后又各自修改,举棋不定,致失全局。王正廷应负之责任在于身为代表,在内阁所提条件未议妥以前,轻率议定,其失职行为也无可争辩。加拉罕身为外交家,对于订立协定的手续,应该极为明了,但其在中俄协定议定之后,立即报告莫斯科政府说已签字,致使苏联举国庆贺。这一误报的结果,致使苏联政府在得知中国拒绝批准已签字之协定时,非常愤慨,所以训令加拉罕发出限期签字的照会。苏俄这一照会类似哀的美敦书,不符合两国谈判修好的本意,同情苏俄的人尚且对这一照会不满,反对苏俄的人就更找到了反对的借口。况且照会中限期三日签字,事关两国体面,终于造成今日相持不下之局面。对于俄国只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并尊重中国主权,不肯明白声明废弃1921年俄蒙密约一事,社论认为:“我政府之坚持此点,甚为正当,而俄国之始终拒绝,殊欠理由。”社论最后忠告中俄当局:“双方仍宜开诚相见,从长磋商,断不可因小小误会,影响及于未来邦交。”[17]
3月24日,《申报》发表文章讨论中俄交涉破裂的内幕,指出阁议中所争三点只是表面文章,其中内幕,一是顾维钧与王正廷对俄主张不同,“王主张一定大纲后即予承认,再开正式会议,议定细目;顾主张俟时机成熟,再行开议,不必亟亟承认”,顾王之间有私利之争。二是以财政总长王克敏为中心的政治势力,欲借中俄交涉达到推倒孙宝琦内阁的目的;由于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均想将外蒙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故陆军总长陆锦在外蒙撤兵问题争执最力。三则为教育界与加拉罕关系密切,其声援加拉罕的举动,“大为军阀财阀官僚所疑忌,盖恐智识阶级赤化,不利于若辈也”。此外加拉罕宣言中抛弃的庚子赔款规定用于教育经费,军阀财阀官僚多不乐意。四是北京外交部的外交“向系他动的而非自动的,此人所共见。此次反对承认苏俄的阁员,辄称交民巷空气不佳”[18]。
但是也有人站在政府立场说话,陈霆锐发表《外交形势论》,指出目前的局势是“王与顾分裂,府与院分裂、疆吏又与政府分裂”;而我国的一部分国民“反以客体之口吻责备政府为苏俄助张声势”的举动实在是“可异”,我国对外应团结一致,才能“壮使者之胆而寒敌人之心”。他认为我政府对中俄交涉应当“坚持勿为所动”[19]。
《盛京时报》于3月25日发表社论《中俄会议观》,集中批评俄人对华的蛮横态度。该报认为“苏俄驻兵蒙古,毫无情理,应立时完全撤退,以示中俄邦交之接近”。因为外蒙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点“毫无疑义,何用声明”。至于苏俄指责中国袒护白党更是“荒谬绝伦之议论”,原因是“无论事实上白党已无活动之余地,即令白党蠢然有所活动,而以中国现时兵力,制止彼辈,尚觉绰然有余,何用俄人过虑”。苏俄只不过允许中国以中国资本赎还中东铁路。其他旧条约之废止,俄蒙密约之存在,都未获真正解决。故北京政府的态度“审慎考虑,未为不足”。而加拉罕的态度“傲慢无礼,一至如此”,其之所以采取这种无礼的态度,目的在借口取消苏俄1919年、1920年之宣言,故俄方应对交涉破裂负责[20]。
一些议员也发表宣言要求撤换俄代表。3月29日,群治社议员雷殷、刘哲等开会讨论,认为国人对外应取一致态度,无论王正廷与加拉罕所签草约内容如何,无论内阁所坚持的三点能否取得胜利,无论现政府是否使人满意,但俄国限期签字之通牒,“俨然战胜国之哀的美敦书”,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中国内部虽然“连年内争,四分五裂”,北京政府对外还是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名义。现在一部分人和舆论“必将其信用完全毁灭之,使世界咸知中国仅有疆吏而无政府然后快意”。恐怕中国今后之外交“将由北京而移诸各省,因是而豆剖瓜分,至亡国将由斯始矣”。一致主张通电中央,请求向苏俄政府提出撤换加拉罕的要求,另派代表继续开议[21]。
由于苏俄在中俄交涉中持强硬立场,而中国外交部则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各界对政府的谅解,中国一部分人士对于加拉罕的态度产生反感。3月2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表示中国政府固然对中俄交涉破裂负有责任,而俄代表限期签字,亦大失国际礼仪。此外对俄方坚持保留俄蒙密约和移交俄国教堂地产的立场他们表示遗憾。他们希望,“俄代表千万不可误会者,吾人对于中国之督促,并非为俄人之后援,乃希望中俄两国早日恢复邦交而两国国民早日得其亲善携手之利益也”[22]。一些地方团体也发表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哈尔滨团体联合会及滨江道区自治协进分会、自治协进支会、自治励行会分别致电中国政府与加拉罕,要求政府不可放松交涉,劝告加拉罕不要一味图谋优胜[23]。浙江民生协进会、杭州青年协进会、芜湖青年进德会指责北京当局不顾大局,挟私嫉功,听任外人干预中国内政[24]。4月2日,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讨论中俄问题,有人主张发电报给加拉罕,促其反省。有人对此次交涉的有效性表示疑问,有人主张不要滥发议论,取静默态度,如非发表意见不可,要郑重研究。最后表决结果,多数人主张致电俄代表加拉罕,请其勿过意骄横,致伤两国人民感情,应该退让,依法签约,并通电全国各界作一致表示[25]。
4月1日,中国对俄发出最后照会,表示对于内阁所坚持的三点可以王加草案为基础而加以修正,只须附加换文声明,即可签字。《晨报》认为,外交部此种态度“诚为至当”,“为今日转圜之唯一机会”;并进而指出,俄国如果仍然坚持不让步,就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先与华人以不可磨灭之恶印象;而俄尊崇正义,服从公理之心,亦无以自白于天下。恐窃笑于后者,不独怀抱帝国主义之国家已也”。俄国是否让步已成为“中俄交涉能否实行互让平等公正原则”的检验石,俄国是否有诚意,在此一举。“俄若一味以外交上之空言来相诘责,则吾侪同情于苏俄者,亦不能不怀疑苏俄之诚意矣。愿苏俄政治家其三省之”[26]。
加拉罕对于这个照会,始终不作公开答复。俄国试图利用中国知识分子和部分舆论界对俄的好感,以及吴佩孚等疆吏的签约主张,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方面作出让步,所以苏俄表面上始终持强硬态度,而暗中则多方活动,积极进行局部接洽。苏俄派鲍罗廷联系广东当局,派达夫金、伊万诺夫与奉天当局接洽,而对于新(疆)俄局部通商条约也加紧进行。与此同时,日俄交涉也在不间断地进行,其目的都是为了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让步,以便保留更多的苏俄在华利益。北京政府则一面积极与加拉罕接洽,解释政府立场,一面派驻莫斯科代表李家鏊与莫斯科政府直接交涉,对于各地疆吏则派人疏通解释。在这种情形下,苏俄代表团派达夫金回国报告中俄交涉全过程,请示最后的办法,莫斯科政府也派出陆军次长安德诺夫来华调查情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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