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奉战争的背景与原因
第二次直奉战后,奉系势力大大扩张,张作霖有意让奉军南下,占据富庶的江浙地盘,而刚刚在江浙战争中败北的皖系卢永祥则企图借奉军力量重出,双方由此有了合作的契机。张作霖决定让卢永祥打头阵,先通过他驱逐直系苏督齐燮元,再谋江苏。12月11日,在张作霖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下令罢免苏督齐燮元,裁撤江苏督军,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此举虽受到江苏地方士绅的抵制,但齐燮元为暂避其锋,遵令解职去沪。卢永祥随即于1925年1月10日入宁,奉军亦沿津浦线大举南进。
奉系的举动,自然引起浙江实力派孙传芳的高度警惕,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不被奉系侵吞,孙传芳决定出而反击奉系。1月11日,孙传芳联合齐燮元发表通电,组织江浙联军,反对奉军南下。而卢永祥也在南京备战,任奉军军长张宗昌为总司令,战火一触即发。上海为繁华都市,地方士绅为免战火之袭扰,倡议中立,双方都不在上海驻兵,得到段祺瑞的首肯,段以孙传芳续任浙督,以安其心。在段祺瑞和奉系的软硬兼施之下,孙传芳态度软化,对军事行动趋于消极,齐燮元势单力孤,军事失利,28日自上海东渡日本。2月3日,张宗昌与孙传芳在沪上签订和平协定,双方同时从上海撤军。第二次江浙战争以齐燮元失败,孙传芳和奉系各有所获而告终。
战后,卢永祥以督办江苏军务的名义驻苏,郑谦为省长,与浙省间尚能保持一定的和平局面。孙传芳亦派人赴北京与段祺瑞修好,表示拥戴之意[1]。但是对奉系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终究不能释怀。据孙传芳身边重要人物杨文恺回忆,1925年四五月间,孙曾派他到张家口、开封与冯玉祥、岳维峻会面,表明攻奉之决心,商议合作计划[2]。
“五卅事件”的爆发使得江浙一带的均势渐被打破。事件发生后,由于列强认为中国政府在上海缺乏镇慑力量,故段有派兵到沪的拟议。6月13日,张学良奉张作霖之命带领“东北陆军教导团”二千二百余人抵沪[3]。后来,张学良又应上海领事团要求向张作霖要求调徐州邢士廉旅来上海应付局势[4]。张学良离沪后,即由邢士廉接防,并以江苏省长郑谦名义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为戒严司令,常之英为副司令[5]。
奉张此举,虽然主要是为应列强要求压抑上海工人运动,但更深层的动机,似乎也在藉机加强对上海的控制,并威胁浙江孙传芳[6]。奉军抵沪后,上海海口便操于奉军之手,孙传芳之军械接济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后来,邢士廉旅在沪扩编成第二十师,对浙孙而言,威胁更甚。
另一方面,邢士廉奉命到沪后,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渐渐加强。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即查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三团体。三团体后经人疏通重新启封,但到9月18日,上海总工会终被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利用时机,擅刊印信,发行捐照,鼓动风潮,阻止工人上工”、“假工会会之名,敛钱自私”等理由查封[7]。奉军的举动无疑引起中共及当时对国民革命运动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共产国际的不满。
“五卅事件”后,奉张在北方与得到苏联支持的国民军间的对抗态势无疑加大。6月25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即有决议,认为张作霖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斯大林提出要“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 ,并有“依靠冯玉祥军队和国民革命军队驱散现政府,成立有国民党人参加的新政府”的计划[8]。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后,在沪指导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指出:“张作霖准备在从天津到上海的整个沿海地带采取军事行动,急于在其军队驻扎的各个地区,而首先是在上海着手镇压工人运动,因为上海在作战期间将会起突出的作用。” [9]在此情形下,中共便在全力鼓动各地的反奉运动。而孙传芳为稳固其地位,对南方国民党以及苏俄方面亦有意加以联络[10]。
同时,因“五卅事件”及对外交涉的运用,英、美、法等国政府终于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的要求。但是对于直系而言,关税会议的举行,将使得奉张有可能得到大笔新的收入,而执政府亦会藉此而更趋稳固[11]。8月18日,执政府已将邀请英、美、日、法、意、比、荷、葡八国参与关税特别会议通牒送各使馆,会期最终定在10月26日。浙孙在此前发动战事,无疑便暗含破坏关税会议的意义在其中。
但以上均为远因,而引发浙奉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则是苏皖二省易督问题。
1925年7月13日,卢永祥北上调停段祺瑞与张作霖之意见发生严重冲突,未有成效,即宣布辞去苏皖宣抚使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职务[12]。8月3日,执政府以江苏省长郑谦暂兼苏督。29日,段祺瑞特任奉军总参议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同时,有奉军大举南下,准备就绪后再图进占闽浙的消息,奉系势力似有席卷东南之趋向[13]。
在此情形下,浙孙乃积极运动,他派两浙盐运使王金珏作为全权代表到张家口再与冯玉祥会面,同时探听各省消息。复派代表分赴其他各省联络反奉,晓以利害,并表示愿为前锋之意。9月6日,孙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军事会议,主守与主战者皆有,于是孙表示等王金珏回杭再定。是月下旬,王返浙,陈明与冯氏接触经过及各省对奉态度,并称杨宇霆督苏已成定局。其他各省代表返回,表示对反奉多表支持,并愿意签约组成联盟[14]。孙传芳感到时机已迫,不得不先发制人。
9月14日,杨宇霆、姜登选南下分别到江苏、安徽就任[15]。22日杨正式接任苏督后,向外界竭力表示和平,并默认浙军对松江四县之占据。姜登选也致电孙传芳,称杨宇霆决无犯浙之意,请孙传芳宣布态度,以安人心[16]。孙传芳于是暂撤一部分驻松部队,作和平表示。但到9月22日,因奉军南下消息传来,苏浙战云又趋紧张。同时,传皖督姜登选亦有三师部队拟由皖经浙边过宜兴,直达南京,归杨宇霆节制的计划,浙军遂积极在长兴布防[17]。孙传芳、夏超等一面发布安民公告,一面调兵运械,积极准备[18]。西北方面的消息表明此时孙氏已下定驱奉决心[19]。
杨宇霆督苏也引起江苏本省军人的极度不安。杨宇霆到苏后,传将对苏军实行裁并改良,所以白宝山、马玉仁等均不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而南京、镇江等地的驻军,与奉军也多不能相容或者抱警戒态度[20],对孙之反奉则表示欢迎并愿意配合。广东方面,因陈炯明正四处联络,准备攻击广州,所以国民革命军苦于应付,据说鲍罗廷有“对粤取守势,以休养实力,另出奇计以促他方之内战”之计划,所以也愿意支持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21]。而正得到苏联大量军援的岳维峻部与孙氏无疑有配合的承诺[22]。
但对执政府而言,显然不愿意在关税会议即将开幕前看到内战再起。10月7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以苏省已决定撤回驻沪各部,电令孙传芳各部各回原防。8日,陆宗舆奉段祺瑞命南下赴苏、浙。劝孙传芳、杨宇霆各自谅解,并欲促进苏、浙、皖三省重订和平公约。他又派陆宗舆南下,向杨、孙等人游说和平。陆氏先到南京与杨宇霆协商,正准备启程赴杭。不料浙之动员令便已下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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