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促成法权会议召开的努力
在“五卅”之后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列强不得不考虑适当改变对华政策,法权会议召开的外部条件渐趋成熟。1925年9月4日,各国驻华公使正式照会北京政府,表示愿“将华会第五议决案所规定之委员会派遣来华,庶几可冀该会调查成绩,或可为有约各国之一指南,以便对于领事裁判权或逐渐取消或以它法之放弃,应否当时进行及如何设法进行之问题,得所决定”[1]。北京政府接到照会,立即委派代表,任命全权,划拨经费,开始了法权会议的筹备工作。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政府拟于明年(1926)二月二十日请各国委员在华聚集”[2]。但驻美公使施肇基不同意这一安排,他电告政府:“据密告,美既得各国同意,早日开会,则中国应指定日期答复九月四日照会。现各国几已全数派定开关税会议代表并令参加调查司法委员会,最好由中国定耶稣圣诞节前为调查司法委员会开会日期。似此,则该会实行开始办事当至明年一月矣,二月二十日似为期太晚。”[3]随后,施肇基奉命与美国方面就开会日期进行磋商,并电示外交部:“葛洛(亦译凯洛格)决邀各国赞同于十二月十八日召集调查司法委员会于北京,并问上述日期大部能否合意,乞即示复。葛氏先提十二月十一日,基云太早。遂改十八日。”[4]后因“中国国内战争,铁路不通,有数国委员不能依期到京”,会议推迟到次年1月12日召开[5]。
为保证会议顺利召开,北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早在1920年11月6日,北京政府便公布了《法权讨论委员会条例》,设立法权讨论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讨论收回法权的准备实行和善后事宜。讨论问题有需特别调查的,委员会得指定专员调查。讨论完毕,应提交报告书,分送外交总长、司法总长认可后施行。华盛顿会议后,北京政府又于1922年5月20日颁布《修正法权讨论委员会条例》,规定法权讨论委员会直属外交部。当中外就法权会议召开初步达成协议后,北京政府于1925年12月8日公布《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章程》,成立调查法权筹备委员会,以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外交总长、司法总长、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为委员。另置办事处,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秘书十二人,分置总务、编译、接待、议案四股办事[6]。王宠惠任出席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
北京政府还在全国政府机构进行广泛动员。1925年8月27日,司法部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咨行各省长、都统,要求各地改良司法,以达收回领事裁判权之目的[7]。9月,司法部颁布命令:“为令行事,各国派员来华调查司法,为期不远。本部有督促整饰司法事务之责,所有与举事宜,在此短期能举办者,着参事厅及各司科各陈所见,详具说帖,由部务会议讨论进行。”司法总长杨庶堪特咨各省民政长官,希望“同念收回国权至关重要,转饰财政厅将法庭监所经费,按时发放,以策进行”[8]。
司法调查委员来华前夕,北京政府决定对司法环境进行整饬。为此,临时执政府电召王宠惠回国担任修订法律馆总裁。9月18日,法权讨论委员召开专门会议,司法总长杨庶堪、次长王文豹、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张耀曾及法部各司长均到会,会议议定:“未公布之法律,决由修订法律馆整理条文,先行公布。”“刑法商人条例民刑诉讼及民法物权,本已实行,其他民法部分,业已编成,惟以尚未经过国会通过,搁置至今。政变以后,自不必拘泥,决由法部呈请执政公布。”“关于各省各级司法衙门监狱改良事宜,由法部主管各司,通令切实办理。”另外,杨庶堪还“拟设一法律编译会,聘请曾在欧美研究法律专家,对司法行政文件,大加整理”[9]。这些措施虽系应急,但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法律编译会编译成英、法文的中国法律文件被提交法权会议,成为中国司法改良的重要证据。
为重塑形象并表达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决心,临时执政府还通过多种渠道展开宣传。在国际上,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对华会议为媒介,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及公众表达了自己的要求。此次会议于9月17日召开,参加会议者包括美国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在内的各界知名人士。议题有三项:(1)中国现在情形;(2)中美邦交;(3)美国对华外交方针。由于美国各界知名人士之言论足以影响一部分美国舆论,故中国方面十分关注此会。驻美大使施肇基应邀莅会,同时被邀请者还有中国“民间”代表郭秉文,留美学生代表以及美国华侨商界代表数人。施肇基在会议发言时告诫列强,中国“于列强之对华政策,注意尤切;而其对于他国乘机漠视其权利与正当利益之希图而致愤慨”。“今日中国现状之所难解释者,就直接关于外邦者言之,其主要有二:一则列邦人民之侨华者,藉逼迫中国定立之条约,与条约所许范围以外之扩张,致其地位,就大体而言,超出于中国法律及可管辖之外”。施氏要求霍普金斯大学对华会议“应以异常之审慎,考察当时列邦强加此种限制之环境”,进而“考虑此项特殊情形,今日是否应依然存在,以及此项条约规定今日是否仍属公允;倘其不然,则此类条约,应有若何修改”[10]。郭秉文的发言显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警告列强,如不满足中国之要求,将产生下列影响:(1)现在风潮,势必加长增高;(2)中国的稳健派必被激烈派融化;(3)中国如被压太甚,则恐铤而走险或竟开世界大战之局;(4)排斥外货,转前更甚[11]。
施、郭两人的演说直接影响到美国舆论,《申报》转载的一则美国报刊评论指出:“施氏代表政府,郭氏代表人民,凡所发言,总必出之有因,故不能轻视。国家主义已深入中国人脑海中,当国家主义最盛之时,即感情冲动最高之时,其势滔滔,不可制止。譬如洪水逆行,则泛滥中国,其影响于世界和平,显而易见,故不能轻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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