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冯张妥协与孙传芳撤兵
浙奉战争一开始,便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指出“战事的范围不仅止于江浙,主力的决战亦不必为孙、杨两军,这是明白形势的人都能知道的”。认为战事胜负的关键实际上操于冯玉祥之手[1]。第二次直奉之战后,国民军与奉军虽然有和平协议,但是两者在北方利权与地盘的争夺始终没有停止,而国、奉开战的谣言亦一直在坊间流传。
孙传芳在发动浙奉战争前,在与广东方面联络的同时,与冯玉祥、岳维峻等人曾再三接洽[2]。事实上,孙之举兵后来亦似乎成为苏联在中国极力推动的反奉运动的组成部分。10月22日与26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两次决议,先后拨给孙传芳德国型子弹300万发[3],给予孙传芳反奉战争直接的军火援助。10月底,冯玉祥在张家口曾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的负责人H.M.沃罗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三名代表等举行了一次绝密的军政会议,表示要“从政治上来实现它们同直隶盟军的军事联系”,对孙传芳和萧耀南进行援助。然而冯把苏联方面想加以联络利用的吴佩孚仍看作敌人,不同意与吴建立联系[4]。冯的坚决反对也许是吴后来没法动作的根本原因。
但是,冯玉祥无疑在观察当时的风向,选择最佳时机加入战争。孙传芳与奉鲁军作战时,冯玉祥正在与郭松龄等人谈判从内部合作倒奉的更为惊人的计划[5]。所以,冯在此际,一面向外界表示对浙奉双方力持中立,一面准备利用浙奉战争的时机同张作霖达成暂时的妥协,逼迫奉张对国民军自动作重要让步。
而沈阳方面的军事会议上,奉系首脑已明白“此次反难者虽长江直系,但国民军已加入”,所以奉张派代表与冯玉祥协商,“许以极优厚之条件”,准备将热河、山西、京兆之统治权交冯支配,但奉方的要求是冯必须通电与张合作,并且拒绝吴佩孚与岳维峻部联络,给奉系在军事行动上提供便利[6]。在此情形下,冯表示愿意与奉方合作。19日,冯电张作霖,表示自己“惟盼和平”,请其主持中原各事[7]。21日,冯玉祥又向外界表示希望和平,依段祺瑞所请,电张作霖、孙传芳调停战事。24日,张作霖派代表到包头向冯疏通。冯也派人到奉天,双方开始了讨价还价的谈判。
冯、张之和谈与段祺瑞政府中和平派的竭力劝说亦有一定关系[8]。1924年底,段祺瑞出山时,其政府中人即分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派,武力统一以奉军规取江浙,国民军规取豫鄂;和平统一派以善后会议治标,以国民会议治本。浙奉战事发生后,和平派遭到武力派猛烈抨击。但仍未放弃努力,并且得到段本人的尽力支持[9]。段请双方息战,当然也有不愿当时各派的势力均衡被打破的企图,而“谋使临时政府长久站立在各派均势的三脚架上”[10]。11月1日,在段系和平派之工作下,张作霖、冯玉祥、岳维峻三方各派代表同段政府之姚震等在北京开会磋商和平问题。国民军代表在会议中提出会勘两军现有防地,避免冲突;奉军自保定、大名等地撤防等条件。
会议进行的同时,张作霖为防御计,亦开始作战争准备。6日,任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团司令,警戒近畿及直隶南部;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团司令,警戒徐海经砀山至曹州一带;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团司令,警戒京通及直隶口北一带;姜登选为第四方面军团司令,警戒津浦路北段并援助第二方面;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司令,警戒热河西部至古北口一线。
11月12日,张学良奉动员令入关。但当日夜,张作霖忽令张学良收回动员令,在天津的奉军军事会议中,有撤兵之决议作出,与李景林、郭松龄态度变化有密切关系[11]。13日,段祺瑞下令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并责成冯玉祥、岳维峻、张作霖、李景林等人解决兵争[12]。15日,张、冯、李等电段,表示服从命令,李景林并报告已撤退京汉路一部奉军。孙传芳代表亦表示可以和平[13]。16日,奉、国两军签订八条和平协议,以免除战事为宗旨,并合组北京办事处。当时舆论猜想,冯、张可能是均从关税会议着想,不愿因战事而使关会停止,收入没有希望。而且冯因去年倒戈在国人眼中声誉极坏,也不想再与奉军作战[14]。但从后事来看,实际上冯此时是以退为进,只等郭松龄先起事了。
徐州攻下后,孙传芳集中徐州附近的联军统计不下七八万人,包括第一军司令陈仪部,第二军谢鸿勋,第三军孙总司令,第四军卢香亭,第五军周凤歧,炮兵张国威,苏军第一支队陈光祖部,皖军第四混成旅高世读所部等[15],做好三路攻奉之准备,能否大战,则视北京冯、张妥协能否成功[16]。另一方面,孙传芳亦向岳维峻表示愿助其协攻山东,以为东南屏障[17]。
但冯、张既趋向和平,互相撤兵,孙传芳之战略随之发生变化。联军乃以徐州为界,不再进攻,同时将徐州以南军队,抽调三分之一于宁、沪、松、杭等地,以巩固江浙。徐蚌一带由邓如琢负责,山东战事则准备交岳维峻军负责[18]。除冯、张妥协外,据说孙之自动转圜亦与段祺瑞承诺苏督一席将任命孙氏有关,而章太炎分析孙可能是怕广东蒋介石入闽[19]。但从当时战情而言,事实上与孙军江浙后方受到奉军攻击也有密切关系。
10月28日,张宗昌之东路军邢士廉部与海军合作由山东曾攻入江苏海州,联军第六军白宝山部疏于防范,败退大伊山,邢士廉部及海军占领海州,直攻清江浦,苏沪震动。海军方面,东北海军沈鸿烈部镇海舰队自10月底起,南下攻击苏浙沿海。先是炮击吴淞,“连续轰击,威力颇巨”,驻沪港之南方军舰“应瑞”、“建康”两舰未出来迎战,仅通电淞沪军事机关准备。11月初。沈鸿烈部开到浙江洋面舟山附近,10日再至临近杭州之乍浦,刚好浙江兵轮海靖、超武两舰在此备战,两军即接火,沈部击沉海靖轮,复重创超武舰。据沈鸿烈报告,“现浙海无船可守”,准备运兵自吴淞乍浦登陆,“俾敌军后方动摇”[20]。奉军对联军之后方攻击,无疑使孙传芳感到不安,而急急于调兵加强防守了。
11月15日,岳维峻至徐州,与孙传芳暗商军事,讨论国民军第二军出兵及换防事项。当天,孙传芳即抽调徐州前线浙军一部回防沪杭。16日,岳军出兵,北路占直隶邯郸,中路已过大名,东路过曹州、济宁。随即,国民军第二军北路与李景林军发生冲突,李军退让,国民军占保定;东路王为蔚部开抵徐州,接替孙传芳部队担任向津浦路正面攻山东。
21日,孙传芳通电即日由徐州过宁回杭州,前线委总指挥卢香亭、白宝山担任,徐州防务委陈仪担任。次日,奉军郭松龄部发动兵变,通电请张作霖下野,冯玉祥亦趁势向奉军发动攻击。北方局势发生剧变。但孙传芳却已回到南京,将视线转向其内部,准备先消化其胜利成果了。临时执政段祺瑞承认孙传芳获胜的既成事实,11月25日任命孙传芳为江苏军务督办。当月底,孙传芳在南京宣布出任苏、皖、赣、闽、浙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北洋时代后期新崛起的控制东南,实力与北方的张作霖、冯玉祥和退居长江中游的吴佩孚等比肩的军阀派系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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