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及各国对华方针的调整
1917年初,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德国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与德国绝交,准备参战之时,梁启超受刚从欧洲回国的张君劢影响,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以协约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认为中国欲争取独立的地位与资格,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参加对德战争实为千载难逢的机会[1]。梁启超设想,中国若能像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卡富尔那样具有外交远见,以参加英、法对俄战争换取国际社会对意大利独立的支持与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大大提高。盖“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力”[2]。在梁启超等人的说服及美、日等国极力鼓动下,中国国会通过了对德宣战案。中国也因适时参战,很快与协约国伙伴一道,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受严重的外交失败,未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收回,而让日本揽尽外交成果,但中国政府毕竟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较完整地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向全世界公开表达了要求民族独立自主的愿望,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有所提高。1921年及1922年国际联盟两次大会,中国均当选理事国,派代表出席国联理事会[3]。正因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问题成为拟议中的远东问题之重心,中国代表遂有机会再次向国际社会公开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议案,并获与会各国代表比较详细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美国代表提出的以“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为主旨的四项原则[4],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
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成为世界强国,遂致力于远东势力的发展,以后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扩张其在华势力,力图造成独霸亚洲的局面,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力量均势。对于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中国已有所认识,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日本,其手段是终止英日同盟。当中国代表团启程之时,中国外交部曾以“宙字第一百三十一号极密电”指示中国与会的主要目的,其中第一条即是:“我国今日自卫力之薄弱,已属无可讳言。欲防止侵略,不外将他方结合先行解散,由我另组团体。……惟英日同盟仍得以继续,则中日之接近,不易达到,自应竭力设法,先将该同盟解散为第一步办法。”[5]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立场上看,英日同盟也不宜继续维持。英国鉴于日本在远东势力的膨胀已威胁到自身利益(例如,在对华商品贸易方面,如果不将香港计算在内,英国已经落在日本后面),开始重新考虑自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缔结以来实施的“联日制俄”这一远东政策。美国此时也感受到日本的扩张直接威胁到菲律宾的安全,不赞成英国继续支持日本侵华的政策和行动。中、英、美三国对日外交方略的接近,致使维持了近二十年的英日同盟最终废除,这是华盛顿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成果[6]。
英日同盟终止的影响很快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反映出来。虽然日本坚持以强硬态度对待中国,中国复因顾虑英、美的立场,没有将构成中日间最大争执的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提出会议讨论,而是接受英美调停,改由中日两国在会外“直接交涉”解决。但在这次会议之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秘密协定,“事实上已取消了其中的十七条”[7],这应该是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积极收获。
当然,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的外交所得距离国人的期望尚相距遥远。美国提出的四原则仅仅是原则,至于中国提出的具体要求,列强多藉词延宕或加以修改,致无多大结果。例如,对于中国提出的关税自主要求,由于日、英表示反对,结果决定先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税率会议,并由中国与各国组织“关税特别会议”,筹备裁厘,增抽2.5%的附加税,但海关行政,无庸改变。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会议决定须经特别会议委员会考察中国司法现状之后再定办法。大会决定,关税、法权两特别会议在各国批准及大会闭幕之后三个月内召集。虽因“各国批准”未能如期获致,关、法两会被迫延宕,但华盛顿会议无疑为后来条件成熟时召开这两个会议,铺设了道路。
这一时期中外关系一个重要的聚焦点是中俄邦交新局面的出现。苏俄在十月革命之后,为摆脱西方国家的孤立政策,急于寻求中国这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承认;而中国为反对列强侵略,也亟须寻求外来支持。双方一拍即合。1923年8月,加拉罕来到北京,宣称其目的一为订立平等条约,二为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派王正廷与之谈判。1924年5月,中俄恢复邦交,正式成立友好协定。通过这一协定,苏俄宣称将帝俄时代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一律取消,将中俄邦交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中俄协定缔结之后,苏俄政府为表示尊重中国国际地位,特派加拉罕为驻华大使。加拉罕是外国派驻中国的第一位大使,中苏协定是中国第一次以和平方式与欧洲强国订立的对等条约[8]。
中外关系发生的上述变化导致了远东关系新格局的出现:一方面,英日同盟的终止暂时遏制了日本在华势力的恶性膨胀,使远东国际关系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得以重新调整,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拓展势力破坏了的各国在华力量“均势”,现在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复。另一方面,中国与苏俄的接近则在“帝国主义”国家和“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造成某种力量制衡。这种新的“均势”,使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保持了近十年的安宁。
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1923年以后再度下降,国联第四次大会之后,中国每次都落选,失去了列席联盟理事会的资格[9]。 相应地,列强对华政策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性:随着政权在不同军阀之间转移,各国对北京政府的亲疏亦不时发生变化,有的甚至游移于南、北两政权之间。另外,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帝浪潮,尽管已经意识到有改变既存条约体系的必要,但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华方针都仍然以保护其在华利益为前提。
总之,华盛顿会议闭幕之后几年,各国对华外交方针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纽约外交政策协会调查部在华调查时作了如下概括:“一、各国对华条约已预备为深远的变更;二、各国认中国目前无单一的政府,与中国谈判颇感困难;三、各国于必要时将用武力保护在华利益。”另外,有不少美国人认为,召集中国南、北两政府代表与美国谈判条件已趋成熟,美国方面的积极努力可使中、美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10]。但中国力图改变既有中外关系的努力又与列强的在华利益发生新一轮冲突。在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五卅事件”竖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事件发生和处理中坚持强权政治立场,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帝”运动持续高涨。以此为凭借,北京政府展开了颇具规模的“修约”活动,延误已久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得以召开,这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由于北、南政府对关税会议、法权会议有不同的政治认知,前者主张在既存条约体系下进行“改良”,后者强调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的“革命”,思想主张及政治行为的歧异,耗散了中国对外交涉的能量,加之段祺瑞政府未能稳固自身的统治,就中国方面而言,会议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但从历史影响上看,由北京政府积极参与的这两次会议,却为极力反对关税和法权会议的南方国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后开展废约运动,奠定了基础。
上一篇：大沽炮击事件与中外交涉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