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
大沽炮击事件及八国公使的最后通牒,在中国社会各界激起强烈反应,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很快在各地展开。大沽炮击事件发生次日,北京举行了有25万人参加的国民反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3月16日,即最后通牒发出当晚,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召开宣传会议,决定在3月18日中午最后通牒期满前,召开国民大会,督促段政府严厉驳复八国通牒。会议决定由市党部联合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登报发出召开北京各团体联席会议的通知,商量抗争的具体办法。与此同时,中共北京地委在北大一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各界投入抗议斗争,鉴于组织活动尚未公开且中共党员已加入国民党,决定由国民党出面组织这场运动。3月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一百五十余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商定次日上午10点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推举国民党人徐谦、顾孟馀、黄昌谷、丁惟汾,共产党人李大钊以及学生总会、总工会、总商会代表共十三人组成大会团。会后,与会代表除留十五人筹备国民会议之外,其余代表分两路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1]。
赴国务院的代表未能如愿见到临时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反而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大门外与卫兵冲突,多人被打伤。赴外交部的代表几经周折,见到外交次长曾宗鉴,并通过曾联系上贾德耀,随后前往贾宅交涉。贾出示政府驳复八国通牒的文稿,代表认为过于软弱,不能承认。离开贾宅时已是18日凌晨5点,交涉未果。两组代表返回国民大会筹备处之后,相互通报情况,一致认为政府已不足依靠,不动员民众的力量,断难获得外交胜利。遂决定倾全力开好国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并推举徐谦、陈日新、陈资一三人为游行总指挥[2]。当天清早,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联合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外交代表团等一百八十余团体在《国民新报》上刊登紧急启事,决定当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誓死反对此帝国主义第二次八国联军之暴行”[3]。
上午10点,各方人士渐集天安门前,与会者有北大、师大、法大、女师大、女大、中大、朝大、艺专等八十余公私立大中小学校学生,以及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市总工会等数十团体代表共五千余人,其中多数是学生[4]。大会台上悬挂着昨日在国务院门前被卫兵打伤的杨伯伦的血衣,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两条横幅,群情激动。10点多钟,大会开始。先由徐谦说明会议宗旨,继由徐季龙、顾孟馀演讲抗议理由。徐、孟俱言《辛丑条约》是列强压迫中国的工具,各国要求中国遵守,但日本援助奉军在山海关内与国民军作战,各国默不作声,表明列强“已默认辛丑条约无效”。现在各国反过来以大沽事件为由,指责中国破坏条约,并提出最后通牒,实属无理之尤。因而号召国民群起反对[5]。接着辛焕文、赵晋三等报告17日前往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的经过。最后,大会宣读并通过大会议决案八条[6]。
当各界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时,贾德耀正召集政府要员开国务会议。会议进行中,贾派往天安门“慰问”的代表潘某回国务院陈述天安门情形,谓国民大会议决解散执政府卫队、驱逐八国公使等。贾德耀感觉事态严重,当即会同财政总长贺得霖电话询问李鸣钟是否已派兵弹压。贺得霖表示若无法维持秩序,则内阁唯有总辞职,李鸣钟亦同此议。午前,有学生代表六十余人赴院请愿,面呈答复外交团通牒之请愿书一件。国务会议遂将请愿书会同17日王一飞等所提意见,一并在会中讨论。关于如何答复外交团之通牒,“众意可以由外交部提出”。关于如何应对前来国务院示威的群众,与会者“佥谓去年学生至吉兆胡同数次,皆经鹿总司令派兵居间不使接触,未酿成大事,此次仍可照办”。按照此议,贾德耀即与贺得霖电催李鸣钟派兵并接洽答复使团抗议之事。国务会议很快结束[7]。
中午,天安门国民大会议程完毕,宣告游行示威开始。因游行总指挥徐谦称“痔疮大流血”,提前离去[8];顾孟馀、黄昌谷等领袖亦接踵而去,游行总指挥一职遂由广东外交代表团团长王一飞接替[9]。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北京《时报》作了如下报道:当时,在王一飞的带领下,游行群众约两千余人,“狂呼口号,散发传单,直趋铁狮子胡同”。行至国务院,已是下午1时20分。众推丁惟汾、安体诚、陈公翊等五人为代表,要求入见总理贾德耀。卫兵见群众至,即将栅门紧闭,“群众立门首大呼见贾德耀,卫队长官自门内答贾总理不在院,众大哗”。“当是时,忽有人在群众后大呼‘冲锋!’‘杀进去!’于是后面群众向前猛拥。……卫队与群众既逼,始则互报以恶声,俄而冲突愈烈,卫队向空鸣枪,群众仍奋勇向前,不稍畏缩。至是,卫队乃实弹开枪,向群众射击,而空前惨剧遂开幕矣”。此乃第一次开枪。“时应弹而倒者数人,群众大扰,纷纷后退”。“群众既退,乃有人在后大呼‘不要散!’”群众又重新回到国务院门前,且愈聚愈众,渐逼栅门。“遂又与卫兵发生冲突,卫队复开枪,弹丸纷飞,有如雨下”,群众“遂纷向东门狂奔逃避”,“而卫兵枪弹向群众继续轰击至十余分钟之久”。“一时国务院门前及东门口外,血花飞溅,陈尸累累”[10]。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此次惨案,当场死亡二十六人,因伤势过重在医院陆续死亡二十一人,共计四十七人,伤约二百人。死亡的四十七人中,有三人系混杂在游行队伍中被误杀的警宪,三人系中流弹致死的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四人身份不明,其余三十六人为游行请愿者[11]。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段祺瑞政府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当晚,即有二百余团体在北大一院召开联席会议,公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广东外交代表团、中国济难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七团体,组织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负责办理善后事宜。19日,北京各学校一律停课,抗议执政府暴行。22日,全国学生总会致电北京卫戍司令李鸣钟,要求“迅即扣留京案首犯段祺瑞及其爪牙章士钊,以凭尽法惩办”[12]。23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北大三院举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到会近千人。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决定通电全国,发表宣言,组织演讲队进行宣传,派代表慰问死伤者家属。24日,国会非常会议通电宣布段祺瑞“十大罪恶”,主张“所有此案,政治责任,应由段祺瑞一人担负,听从国民处分;其刑事责任,应由法庭分别首从,依法审判”[13]。25日,参政院提出《为惨案质问贾德耀意见书》,要求贾德耀到院就事件进行说明并提供证据[14]。同日,清华大学包国华等350名学生对贾德耀及全体国务员提起诉状,并要求京师检察厅对全体国务员,“不问自然人为谁,一并提起公诉”[15]。北大学生也就惨案向段祺瑞、贾德耀等提起诉状,由著名律师潘大道草状,认为段、贾诸人,均应同负“造意杀人之责”,要求检察厅对之提起公诉[16]。与此同时,北京各界成立“起诉委员会”。一些地方实力派人士也参与其间。例如孙传芳就曾致电总检厅,要求检举证据,依法对“凶犯祸首”提起公诉,“以平民愤”[17]。
也有人对徐谦等国民党“左派”在事件中的表现提出批评。周传儒在《三月十八案之责任问题》中引用“外间传闻”说:事变的发生,是“群众领袖”早就料及并渴望者;天安门大会时,主持人曾告诉群众,卫队已解除武装,去国务院游行示威,毫无危险,有欺骗群众的嫌疑;事变既出,领袖无一人受伤,亦无一人自首者。本来,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以群众运动作为手段亦无不可,但须谨慎从事。特别应当有牺牲精神,“果实临阵上前,遇难留后,与一般人共生死,则责言自少矣”[18]。梁启超也提出类似意见。事件发生时,梁正生病住院,在他隔壁的病房里,“就躺着一个半死的青年,胸膈间中着子弹”,尚未取出。在病房里,梁启超听参加请愿的学生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对段祺瑞政府残害学生的暴行,他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同时,他认为,“那天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是惨祸发生的“一个关键”。认为这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井”。如果自命领袖的人能“领袖到底,同生同死,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临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又听说那位先生的报告是根据李鸣钟的一封信。假定那封信是真的,那就是相信人造谣陷害的责任;若不是真的,那的责任就不可逃”[19]。对此,被批评一方以徐谦的女儿及李大钊等均参与游行,进行辩解[20]。
政府方面亦很快作出反应。惨案发生后,因事件异常重大,贾德耀于当日下午3时在吉兆胡同段宅召开紧急会议,并邀李鸣钟出席。段祺瑞亲自到会,力言非从严惩办,殊难维持政府威信。“讨论结果,大家均觉此事倘非有一卸责方法,则死者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遂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之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尊号,此事便算有了归结”[21]。3月19日,国务院发出“临时执政令”,通电缉拿徐谦等人。电文如下: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发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伏各省区,迭有阴谋发见,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此令。[22]
但政府的说法与京师检察厅侦查取证得出的结论不能吻合。事件发生当天下午,京师检察厅即派检察官前往案发地点勘察取证。获取大量警方人员的供词:内左四区巡长赫长山19日供称:“昨日我在国务院门前石狮子旁边指挥,在卫队开枪以前,学生仅喊口号,没有别的动作。”同日侦缉分队侦探赫良玉供称:“我从天安门跟着学生赴执政府,混在学生队伍中间,只见学生拿着喇叭、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凶器及放火的东西,都没有看见,我们是随学生去的。”巡警赵德顺、聂森、尹文海,巡长孔忠秀、张纪宽及保安队排长张辅臣的口供,亦复相同。“之数人者,皆属警察官员,或系在场照料,或系沿途探察”。另外,写真新闻馆摄影师陆世益供称:“那日,我没看见学生有手枪,放火的东西亦绝对没有。我在学生卫兵中间,往来照相看得很清楚,那日秩序,亦甚整齐。”关于死伤情况查验,检察厅指出:“查验断书所载,仰面枪弹伤痕,多系皮肉向外,足见从后身穿入者居多。此项枪击行为,似不生防卫问题。”虽然执政府20日函送手枪、木棍等“凶器”到厅,但“据前述在场弹压之警察官员等供述,学生方面除木棍所粘旗子、号筒、传单外,别无凶器及放火物件。反复质询,众口一词”。据此,检察厅在致陆军部的公函中作出如下结论:
总之,学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容有轻躁失检之处。然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条之重大嫌疑。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23]。
20日,贾德耀内阁因惨案发生,事关重大,“联带引咎”,向段祺瑞提出“总辞职”。24日,段祺瑞令贾德耀等妥筹善后,不允辞职。但政府的行政职能已难继续发挥。
在事件的发生和善后处理问题上,国民军的态度至为关键。前已述明,国民军因接受苏俄的援助,曾遭到激烈的“赤化”攻击。为了自身利益需要,1925年7月13日,冯玉祥曾通电所部防范“赤化”,以避开舆论批评。1926年元旦,冯玉祥通电辞职,将国民军指挥权交给张之江。3月6日,张之江致电段祺瑞和贾德耀,希望设法制止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以整顿学风。3月18日国民大会召开时,担任代理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师警察总监的国民军高级将领李鸣钟曾致函为17日的事件向群众道歉,表示今后将尽保护之责。但国民军并没有履行诺言。惨案发生后,李鸣钟又曾张贴告示,禁止群众集会。国民军的做法,遭到各界的谴责。
值得注意的是,当惨案发生时,国民军正与奉军及直鲁联军展开激烈战斗。奉军李景林部在天津部署进攻北京,国民军表示要固守京畿,决不放弃。奉军及直鲁联军围攻北京不下,乃以飞机向城内抛掷炸弹。形势对国民军不利,国民军遂提出罢兵求和并于3月20日通电撤兵。在国民军将领中,鹿钟麟反对和奉,认为与直系和解较为有利。国民军第三军将领何遂亦主张和直并为之作出努力,但吴佩孚反应冷漠。何与第三军其他将领“佥以非倒段释曹,不足以迎合吴氏而得其欢心”。而张绍曾的策士张延谔则以“倒段释曹”劝鹿,谓如此即可动吴,即或不能,亦可借曹锟、张绍曾之力,缓和吴氏。此外,段祺瑞以北京警卫司令一职为诱饵,诱使唐之道脱离国民军,以及将担任执政府卫队长的戴光升调回北京准备对国民军采取非常手段的传闻,对国民军亦是一大刺激。在此情况下,国民军逐渐形成“倒段和直”的政治谋略[24]。
奉、直两方的态度对形势变化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3月29日,张作霖抵秦皇岛,召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等会议,讨论形势与对策。对于中央政权,张作霖主张推王士珍为总统,靳云鹏为内阁总理,但形式上仍由吴佩孚主持改造政局,以符合直奉同盟协定[25]。4月8日,奉军与直鲁军在黄村与国民军交火,国民军败退,奉军与直鲁军占领南苑三间房和长辛店等处,进逼北京。同日,吴佩孚派蒋百里赴奉,磋商国民军求和问题,吴提出的媾和条件主要包括:一、恢复约法;二、释放曹锟;三、国民军全体改编,将领由吴任命;四、以王士珍为临时海陆军大元帅;五、限五个月内召开新国会,七个月组织大选会。对此,张作霖表示大致赞同[26]。
在奉、直两方均主张“改造”中央政权,而国民军又希望通过迎合奉直以改变自身处境的情况下,段祺瑞执政府的命运,可想而知。4月9日,北京发生政变。是日夜,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及安福系要人逃入东交民巷。执政府卫队被鹿钟麟改编。10日,鹿钟麟发布警备司令部布告,称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迫不得已采用严正办法严行制止。一面恢复曹公自由,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
尽管国民军作出倒段放曹的非常举动,吴佩孚并未改变对国民军的成见。11日,吴致电张学良、张宗昌:“国民军无和平诚意,请按照原定计划从速进兵,扫荡赤巢。”13日,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联名通电,指斥鹿钟麟“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27]。在奉直两方巨大的军事及政治压力下,国民军被迫于4月15日撤出北京。国民军撤离之后,段祺瑞回到吉兆胡同私邸并于17日宣告复职。18日,奉军及直鲁联军开进北京。同日吴佩孚表示,段祺瑞毁法,包庇“赤化”,无可维持,决定委任王怀庆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并命令拘留安福系人士,监视段祺瑞。20日,北京临时执政府改组,段祺瑞被迫下野离京。临行前下令准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本兼各职,任命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并下令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权。胡“未敢奉命”。26日,吴提出由颜惠庆“摄政组阁”的主张。5月1日,曹锟依吴佩孚之意,宣言“下野”。13日,颜惠庆内阁在北京怀仁堂复职,颜复就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务。但奉方则反对颜惠庆等人以“复职”方式到任。这使多数内阁成员都不愿或不敢就职,国务院政务无法正常进行。6月22日,颜惠庆获准辞去国务总理兼代外交总长职,海军总长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8月15日,张宗昌致函吴佩孚,指责杜锡珪无能,推荐孙宝琦继任内阁总理。10月1日,北京政府改组,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准免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之后一段时间,北京又先后产生了靳云鹏、潘复两届内阁。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职。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宣布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成为北洋时代的末代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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