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申报》主笔杨荫杭在1920年说,中国传统“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甲午为日本所败,国人为矫文弱之弊而大声疾呼“尚武”;但民国后的共和制却导致军阀割据,国人乃“知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又大声疾呼曰“文治”!不过问题不在是否应该尚武,在于“当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而其国乃强”[1]。文武关系的转变,尤其军人地位的上升,是近代中国较大的变化之一,而“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确是北伐前许多国人特别关注的问题。
中国虽然有“教而后战”的古训,不过更多是指一般参与作战者;同时也有所谓“出将入相”的传统典范,理想的读书人应能“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但通常似不以为军人非读书不可。关羽燃烛读《春秋》的形象画面能够长期流传,正反映出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因此,军人特别是军官应受系统的军事教育而后能胜任,大致是近代从外国传入的新知,多少带有把“教而后战”的古训缩小范围而直接落实到带兵者身上的意思。
在清季“兵学”大兴的影响下,军官须受系统教育的观念日益普及,从“讲武堂”到武备学堂的各类速成军事培训机构遍及全国。近代多数西方事物引进到中国后都有所调整改变,从清季到民国建立的保定军官学校及其配套教育系统的产生,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保定生入学前要求五至七年的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教育(毕业后随营实习半年到二年),入校后要学习二年整[2]。从陆军小学开始到军官学校毕业,不计随营实习也有七至九年的在校军事教育(若加上陆军大学系统历时更长)。尤其正规军事教育从“小学”阶段(当然和今日的小学概念有所不同)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特性[3]。虽然具体的年限在执行中或有缩短,足量完成设计学制的或并不多,仍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
不过,与多数近代中国的改革相类,越是成系统而健全的设计就越不适应当年各方面变化皆剧烈而频繁的时代特征。从清季开始的北洋军事教育体系,其设计者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这样长久的训练,待稍具规模初见成效时已是进入民国十年以后,北洋体系本身也已接近崩溃,实非草创者始料所及。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北洋军事教育体系之设计虽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北洋军事领袖的发展恰反之,后来明显是武力越来越操于无教育者之手(这只是就北洋最上层的发展倾向言,同时当然也有一些受过军事教育的将领在兴起)[4]。
通常所谓“北洋军阀”中,最早一批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毕业于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约1885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他们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主要操控者,此后才是保定北洋速成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堂培训的军人,再后又有民国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但北洋内斗的结果,在小站系统和保定系统之间出现了某种断层,在最上层是军校毕业一辈老成凋谢,到20年代新兴起来一批基本未受过教育的特殊军人,不仅行伍出身的老北洋曹锟做了总统[5],更有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新兴者。这与晚清从湘军到淮军的发展稍类似而不全同,淮军将领的科举功名远逊湘军将领,然多少还受过正规教育(以当年标准言);北洋后起的二张与冯则或识字不多,或竟基本不识字,结果出现“绿林之剧盗通电而论时事”的情形[6]。
这样的情形也有其内在的原因,早期的北洋军事首领虽多受过西式或日本式的军事训练,实际掌握军权者多数并未接受“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曾任保定军校队长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回忆说,“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而北洋派系争斗也直接影响到保定军校的命运,民国保定军校历任校长多是日本士官出身的人,1922年直系控制局面,改派北洋老武备出身的张鸿绪为校长。据说因张氏排挤士官派激起风潮,“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他去。他们一般都是从人事关系即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选择去向,其中钱大钧和黄奇翔等少数人去广东,戴联玺、杨正治、赵巽、梁济和毛福成等二十余人则去东北投向奉军”,何本人即后者中的一个,而保定军校自身也在次年即告结束[7]。
排斥军校毕业生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北方,在南方的两广及湖南,保定军校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四校”系统的毕业生在既存军事系统中不仅不易得到升迁,有时甚至找不到工作,即或找到也多非实际带兵的工作[8]。这样一种体制和实际社会需求的疏离正是南北“旧军阀”系统的问题所在,也是南方新军事力量得到整合的契机。前述钱大均和黄奇翔稍后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黄埔军校许多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而湖南的唐生智,广西的黄绍竑和白崇禧也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另一广西主要军事首领李宗仁则是陆军小学堂毕业,他们的主要干部队伍即是在既存体系中受到排斥的“四校”系统毕业生(详后)。
不过,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特点即多歧性,北洋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身处南方的北洋孙传芳部将领马宝珩就强调,孙军战斗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各部重要军官,多是保定军校出身的青年军官”[9]。据何柱国观察,东北军中也有以日本士官生杨宇霆为首的新派,“大量吸收各国陆军留学生和国内陆大、保定军校等出身的军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即整军经武,“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与其他北洋军中军校毕业生多只能作幕僚不同,奉军中“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10]。
孙传芳军,特别是奉军,在后来北伐战争时期都是北洋方面以能战著称的部队。相比之下,有些北方军队则大不同。据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观察,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里,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将军和军官一个也没有,只有不多几个人是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在这几个人中,鹿钟麟将军和唐之道将军的军事知识出众。总的来说,冯军军官们文化水平都很低,只能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军事知识。他们都不会独立研究作战方针或制定战斗计划,因此总是同意那些从军校毕业出来的参谋人员的意见”[11]。最后一语可能还需要界定,所谓“总是同意”大概仅指狭义的“制定战斗计划”而已,在具体指挥作战时“计划”常常不起作用,勃拉戈达托夫自己便经常抱怨这一点。
在实际作战中,行伍出身的指挥员往往回避其所不擅长者,有时甚至对其有利的条件也不加利用。例如,当时许多军队中炮兵的作用便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部分或即因为炮兵官长“须略具军事学识”,行伍出身难以胜任,故各部炮兵官长皆军校出身[12]。尽管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均已较多使用大炮和机关枪,甚至飞机也用于投弹[13],但重兵器的使用与否及是否得法,很多时候仍视指挥官而定。直到北伐时,汉阳湖北守军的仓库里放着“十二门连同全份炮弹的日本坂野炮(七十五毫米)”,这样的重火力竟然并未用于作战,在汉阳失守后被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全数缴获。极有意思的是,这批大炮同样没有用于北伐军稍后进攻武昌的战斗[14]!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到北伐前夕,已是保定毕业生鼎盛之时。那时保定毕业生任职于全国,保定二期的何遂在1926年春的通电中便说“国内袍泽,半属同年学友”[15]。但这更多是各军队的中高层,最上层则不然;在有些军队如国民军中,连下层也不然。需要说明的是,军队首领的“出身”未必就决定了其所辖队伍的行为,比如“绿林之剧盗”领导的奉军就是北方装备最好可能也是军事观念最“现代”者(即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作战观念),实际战斗力大概也最强[16]。但北洋体系老成凋谢、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人的兴起,终意味着行为准则的转变。
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甚顾及北洋自身的传统行事准则(关于二张详后)。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对几乎所有的上司和同盟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倒戈行为,他自己最后也因部下倒戈而失势。刚到中国的苏俄顾问“感到奇怪的是,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冯玉祥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将军,然而却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他同中国人民的公敌张作霖签订了协议,反对自己的上司吴佩孚”。这位顾问发现,“冯经常在琐事上耗费精力”,他“不仅经常出尔反尔,而且还像罗马的太阳神一样耍两面手法”。因此,“任何时候你都说不清楚他明天会有什么举动”[17]。
这样的行为方式可能为当时变动剧烈的时局所促成,同时又反过来推进了军政局势的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还比较适应当时变化频仍的军政格局。冯玉祥和国民军的兴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本来缩居山西一隅而进退于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阎锡山在北伐结束时地位和影响都明显上升,一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另一类型的例子。
这一变化若置于北洋内争发展史中考察当更为清晰,简单回顾北伐前数年各地军阀,特别是北洋体系内部的争斗历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北洋内斗较前远更激烈。以前北洋军阀内斗向有“电报战”之称,战争双方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通电多于交战。杨荫杭在1920年即注意到,当时战事“直与演戏无异”,各方并不“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反倒是“用其全力于打电报”。实是“诸公好‘滑稽’,以国事为儿戏”[18]。西人稍后亦尝称之为“天朝滑稽剧”[19]。但两次直奉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则动员的兵力是以前战争的数倍,而伤亡则数十倍之。不仅战争的规模扩大,作战的方式也更现代化,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致使自太平天国以后基本未受战争骚扰也是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遭受战争重创,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20]。
同时,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出现了民国政治史上一个崭新的现象,即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军阀战争中正式站在其中一方(直系)的立场上。当时吴佩孚要求内阁在其司令部召开办公会议,并在会上对政府总理和部长随意指示,使与会的部长顾维钧得到“一番新的阅历”[21]。这个现象的表面含义是中央政府对派系政争态度的转变,但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直系以中央名义讨奉,乃使中央政府从虚悬在各派系之上的象征性权威移位到为一派所利用,大致类似于古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或增强了这一战争的正当性,实际却从根本上损毁了中央政府自身的统治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22]。
在整个北洋体系的发展之中,自有派系产生,皖系早败而奉系后起,唯一一个自始至终参与竞争北洋控制权的大派就是直系。从字面意义看,北洋体系本诞生于直隶,直系的形成虽较皖系为后,实际是最“正宗”的北洋嫡派。皖系需要自创所谓“参战军”(后改边防军),奉系则基本自建于边远地区,若以狭义论恐怕算不得北洋军,两者不同程度上皆具边缘挑战正统的意味[23]。同时直系领袖的代际传承也较为成功,产生出吴佩孚这样的后期领袖,在当时军阀中的确可以说是文韬武略兼具的佼佼者。直系打败皖系后又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期并不居劣势,其利用海军攻奉的战略也相当有见地,如果不是冯玉祥的倒戈,也许直系真能统一中国,亦未可知,至少或能统一北洋控制地区[24]。
假如直系后来真能统一全国并控制之,则其统一可以说在战前已开始。如果从直系最终失败的角度看,则其失败即始于破坏了北洋军阀自身的政治伦理和政治体制:袁世凯去世后逐渐形成的在地方割据基础上维持“虚”中央政府这一北洋体制在第二次直奉战前已经崩溃了。以前中央政府能相对独立,即因其不全为一派势力所造成。而1924年时中央政府已公开为一派所造成并控制,行事既没有以前那么多顾忌,其名义上的合道性也不复存在,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因冯玉祥的阵前倒戈而以直系失败告终,但整场战争未能产生出一个确定的赢家,反呈现出北洋体系的崩裂之相:以冯玉祥部为中心的国民军体系的形成和稍后奉系主力郭松龄部的倒戈反奉,使奉系战胜的意义大打折扣;奉系乘战胜之机向东南扩充的努力并未成功,然张宗昌、李景林部却因此而形成实际的半独立状态(不久联合成为直鲁联军,北伐将结束时张宗昌部欲退入东北而为张学良拒之门外)。更重要的是,直奉双方冯、郭这样的高级将领先后率大部队倒戈而试图组合成新主流的尝试虽未成功,却有力地揭示出北洋体系中强烈的不稳定因素[25]。
对北洋体系来说,没有确定赢家的结果或可说是毁灭性的,即北洋内部对于一个有力军人可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基本丧失。孙传芳稍后曾说:“中国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者,皆蒋介石、吴子玉二人之过。”[26]盖蒋、吴均有武力统一中国之决心[27],而北洋方面自吴佩孚式微之后,即不复有任何军阀仍有统一全国的雄心[28]。不仅统一全国已不再是北洋目标,即使统一北洋体系自身,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了。北京政府既已失去实际的统驭能力和名义上的正当性,北洋体系实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结果,各地中小军阀也频繁互斗,使北洋体系进一步分裂,阀下有系,系下有派,各不相让[29]。有些军阀并不想争独霸之地位,但也不能让别人有此地位(直奉战争后渐成多数军阀的共同心态)。各方所争,不再是要争取一人一阀独大,毋宁是防止任何一人一阀独大[30]。北京的社会学教授许仕廉1926年观察到,“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31]。如许氏所具体指出的,“谁也不崇拜谁”的心态主要存在于各大小头目之中[32]。
这样的风气形成后,相互的猜忌甚于合作。结果是乱象更甚,而竞争各方又都受到这种混乱局势的影响。证以前述魏益三的回忆,1925年-1926年间军事局势的确变化极快,各势力之间的分与合有时真是仅以日计。那时一般所谓军阀似乎相当盛行先联合共除一敌,旋即内斗;其间又有分合,又重组一联合体共除一敌,再继续争斗。其联合时期或反复的周期都不长,且临阵倒戈现象相当频繁;每一力量均思随时利用当下局势以利己(退则自保,进则扩充自身实力),而不甚考虑自己五分钟前的立场。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而合作不成的过程,就可以说是上述心态比较典型的表现(详后)。
这是一幅均势已去,故任何一股力量均可影响大局的典型图像。在北洋体系控制了全国多数地区而南方(西南)在全国事务中渐无足轻重时,北洋军阀内部的皖直或直奉两极均势既予以各中小军阀依附一派的便利,也给予其在体系中不时转换立场或保持相对中立的实际选择,局部的争夺即使诉诸战争,也不一定会危及整体局势。一旦均势开始崩溃,一支小部队的立场转换就可能发挥影响全局的大作用。比如,江浙战争的导火线即是驻闽军臧致平、杨化昭不足万人的残部投奔占据上海的皖系卢永祥,而本可视为直皖之争余波的江浙战争随即引发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国民党当时即注意到这一变化,其1925年5月的时局宣言在指责“中国之内乱,由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所造成”后说:“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其名义虽不同,其为造成内乱则一。本党向持根本解决之旨,对于把持中央之大军阀,从事挞伐;其割据地方之小军阀,有敢凭陵自恣及窥伺革命政府根据地、受帝国主义者之嗾使以图倡乱者,本党必联合国民痛击之。”[33]这样一种试图区分大小军阀并拟采取不同对策的努力恰反证出北洋军阀的分化,也意味着“小军阀”作用的增强。
对民国前期的实际作战情形而言,直到北伐时每一具体战役所涉兵员多不过数万,战斗规模并不甚大。故那时只要有万人甚至数千人的军队且敢战肯战,就是非常重要或至少不可忽视的力量[34]。这大概是卢永祥不惜冒战争风险而收编臧、杨余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名义属国家的军队已出现向区域化甚至个人化发展的趋势,万人规模的军事力量必须有自己控制的“地盘”以养育和补充队伍;如果没有,则只能投靠已有地盘的更大军阀,否则就不得不尝试以武力开拓自己的地盘。在当年的军政术语中,“地盘”算得上一个关键词,出现频率非常高。北洋军阀的各大派系本身即依地域命名,从地缘分布视角看北洋体系的后期演化,或能有较前更深入的认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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