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与广州政局的新陈代谢
孙中山的逝世和广东两次东征的胜利加速了国民党内派系的新陈代谢,更早的转折点是1923年末开始的联俄与国共合作。国民党在1916年后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也大体上在运动之外[1]。其在地域上既未能偏安于一隅,思想上亦基本疏离于新文化运动这一主流,实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2]。正是1923年-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转变了国民党在全国的形象及其在全国思想言说中的地位,尤其联俄一点恰是胡适等一些西化自由主义者肯定国民党之处,知识精英的认可使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部分汇合[3]。
国民党的成员组成和领导核心也因改组而有较大的改变。国民党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里设置了青年部,凸显了对知识青年的重视,在接受共产党集体加入的同时成功地吸收了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4]。由于国民党元老大多反对联俄容共,故主动或被迫逐渐疏离于党的权势核心。结果在广州出现一个由孙中山的文武幕僚及亲戚组成的新领导核心: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和邓演达均是孙的文武幕僚,孙科、宋子文和孔祥熙则是孙的亲属。在联俄容共之前,这些人除资格较老的胡、汪外大多不过是孙中山身边工作人员而已。其在党内的地位,多因与孙的关系而致。
广东的局势有其特殊的复杂之处:毗邻的香港在经济上与广东已渐成一体,然港英当局又提示着帝国主义的具体威胁;苏俄的顾问和援助是外国势力在广东的直接体现,并带来明显的“世界革命”意味。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沙基惨案”影响了广州的政局,外患的深化增强了“一致对外”的必要性,促使国民党的权势竞争尽快达成一个结果[5];两次事件促成的民族主义情绪显然有助于国民党权力争斗中偏于激进的一派掌权——反帝的要求愈迫切,苏俄援助的重要性就愈得到凸显[6]。另一方面,大量边缘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入广东这一革命基地固然增强了国民党的全国性,也使前述广东“客籍”成分林立的状况进一步复杂化。这么多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的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并相互纠缠争夺,使广东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他人之战场,凸显出外来者的“客籍”共性,又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因素产生了矛盾。
当年的“土客矛盾”中隐伏着一个潜在但至关紧要的大问题,即究竟哪一方面才具有统治广东的正当性。大元帅时代的广东是所谓非常时期,可以不言法度。而国民政府却正式举起“国家中央政府”的大旗,以中央政府名义而号令不过刚及广西,且因不允广西在财政方面“沾光”而自失“国家法度”(前引李宗仁语),其统治的正当性原本有限。当时又是各省“自治”主张流行的时代,广东人的地方意识决不弱于他省。国民党曾利用这一地方意识讨伐客籍的杨、刘,但当其需要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时,广东地方意识却成为其统治正当性的一个强力障碍。
蒋介石1925年7月在军事委员会分析当时的局势说,全国整体上有南北之分,在南方有革命军与反革命军阀之分,在广东内部还有真革命军和假革命军之分。帝国主义惯用其买中国人打中国人之策,当时已“愈用愈精了,不但是他们买北军来打南军,买反革命的军阀来打革命军,还要买假革命军的军队,来打真革命军”[7]。从国民党立场言,这一分析对各种力量的划分可以说相当清晰,却未曾述及至关紧要的土客因素(也可能是正式演讲中不便言及)。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大半年中,广东权势演变的大趋势即以国民党和黄埔军为核心的新型“客籍”势力击溃相对偏旧的“客军”和本土军,用蒋介石的词汇表述就是“真革命军”打垮了“反革命军”和“假革命军”。
然而这一权势转移实在太快,数月间权力核心的人事更迭和军事将领的新陈代谢频繁得使人眼花缭乱,其一个直接社会后果即造成大量从政者和军人突然“失职”,尤其是军官(数万客军和数量相近的粤军在短期内“消失”,积累下来的“闲散”军官为数甚众)。许多客籍军政人士本避难于粤土,不易返回故地;更重要的是不论本土还是客籍,这些人鲜有其他谋生特长,主要的希望就是以某种方式“复职”。更因“世界革命”落实在广东一隅,港英方面非常乐于以各种方式支持这批“失职”军政人员,以扰乱甚至威胁新兴的国民政府,后者支持的省港大罢工直接影响着香港经济,且有着鲜明的共产革命色彩,在港英当局眼中多少代表着苏俄利益。
这样,后孙中山时代的广州政局并不稳定,1926年初南征结束后的几个月间,广州一直处于相当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持不同观念的各种团体或派系的关系至为曲折,而其分合也常常转瞬即变;主要特征是各方都既联合又斗争,每次联合或斗争多是相机而动,未见十分明显的持续性。这里当然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即“主义”的分歧和冲突,这也是过去史家关注较多者;但左、右两派的主义之争并不能涵盖当时权力斗争的全部,有时甚至不一定是主导因素。关键是新从杨、刘和陈炯明等手中夺来的广东仅一省之地,而各方皆欲染指,或试图掌握全部权力,或至少分一杯羹;不仅失意或失职者力图恢复昔日的地位,新兴者或仍在努力想要兴起者为数并不更少。
这些权力斗争的一次大爆发就是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已较深入[8],但整体上都相对忽视那些不能以“左右之争”来涵盖的因素,比如前述的“土客矛盾”及以此为基础的“蒋李交恶”,便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9]。当年京沪各报如《晨报》、《时报》和《申报》上常见关于蒋介石和李济深“交恶”的报道,其具体的陈述或时有误差(特别是因对广东复杂的派系关系认识不足而区分双方的“敌友”失误)[10],惟“蒋李交恶”之事大致是存在的[11]。
两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的个人地位有了根本的提高,他自己说,东江打下之后,“从前许多学生敢来规劝我、责备我的,现在都没有了,当作我是一个特殊阶级看待。所以我想以党来做中心的,而今反以我一个人来做中心;所谓团体化、纪律化的方针,完全做不到,这是非常惭愧的一件事。大家要晓得,我们革命党的危险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是大家不赶紧觉悟,仍旧是认人做中心,那末,校长一死,这中心就失掉了”[12]。这一新出现的“个人中心”最初主要还是在党军系统之中,在整个广东党政军体系中,蒋的资望实不够。不过,每次清洗掉一些老资格,他的地位就提高一次,到中山舰事件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已实际居于第二位,这样的快速窜升引起许多人的侧目[13]。
其实李济深也是新近才疾速窜升为粤军领袖的。广东久为革命根据地,本土革命军在此长期奋斗;尽管粤军自身的争斗不断,但各次内斗主要是将领的兴衰,下层的兵员仍多在内部“消化”(讨伐“反叛”粤军时往往有另一部粤军参加,通常比他部更易接收本土溃兵),特别是与许崇智长期不和的李济深,其部在讨伐杨刘后历次解决“反叛”粤军(尤其是第二次东征和南征)都积极参加,所获最丰,实力陡增数倍,已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兵力最强的一军。李氏以广西人而任职粤军,在粤军内部多少也有些“客”的意味,但在粤军与中央政府的“土客”竞争中,李济深此时已成长为本土军的代表人物。再加上李因其广西人的关系长期支持新桂系,广西统一后屯兵西江上游的新桂军反过来又成为李氏的有力后盾,更强化了其在广东的地位[14]。
作为东征主力的黄埔军和粤军,在联合中也有竞争,取胜之后权力分配问题更日益凸显。国民党新中央真正控制广东后,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都提出“统一”的要求,这对基本据有防区全权的粤军是直接的“侵犯”;过去中央政府和梁鸿楷等的矛盾再次出现,不过这次落在李济深身上了。东征后何应钦以军功升第一军军长,蒋介石被任命为革命军总监,军事“统一”对他有利,当然支持;蒋既身处中央,其余的“统一”他也不能不支持。有时李济深等既得权力受到的挑战并不直接来自蒋,但也往往被认为与蒋一致。比如宋子文试图“统一财政”,意味着李部交出驻区财权,就并非蒋欲得利[15];又如汪精卫任全军总党代表,并命令各军一律由中央党部派任权限甚大的党代表,也是蒋表面支持而暗中头痛的问题[16];而南征后原邓本殷的地盘现为李济深掌管,中央所派南路行政委员甘乃光以“统一政治”之名撤换李所任命之县长而代以新人,甘本亲汪,从派系言也更多反映汪的扩充势力而已[17]。
军事方面的蒋李之争,蒋也不很占先。尽管李济深在东征时曾为蒋之下属,据说他对蒋被任为总监颇感不服和不满,谭延闿、朱培德也不表态支持蒋[18]。国民政府面临的困难在于,黄埔军虽是国民党之党军,其他各军利益也不能不考虑。曾负责参谋团的苏俄顾问罗加乔夫分析说,“为了所有其他军的利益,就不能允许蒋介石搞独裁”。他特别指出,各军之中最需要顾及的是“由广东人组成的第四军”,盖在广东人眼中,“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都是北方人”。故中央政府在推行“军事集中管理”时相当注意“土客矛盾”和平衡各方利益,军事委员会即在这样的原则下调整:参谋团改为参谋部,李济深任总长;升军需监为部,朱培德为部长;谭延闿则自许崇智离粤后即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他们担任中央级职务后皆仍兼军长,独蒋基本为空衔(总监虽预示着可能改为总司令,然其职责及管辖范围当时并不明确),仅兼广州卫戍司令。罗加乔夫承认,蒋在此前一直受到俄方特别优待,这次的安排却“使蒋介石权力受到削弱”[19]。
有报道说,“蒋李交恶”的一个原因即蒋认为参谋部隶属总监,而李则认为两者平级[20]。实则只要没有隶属关系,即使蒋的总监等级更高,也因不直接带兵而多少有些失势的感觉。这样的“军事统一”显然使蒋不满,他一面设法扩大卫戍司令部规模,希望以此为基础改编为总监府(此虽报纸传闻,大致可信。2月6日,由粤军改编的黄埔教导师改称第二十师,划归卫戍司令指挥)[21];同时于1926年2月9日辞去黄埔校长外一切军职,正式表达其不快。但蒋以辞职表抗议的方式未得预期反应,其辞呈被汪精卫留中不退[22]。2月22日,蒋介石又单独呈请解除东征军总指挥职,这或有暗示李济深的南路总指挥亦不必存在之意,同时又似乎意味着前之总辞职已部分取消,仍可以总监身份执事[23]。
2月24日,国民政府与广西达成两广统一事项,在原有的六个军的基础上,留出第七军名义,而改编广西军队为第八、第九军[24]。此时广东方面若组建第七军,以卫戍司令部所辖第二师和第二十师为宜,两师皆有较大的粤军成分,则以本为粤军出身的第二师师长兼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王懋功任军长似较顺理成章。但在外间纷杂的传言中,王懋功已被卷入“蒋李交恶”的漩涡之中。有说李济深部下师长陈济棠反蒋甚力,曾拟联合王懋功部反,因谭延闿、朱培德中立,李不肯发;有说王联络何应钦欲反,被周恩来告密[25]。更复杂的是王懋功同时还牵涉到国民党和黄埔军队内的左右之争,以及蒋介石和苏俄顾问季山嘉的矛盾。
蒋在中山舰事件后就指责汪精卫和季山嘉试图诱王叛蒋[26]。其实汪等试图拉拢扶植王懋功大约是实,然看不出有倒蒋之意。就王本人而言,他较早参与黄埔军校事务,从入伍生总队长做起,其后颇得蒋信任,屡膺重任。王本许崇智部下,时人多认为他积极参与倒许,他自己也承认蒋在倒许前“曾一度见商”,他“力劝慎重,并言须得政治同情”,可知确曾出谋划策[27]。以此背景看,那时若在蒋、汪之间选择,他未必肯定站在汪一边。不过,有实力的部下“叛上”已成当时南北军界的流行模式,王虽未必有意背叛,外在诱惑力若增强,难保其不受影响。同时王在第二师内部也坐不稳,那时该师内孙文主义学会反王倾向很甚,已导致部队的不安定[28]。重要的是黄埔军主力在东征后仍留潮汕,仅王懋功率领的第二师留驻广州。蒋当时已辞广州卫戍司令职,虽未批准也未不准,身份尴尬,而王以参谋长身份理论上还可指挥最近划归卫戍司令属下的第二十师。
在这样的情形下,王懋功一身实为许多不稳定因素的结合点,尤其黄埔第二师和卫戍司令部是蒋在广州唯一可依靠的力量,也是蒋继续发展壮大其势力的凭借,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若去王,则各种可能致乱的因素皆散而难聚。蒋介石于2月26日断然撤去王之第二师师长职,以副师长刘峙接任,次日即将王押送上海。蒋在将王懋功押送上海后自认:“凡事皆有要着。要着一破,则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坎憧忧,至此略定。”[29]其实这一“要着”只是稳定本阵营的预防性措施,它并未使外在的“纠纷不解自决”,但毕竟为蒋采取进一步行动奠定了基础。
蒋的另一预防性措施也与防止“叛上”相关,即落实何应钦的态度。以潮梅绥靖委员身份率第一军主力驻防东江的何应钦那时也算获得了“地盘”,一定程度上面临与李济深等相类的问题,他恐怕未必欣赏“统一”民、财两权的措施。当时各报言反蒋事扯上何应钦的不少,何对蒋个人态度虽不必与李济深等同,从那时起多少有些若即若离则不差。时任何部秘书长的李仲公说,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曾密电何应钦,说广州有要人联合重要方面反对他,欲避而无容身之地,愿何赐教。何乃誓言忠诚,为蒋后盾,必要时请蒋到汕头指挥[30]。这一密电往来恐不像李仲公诠释的那样两人“完全一致”,而是意味着蒋对何不放心,两人之间的关系已到需要“核实”的程度[31]。
逐去王懋功及何的表态为蒋可能采取的行动增加了安全系数,后防基本稳定的蒋介石当时可以有多种选择,首先他可以进一步联俄。苏俄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影响有目共睹,同时意味着当下和以后源源不断的物质援助,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指导正使中国与欧洲的新战术“接轨”[32];更重要的是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中国革命必须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俄援乃是后者最鲜明的体现。此前蒋一直被认为是联俄最积极者之一,其部所得到的俄援也最多。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前夕就认为蒋不但左,甚至可说“极左”。反之,李济深长期驻扎西江地区,不仅个人显露头角稍晚,且显然与苏俄顾问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致鲍罗廷到1926年2月似乎根本不知有此人,他在一份重要报告中两次把李济深说成是另一粤籍将领吴铁城[33]。
但蒋若强化联俄,需要苏俄方面也有类似意向的“配合”,季山嘉在苏俄顾问内争中的胜出基本断绝了这一可能性。与久在欧洲帝国主义阵营里进行革命的鲍罗廷不同,季山嘉倾向于苏联红军那种更加直接的处事方式,且在与鲍罗廷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而蒋最能接受的加伦先已离开广东[34]。当时苏俄明显在加强对谭延闿和朱培德之第二、第三军的工作,这意味着物质援助的分享,蒋对此也不满意①。联系到上述军事委员会的人事安排,1926年初苏俄工作的整体形象是对黄埔军的重视较前降低,而更注重其他各军。在这样的情形下,进一步联俄显得不那么切实可行,何况还有蒋与季山嘉的个人恩怨横亘其间。
然而,在一般人眼里,蒋介石又恰是联俄的主要象征之一。在3月20日行动相对准确的消息披露之前,京沪各报关于蒋捕王懋功的传闻大都说王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可知蒋被外间视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面。也有说陈济棠联合李福林、吴铁城、何应钦等通电要求蒋宣布反赤宗旨、召回胡汉民、裁削赤俄军官实权、释放反赤政治犯等。甚至有报道说蒋拟辞职赴港,而俄籍军官和军校学生劝蒋以武力解决,蒋为所动,乃在黄埔设行营,集中各处党军准备采取行动[35]。这些虽为传闻,多少也事出有因,尤其最后所述蒋几乎赴港事,陈立夫曾多次述及,视为秘闻[36];要么蒋类似的反复有多次,要么此事在中山舰事件前早已外传,故为报人所探知。这一传闻说蒋之几乎出走是为右派所迫而得到左派及俄方支持,相当能体现广东以外地区对蒋介石政治倾向的认知。
外在的认知当然有来自广东本地的渊源,既然鲍罗廷也视蒋为极左派,在李济深等人眼里,统一财政等强化中央权力的举措多少与蒋相关,也较正常。当时广东关于“蒋李交恶”的谣言颇盛,到3月上旬已出现第四军的讨蒋文电,兼及李济深部下师长陈铭枢(据说陈与李不和而亲蒋),至少以传单或揭贴形式在广州一带散布,上有第四军主要军官姓名,李济深本人未署名,然在广州政府说李部通电是挑拨时,李初不表态。后经汪精卫调停,同意李部所辖西江和南路之财政行政暂不“统一”,仍由李支配,李部党代表由其荐任等。陈铭枢本人也到广州面见李济深,李遂表示要通电辟谣。此意甫露,《广州民国日报》立即以社论方式宣布蒋、李或李、陈“交恶”乃失职军人之谣言。数日后李济深正式率第四军将领(包括陈铭枢)通电,电文历数一、四两军的友谊,宣称“只知有革命反革命之分,并不知有军与军之别”[37]。
“蒋李交恶”的化解当然只是表面的妥协[38],此事的产生、发展及“解决”却透露出不少当日政治运作的消息: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和权势争夺,后来的妥协也侧重于此;但其表述却基本回避实质性的内容,而是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念,在思想上与当时北方的“反赤”运动隐相呼应(作反蒋宣传者与北方实际的联系或不能说没有,然更多仍只是观念上的借鉴)。苏俄及其“赤化”的外国特性被有意渲染,提示着以香港为基地的港英舆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赤化”既是外来的,联俄也就随之带有不够“独立自主”的潜义,后一观念的兴起却是在中国鼓吹反帝的苏俄所促成。这样,以实际利益为基础的“土客矛盾”因俄、英的卷入而国际化,地方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更加错综复杂,而其解决似也不能不与外国在粤存在相关[39]。
现在尚不清楚汪精卫对李济深的让步是否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但从后来蒋指责汪“离间各军感情”看[40],汪的处置显然让蒋不满,尤其在他渐悉广东出现“反蒋运动”之时。还在送走王懋功的次日,蒋即注意到“忽又发生一件戒心事,无法解决,最后决用强制手段,否则为害于党国,不可名状”。此事究何所指尚待考证,观其次晨即“与邓演达议处置军械办法”,则多半与军事相关[41]。现虽不清楚蒋拟实施的“强制手段”是什么,但他此时应已准备做出较大的举动。3月7日,蒋从刘峙和邓演达那里得知“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作反蒋宣传,此心反得安适”。这应非故作镇定,此前数日他曾感自身处境如“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后两三天他发现,“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显明”[42]。则其心“反得安适”或是弄明白了反蒋者究为何人之后的感觉。
这样,2月底那件“戒心事”有可能指各方的“反蒋运动”。今日不少史家多据蒋介石后来的叙述,似接受这些反蒋宣传来自中共方面[43]。其实由上文可知,应基本来自粤军方面。而广州更早就出现过指责蒋左倾的“倒蒋口号”,更可能出自孙文主义学会方面[44]。有意思的是蒋从“反蒋运动”中认识到,从前在政治组织方面不曾用心,“完全信任同志”,如今始知“事事非精明审虑,皆为人之傀儡”[45]。这时他已有“上当”的感觉,且其不满并非指向反蒋者,却是让他作“傀儡”的汪精卫。这一思路预示着他后来以相当奇特的方式处置“反蒋运动”,即先不直接反击“作反蒋宣传”之人,而是釜底抽薪,使反蒋者不再能攻击他亲俄左倾。
由于黄埔系统内左右矛盾日益尖锐,在季山嘉主政的前提下,进一步联俄对蒋又不够现实(这也意味着他无法依靠中共),在当时的状态下他就不能不向右派靠拢了。鲍罗廷后来也说,夹杂在左派、中派和右派之间的蒋介石那时处境“极为困难,他必须对孙文主义学派或对共产党人采取措施”[46]。研究北伐的朱丹以为,中山舰事件时蒋若不出而站在右翼一方发挥领导作用,则年轻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也会照样动手,甚至可能连蒋一起扫除[47]。按朱丹未作进一步分析,亦未引证材料,似有些夸大孙文主义学会的力量,然其大致把握到当时那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景[48]。
这样一种紧张的态势部分是人为所造成。从杨、刘之役到梁鸿楷部等粤军解散后之失职军人甚众,成为出产谣言的温床。广州当局在中山舰事件前就已采取措施,大量拘捕失职军人,并将非粤籍者押登沪轮,递解出境。唯利用和传播谣言造势似已成为当时广东政治的一个特色,邹鲁就曾告诉陈公博,中山舰事件前蒋对汪的猜疑是伍朝枢有意编造谣言所促成[49]。其说未可全信,但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造谣传谣是当时广东政治运作的一种流行方式。到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与蒋介石再次合作,仍感觉有必要就此达成协议,“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根除有人经常在省内散布恶毒谣言,以破坏政府的威信、稳定和财力的现象”。其具体做法就包括逮捕吴铁城和驱逐伍朝枢,这或者是伍朝枢始料未及的[50]。
蒋介石在事后认为,汪精卫“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51]。这里最核心的两点就是“各军感情”已不佳,而蒋与“某党”的关系也可能出问题。蒋并正式指责说:汪在三月初旬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员训话时,曾说“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功,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道”[52]。杨奎松以为,“不得不出于自卫”一语“表面上是说各军官,其实正是蒋这时心理的写照”[53],确有所见。
一方面来自各方的压力确实很大,另一方面蒋也做了采取行动的准备,中山舰的调动乃成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既存的研究已不少,尤其近十多年的研究使我们对史实的了解进一步深入[54],但现在仍不能确证究竟是谁发动了这一事件。看来事件因误会而起的可能性极大,然既不排除确有针对蒋的某种阴谋存在[55],也不排除蒋介石利用中山舰的调动以发难[56]。事从海军而起似也有些前因,据陈洁如回忆,她处理的蒋介石密信中有一函称,对蒋的“快速窜升”取敌视态度的人中,以海军司令部之人为最。海军曾由苏俄人员直接管理,在被中国军官替换后又是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斗争冲突最激烈的场所之一,从3月上旬起海军主要领导更迭频繁,与“蒋、李交恶”一起成为各报最关注的两个焦点[57]。
3月20日事件过程各家叙述已详(并请参阅本卷三章三节),此不赘。当时上海各报对事件的认识进程却值得关注:《申报》到3月30日(据3月23日港讯)仍说事件乃李之龙试图组织工人政府失败[58],次日发表毅庐发自3月21日、23日、25日三封长篇通信,算是了解到事件乃是“民党左派分裂”,蒋介石转变了信任共产派态度,依靠左派打击极左派[59]。《时报》之报道则仍说何应钦和王懋功是孙文主义学会首领,并联络李济深、朱培德、谭延闿等欲采取行动,蒋为其所迫,乃派兵搜索各右派要人住宅。但因党军中本有两派,出发后各派均借机搜捕对方(故实际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左派和苏俄顾问的行动,皆被说成是孙文主义学会矫令行事),及搜得之文件表明左派将在北伐开始后发动政变夺权,“蒋氏察悉共派阴谋,态度复立变”而转为反共[60]。这些本非“事实真相”的叙述说明,对一般外人而言,要接受一贯亲俄左倾的蒋介石突然反共,实在相当困难,故不得不努力搜集各方传言,以圆其说。
事稍平息后,3月22日召开的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议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61]。这是一个妥协的决定,最后查办“不规军官”一条至少部分是针对包围苏俄顾问团等行动,它既可为逮捕李之龙的行为正名,也为后来逮捕欧阳格埋下了伏笔[62]。从国民党改组以来,蒋介石的一贯态度就是革命阵营内部应尽可能妥协[63],尤其黄埔系统内左右双方都是他借以兴起的部下,俱难轻易舍弃。蒋在3月21日即觉“人才缺乏,实无改造一切之工具,孤苦伶仃,至于此极,可堪痛心”。二十天后,他仍感“对于退出军队之共产分子甚难为怀”,因为这牵涉到“以后政治方针究应如何决定”。但蒋也认识到,自3月20日的行动后,“团体分裂,操戈同室,损失莫大焉。二年心血尽于此矣”!这应是发自内心的老实话。团体已分裂的现实迫使蒋不得不在二者中选择依靠其一,鲍罗廷以为,蒋在采取了3月20日行动后就“只能(违背自己的意志)反共”,这一观察大致接近真相[64]。
此前苏俄推动的军事改革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这一次蒋也借中山舰事件削弱苏俄在军内的实际控制权。对此苏俄方面基本接受,苏共中央代表布勃诺夫到广东后承认,中山舰事件的确有苏俄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设置参谋部、军需部和政治部等“军事集中管理搞得太快”,引起军官上层暗中反对。他认为,上述三部及党代表和顾问就像“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上了五条锁链”,当俄国(即外国)顾问对中国将军表现专横时,等于提醒中国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去曾发生让中国主官或军校校长在队列前向俄国顾问报告的情形,实在过分,简直是“反革命行为”。布勃诺夫强调,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国民革命军不是工农红军”[65]。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后来也同意,“蒋介石将军的3月30日行动是由我们军事顾问们的错误引起的”[66]。
在这样的认识下,苏俄方面自然希望继续与蒋介石合作。一度担任广州苏俄临时负责人的索洛维约夫从北京到广州前已与加拉罕取得共识,“蒋介石能够留在国民政府内,也应该留在国民政府内;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他注意到,蒋在3月20日态度不很合作,但在24日得知布勃诺夫使团要走而鲍罗廷尚不知何时返回后,主动表示要与布勃诺夫面谈。谈话的结果强化了上述共识,尽管“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索洛维约夫却以为,既然错处主要在苏俄方面,“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这需要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威望”,只有鲍罗廷具有这种威望,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信任他,他能胜任这个任务”[67]。
索洛维约夫反映的是不少在粤苏俄人员的共识,美国记者索克思恰在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到广州,他在舞会上与俄国人交谈,后者以为一切都完了,中共党人多藏匿或逃逸,反共势力兴高采烈,扭转局势的唯一可能是鲍罗廷返粤[68]。鲍罗廷受命立即从北方返粤,这意味着他在与季山嘉的竞争中最后胜出。4月29日鲍罗廷抵达广州,未见中共而先往见蒋。张国焘闻讯到鲍府等候,显然不满鲍罗廷的态度。数日后鲍罗廷告诉张,蒋介石和孙中山都是国民党中派,且都有较强的反共意识。若孙中山在,也会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张国焘发现,鲍罗廷最关切的是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及苏俄是否会因此被迫离开广东,而视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地位等为次要问题。鲍罗廷并确信自己有维持与国民党关系的办法,那就是他手中有钱[69]。
在以往蒋介石与在粤各军的资源争夺中,鲍罗廷始终支持黄埔军,后者是俄援的主要接收者[70],这是蒋、鲍关系尚好的基础。同时老革命家鲍罗廷算计甚深,他带回了久已离粤的胡汉民[71]。胡在莫斯科时屡有相当激进而左倾的表述,若蒋介石不与苏俄妥协,鲍罗廷也可尝试拥胡汉民任领袖;若蒋逼俄退出而使国民党右转,他本人将立刻面对资望高于他的胡氏,后者本国民党右派代表,在反左派方面尤具“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同时,包括物资弹药和军事技术的俄援是黄埔军力量的重要支柱,失去俄援则黄埔军力量顿减。而中共和左倾的青年军人在黄埔军中的潜势力仍不可小视,宋子文、谭延闿等新老中间派均持调和态度。这样,不论文斗武斗,蒋在中山舰事件后均无独自胜出的把握,除联俄外也别无出路。
其实蒋介石在逐王懋功后与汪精卫谈季山嘉专横时,已“料其为个人行动,决非其当局者之意”。3月22日,当苏俄参议来问蒋中山舰事件的作为是“对人”还是“对俄”,蒋“答以对人”。俄参议表示“只得此语,心已大安”,并称要将季山嘉等遣送回国[72],结果双方很快达成继续合作的协议。
蒋介石与苏俄的妥协当然不仅着眼于权势之争,他是那时较少认真考虑了帝国主义威胁和攘外与安内关系的国民党领袖。如果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甚至正面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任何一个革命领导人都不能忽视苏俄援助的重要性,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蒋介石早在1925年7月就认为,沙基惨案的发生表明“英帝国主义者与我实际上盖已入于交战状态”,故“我政府亦惟有认英帝国主义为当前之大敌”[73]。在面临帝国主义近在咫尺的直接威胁时,革命事业也有邻近的大国援助这一象征作用并不低于物质的和军事技术的援助。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原本较强,他在1924年谈及联俄时就对一些“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表示不满[74]。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既可针对俄国人,也可针对任何外国人。对多数中外观察家来说,蒋本人正是联俄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受益者。他自1925年以来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对收回主权的激进主张颇令各国担心,美国亦其一。1926年初,美国《国民》杂志记者根内特(Lewis S. Gannett)在广州采访蒋介石,蒋在得出根内特尚属“真诚”的结论后,宣称要告诉根内特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真话:“中国有思想的人恨美国更甚于恨日本。”因为美国人是两面派,虽然甘言笑脸,却和日本人行动一致[75]。由于蒋介石至少认为他自己是中国有思想的人,这个信息是非常明显的。
在中山舰事件后的几个月中,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Douglas Jenkins)对蒋的认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76]。到1926年6月,精琦士终于有了初步的结论,即蒋就是“广州的政府”,他不会容忍“不管来自温和派还是激进派的干涉和反对”。精琦士认为,蒋与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的暂时联盟不过是为了得到军火和资金。但他也在那次报告中明确指出,蒋本人恰以“排外而特别是反美”著称[77]。《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亚朋德(Hallett Abend)后来回忆:“1926年时的蒋介石是以从内心里讨厌所有外国人而著称的。”[78]这或能反映那时多数外国人对蒋的观感。
蒋的表现与五卅事件后全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外在大环境非常合拍,在政治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日渐流行的倾向。1926年初即有人指出:“郭松龄打张作霖便是打日本。无论中国怎样一个军阀,敢和外国抵抗,是我们十分钦佩的。不幸抵抗外国而失败,是我们十分惋惜的。”[79]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代,能与外国人一战,即可得民心,胜负还是其次的问题。那时北方一般军阀对此显然认识不足,南方的蒋介石却表现出明显更敏锐的政治识力,已意识到对外作战即使不胜,仍可得人心。
据报载,1926年2月,广东政府因粤海关案与列强成对峙之势,在决策会议上,蒋介石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与外人一战。他分析说:“外国对粤用兵甚难,未必因此即以武力为后盾。就令用武,而广东全省新胜之兵,不下六七万;且有俄员之指挥,俄械为之接济,大可以拼命而战。若幸而战胜,则东方第二土耳其,匪异人任矣。若不幸而败,极其量亦不过将广州政府退移于韶州。外兵人地生疏,万不敢深入国内,终须退出。然因此一战影响,已博得全国排外者之同情,目前虽稍吃亏,而将来声势,必从此更为浩大。盖能与外国人开仗,其地位已增高不知几许也。”谭延闿和孙科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若谓藉一战以博取国人之同情,则将来之价值未必得,而目下之地盘先不保,岂非以大局为孤注”。陈公博和谭平山等支持蒋,而李济深、伍朝枢、宋子文等则附和后一见解。汪精卫初偏于蒋,后“为谭、孙所战胜,亦表赞同”。结果会议决定向海关税务司妥协,蒋即“突然辞职,宣言不问政治”[80]。
这一会议的情形目前虽仅见于报纸,但与蒋介石那时的一贯识见相通,他更早就认识到攘外可以安内,主张在政治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蒋在1925年7月初上书国民政府说,“中国革命,其浅近目标,固在军阀。舆论皆谓内政不修,无以对外。实则内政之坏,大半由于军阀得帝国主义强力之助,方敢肆行无忌。”故“今后革命目标,应注重此点,认定帝国主义为当然大敌,誓与奋斗。盖必先杜绝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之途径,则军阀不攻而自倒。故今日革命,以对帝国主义为主要目的,而对军阀不过为一枝叶问题耳”。他特别指出,与英帝国主义战,“无论胜负谁属,皆足引起全国及全世界革命群众之注意”[81]。
到7月下旬,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讲演中进而阐述说,打倒帝国主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即使英帝国主义真与我们开起战来,我们据大陆与他相持,他未必能离开海岸线制胜我们。”英国所恃为军舰大炮,只要离海岸线一百里,军舰即失作用;除铁路沿线外,中国一般道路狭小,大炮难以移动,其余军用品也输送不便,只要再离开铁路,英军便难取胜。有意思的是蒋的表述中也有一些晚清观念的“再生”,他列举的英军可以战胜的原因也包括吃面粉的英军不能在吃米的南方持久,以及英军“穿不惯草鞋,走不了山路蹊径”等[82],大致是当年夷狄离不开大黄,腿直不便走山路等说法的现代翻版。
在蒋看来,中国革命“是今日世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一场最后的大激战”,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吾党革命目标,与其革军阀的命,无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擒贼先擒王,所以吾党革命当自打倒帝国主义始”。只有“我们能打倒帝国主义,才为革命的真成功;我们敢同帝国主义作战,方为革命的真起首”。他说:“人之爱国,谁不如我?北方军人必有爱国者,西南军人亦必有爱国者。”若大家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共同救国”,就可以逼迫帝国主义“本国自己的军队直接来同我们打仗”,革命军就是“希望同外国帝国主义者直接来打一仗”!到“外国与我们革命军开仗的时候,我们革命军成功的日子就不远了”。这是因为,无论中国“哪一省一处与帝国主义开仗,就是燃着了中国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亦就燃着了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世界革命一起,帝国主义再没有幸存的道理”。
从这些言论看,前述报载关于粤海关案的争论中蒋介石的发言基本符合其一贯主张,他的确希望通过与帝国主义直接开战而获取全国的支持。并且他也认为,如果在中国内地打持久战,帝国主义未必不可战胜。苏俄带来的“世界革命”观念进一步武装和提升了蒋介石的思想,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战,则中国任一军队与帝国主义开战,不仅可以博得全国同情和政治支持,更能点燃“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这就意味着世界革命基地苏俄的卷入和参与。由此看来,国民党领导的革命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蒋介石此时不与苏俄决裂,所思虑者应较为深远[83]。
若前述关于粤海关案的争论属实,则不仅与中山舰事件有所关联,且反映出广州当时权势之争的某些面向,尤其各类人物的分野值得注意。在讨论中支持蒋的谭平山和陈公博皆粤籍少壮新锐,谭乃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仍未失势(直到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才与其他共产党一起退出政府);而陈也是前共产党,他回忆说,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蒋介石让邓演达找到他,“说要组织一个左派的核心,因为一面要防备右派,一面限制共产党,因此不能不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其成员有十二人,蒋、邓、陈外,还有谭延闿、朱培德、何香凝、陈果夫、邵力子等,并在何香凝家里开过一次会[84]。
不过这一“左派核心”还缺少当时广州政治中一个重要团体,即作为孙中山亲戚的宋氏家族。不久孔祥熙夫人宋蔼龄第一次请蒋介石夫妇吃饭,陈洁如多年后仍记得蒋对此大感兴奋,表现得非常激动,盖其“从未想到”能有机会与这样的名流共餐,真是“妙得难以置信”。蒋告诉陈,“这些年来我与领袖(孙中山)的关系一直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密切”,现在终有机会接近他的亲属;与宋氏家族的亲近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建立“重大功业的开端”[85]。此事若与前引陈公博说蒋组织“左派核心”的聚会共观,则其重要性更高,两次聚会都参与者确有一直左倾的何香凝。从陈洁如对当时气候甚热的描述中,可知这次吃饭应在前次“左派核心”的聚会之后。在旁人看来已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尚乏充分的自信,他也相当清楚广州的实际权力核心在哪里。
若把中共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同情者作为左派,则陈公博所说的“左派核心”加上宋氏家族,恰好是那时广州温和而偏左的中间派[86]。可见此时温和而偏左的中间派已隐居主流,中山舰事件后正是这些人出来收拾局势,调解各方。其中谭延闿、朱培德和宋子文三人是那段时间几乎每份关于广东局势的苏俄文件都要提到的人,既说明三人的活跃,也无意中印证了苏俄对第二、第三军的持续关注。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中,那段时间他也不时与谭、宋、朱三人议事。在3月26日蒋又一度辞职出走时,就是宋子文漏夜赶往虎门将其挽留[87]。这里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第四军的李济深,他在苏俄文件中仅偶尔被提到,在蒋的记述中更几乎不及李济深,偶尔碰面也只说点场面话,体现出“蒋李交恶”其实余波未息。
不过,上述温和而偏左之人虽已显出结合之势,其思想观念和实际利益等各方面都差距甚大,更群龙无首。正因此,蒋才得以倚靠此派力量分击左右两派,同时将此派逐渐置于其控制之下。周恩来后来总结说,中山舰事件时,鲍罗廷和加伦均离粤,陈独秀也不在,左派除汪精卫外群龙无首,当时各方军政力量皆不欲蒋得势,惟无人牵头,致蒋坐大,并击败左右两方,其权力基础乃得以巩固[88]。此说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特别凸显出汪精卫临阵逃避对事态发展的影响。
蒋介石早就感觉到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有着与“旧势力”瓜葛太深和魄力不够等“书生”缺点。事发后汪隐匿不出,蒋即认为“此种不负责任之所为,非当大事者之行径也。无怪总理平生笑其为书生”[89]。不过,汪精卫那时也有其困窘之处。索洛维约夫一面指出汪有遇事不够理智的性格弱点,同时也承认,在汪已感觉在蒋介石面前丢脸之时,苏俄向蒋让步更使汪感到受委屈,尤其循蒋之意召回汪竭力要保留的季山嘉使他感觉受了侮辱,故而隐匿不出[90]。
汪精卫在3月20日当天曾说:“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91]蒋在4月给汪的信中也承认:“一年以来,吾兄对党对国之功绩,为总理逝世后之第一人,此不论何人不能否认。”[92]关键在于当时广东政治行为模式已大变,党内的“历史”早已不那么受重视,基本被当下的事功所压倒:不过几个月前,是否积极参与东征决定了杨、刘的命运,是否积极参与讨伐杨、刘更决定了胡汉民、许崇智等几位在党内同样有“地位和历史”之人的退隐。汪本人正是在这讲究事功而轻视党内“地位和历史”的趋势中上升到党政军第一的位置。然若论那段时间的具体事功,汪似不如蒋,其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俄的支持。一旦苏俄据事功之需而定取舍,失去支持的汪精卫自然也难以仅靠革命“历史”以维持其地位。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期间的作为似乎也不能完全视作个人争权,对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来说,蒋确实代表着国民党改组以来相对蓬勃向上的少壮力量,而且是那时位居前列又不具地方色彩的领导人当中唯一的军人。蒋介石并不欣赏的罗加乔夫就看到了蒋的独特之处:“作为同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人和作为最有军事素养的人”,他是“指挥北伐的唯一候选人”,故应该“为国民革命运动留住蒋介石”[93]。尽管苏俄方面一直注重对第二、第三、第四军的工作,他们仍然清楚,论及与孙中山的关系,谭、朱、李均不能与蒋竞争,而汪、胡则缺乏军事素养。在“革命”主要意味着武装夺取政权时,军事知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
鲍罗廷敏锐地观察到,“对蒋介石来说,北伐是他3月20日行动的基础。他指责汪精卫反对北伐”,以此为“汪的主要罪状”。在看见蒋“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鲍罗廷也只能一面指出北伐的不易成功,一面表示将给蒋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助其北伐成功[94]。1926年初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将北伐列为最近就要实施的要事恐怕还可推敲,但这无疑有助于使军事总监变为总司令。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事成为中央政府主要的政略,就必然大大增强军方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包括对财权的整体支配。这就牵涉到当时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文武之争,在这方面蒋介石和李济深利益基本一致,故李在事件中既不支持蒋,也不支持汪精卫。
蒋介石自己就发现,事前并不赞成他对苏俄顾问采取行动的谭、朱、李各军长,在3月22日获悉他对俄顾问及共产党的处理后,“皆赞成余意”[95]。这里各军长赞成的大概就包括前述限制党代表权限的内容。其实蒋、李之争仍在继续,蒋对握有军权的“地方主义”也不能不有所让步。他在4月11日呈请设置中央军校副校长,以李济深兼任。同日日记中便“深思广东现局甚难处置,党务军事裂痕已明,右派与共产派两者之间固难调融,土匪与地方主义更难消除,实无善后之策”[96]。这里很明确地将“地方主义”作为比左右派分裂更难解决的困难,非常能呈现他内心关注之所在。
不过,蒋至少在文官方面成功地打击了广东的“地方主义”,经过3月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一般认为向右派妥协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实际的结果是:张静江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同为江浙籍且曾参与西山会议的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等参与广州政权的领导工作;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关系密切的广东人伍朝枢、吴铁城等或被逐或被捕,孙科在表态与这些人分手后才免于放逐的命运(当然也因为他是孙中山之子)。用朱培德的话说,以广东人为主的既存政治“重心”已失。鲍罗廷更明言:“除少数例外,广东人不适合作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东的基地,把广东本地人排除在外。”[97]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中山舰事件事件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左倾的汪精卫被驱逐,右倾的胡汉民一度返回广州又失意离去,在逮捕吴铁城驱逐伍朝枢等偏右领导人后,国民党有竞争力的主要领导人都从广州“消失”,蒋的地位明显提高[98]。1926年4月,谭延闿致信蒋介石商量军事预算问题,蒋复函说:“本月预算似应确定,请由吾公主持一切,不必事事商量,使弟更不安于心。”但蒋随即“贡献”了三条具体处置意见,虽然他最后又说“未知尊意如何?请与益之、任潮二公核定,弟无不遵照决议”,然前面三条口气相当直接,并无太多商量余地[99]。可知蒋此时已大权在握,代理汪精卫的谭延闿宁愿“事事商量”(几天后蒋才于4月16日正式当选军事委员会,谭当选为政治委员会)。到5月下旬,蒋自己也忍不住说:“我近来听许多同志谬奖说,黄埔军校已成为党的重心。”[100]黄埔军校与蒋的个人关联众皆知晓,“近来”二字尤说明问题。
1925年3月孙中山弃世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之孙中山时代的结束,经过一年多“后孙中山时期”的短暂过渡,中山舰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开启了蒋介石时代,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家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不久前获得正式领袖地位的胡、汪转瞬即淡出权力中心是非常重大的代际转折,后来所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此时皆开始出现在前台;他们中除蒋介石外皆能说英语,故能与仍处权力核心的鲍罗廷直接交流,孙科和陈友仁以同样原因此时至少与宋、孔一样重要,邓演达则能操德语故可与苏俄顾问中高阶的铁罗尼对话,也是权力核心的成员,凸显了俄国顾问的势力仍相当强大[101]。这些皆是孙中山的幕僚和亲戚,绝大部分相当年轻,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他们基本偏左[102]。
但蒋介石掌权的道路还不平坦,鲍罗廷观察到,蒋提出“整理党务案”,本希望“使军队保持平静,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左派更生气了”。而孙文主义学会则要求蒋采取进一步措施来限制共产党;蒋“成了他们的俘虏”,以“保持军内团结”为由要求军内共产党人退党,以国民党身份工作,于是共产党更怀疑他右倾。蒋介石“每天都向我抱怨,说什么共产党人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103]。其实蒋在与鲍罗廷达成妥协后,即以捕吴铁城逐伍朝枢并公开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表明其已再向左转,鲍罗廷的回报是承认蒋所获取的权力并支持北伐。
此时新败于湖南的唐生智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外在形势的变化促使北伐进入实施阶段。盖唐部若被消灭,则两广将立刻受到北军威胁;唐如果退入广东或广西,这一新增的“客军”会使当地形势更为复杂。从全国看,北洋军正倾全力攻冯玉祥,在南方的兵力较弱,此时不出兵则冯败后南方亦势孤。这些因素都使本可安居广州以巩固其地位的蒋介石做出迅速进兵的决定。如前所述,战事既然成为主要政略,军方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即大大增强。蒋在6月5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个月后即出任国民党中常会,正式确立其领袖地位。
尽管广东政局仍不稳定,但局势最不利时蒋也可率军打出广东另谋发展。不过在北伐之初,蒋并未让黄埔军出击[104],而是派出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广西第七军先行[105]。素以不怕死著称的黄埔第一军并未安排在北伐第一线是个相当耐人寻味的现象,它提示着蒋介石一直鼓吹北伐或不过希望借此营造一种引而不发的态势,或并未充分认识到战机已至,仍试图进一步巩固其在广东的领袖地位,然后再定是否北上[106]。大体而言,北伐虽然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和计划,其最后的决定更多因为唐生智的突然加盟,并非完全是谋定而后动的有计划的作战。而且,对那时国民革命阵营各方面言,北伐本身有着颇不相同的意义。
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分析说,对蒋介石而言,北伐有利于其大权独揽;而“广东的政治工作也都是由其余所有人以准备进行北伐的这场革命进攻战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在邻近省份的组织也都在等待广州军队的到来,要反对这种情绪将是极其困难的”。在广州,不同的人围绕着北伐都有着自己的打算:“右派希望蒋介石率领军队北上,部分左派和部分共产党人鉴于有必要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幻想把恢复原来局面的希望同战争联系起来。蒋介石则指望利用这场战争把反对派将领派到华北去和筹集资金”。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态度一度摇摆不定”,直到派往广州调查中山舰事件的使团6月返回,其“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认为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107]。
以北伐求生存乃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个长期存在的思路,孙中山1924年北伐的主要考虑即是“在粤有三死因”,故不得不“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有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108]。中共中央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即主张广东政府“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109]。蒋介石自己在许多年后也回顾说,当时俄共谋夺在广州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东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110]。双方所认知的在广州的危险虽迥异(一为“反动势力”,一为“俄共”),其以北伐求生存的思路则相同。且其忧虑的重点,都在革命阵营自身[111]。故北伐的发动,实亦有不得不为的苦衷。
在国民党对外宣传中,北伐是以统一全国为号召的,然而所有上述具体思虑没有一种与“统一”相关,当时国民革命阵营中恐怕很少有人真以为近期即可统一。李品仙后来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领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112]李氏的话,颇能代表当时南北多数人的共识[113]。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当时已分析说:“在中国的军事角逐中,兵员和装备的优势未必是决定的因素。”[114]若不仅仅看兵员装备,则北伐军能以弱胜强的一个重要制胜因素,恐怕恰是国民党长期坚持对武装统一的正面提倡,适应了久乱思安定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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