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边缘挑战中央的地理态势
民初交通已成为军事要素,地理分布对军事的重要因此而凸显,交通不甚便之西南(指四川、云南和贵州,非时人口中的“西南”)、西北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基本未入北洋主流。西南之中,最接近中原的四川向有“军阀混战”最剧的不良声誉,表面上的特征之一是军队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而几乎足不出蜀,更实质性的缘故则因川省久为南北双方所持续争夺,川军间错综复杂的内斗往往不过是南北各方之争的反映,结果整体的四川或南或北的认同始终不那么明显[1]。而热、察、绥和西北则因与中原接近,通常成为北方无地盘而有实力者首先争取的地区,从地域言也可说很早就有一个据边缘以挑战中央的意思。
当时热河、绥远、察哈尔一方面成为中央用以安插无地盘者之处所,同时也是各类无地盘者欲借以发展的基础;如徐树铮、冯玉祥等皆先后试图以热、察、绥为基地,冯在得察、绥后又致力于陕甘,终获得“西北军”的认同[2]。这一趋势既可说是边缘挑战中央,也可说是礼失求诸野,就看从哪方面立言。北伐后实际留存的北方军队除较特殊的阎锡山晋军外,恰即所谓东北军和西北军,提示着这一地域发展趋势似还值得思考和探索。
实力不甚强却能长期维持其地盘者,派系不明朗的山西阎锡山是个典型的成功代表。尤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失败、冯玉祥下野、张作霖出关那段时间,阎锡山成为北方唯一的不倒翁,其重要性可见明显的增加[3]。山西距北京甚近,阎锡山多次坐观他人争斗的结果是自己的地位逐步提高,到1926年初已大致达到几乎可据京师的程度。这样一种战略性的地理优势,承平时作用不明显,乱世则可能有大用。后来阎锡山甚晚参加北伐方面,却成为四大集团军之一并首先进据北京,实非偶然[4]。
这一特殊的战略性地理优势在冯玉祥军队崛起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最初不过是偶然形成而已。1922年冯玉祥被取消河南督军,授陆军检阅使,包括冯本人在内的一般人皆视为吃亏,然冯部因此而驻北京南苑,稍用其兵力即可挟制中央政府,造成了超过其军事实力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影响,对国民军以至“西北军”的崛起帮助实大。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那几年北洋统治的急速崩溃实超出多数人的预料,盖局势大体稳定时很少有人会考虑一支有力部队驻扎京畿的战略作用;另一方面,此前较出格的政治军事行为多是倪嗣冲、张勋这样的旧军人所为,北洋军人自有其行事准则,当时的主政者恐怕也低估了冯玉祥挑战北洋传统的胆略①。
这样,冯玉祥军队实创北洋新典范:一方面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同时却几乎没有自身的地盘,复因其驻扎区域的战略性地位而获得意料之外的回报。当然,冯部寻求地盘的愿望和努力是持续的,也是促使这一军事力量发展壮大的主要动因,其最终成为“西北军”尤说明固定的地盘意识并未因国民革命这样的政治鼎革而改变,而是相当持续有力(“西北军”认同的取得在北伐前夕,而其确定则还在北伐结束之后)。简单回顾冯部从直系到国民军再到“西北军”的兴起进程,应有助于了解北伐前北方军事格局的突破性演变,这一进程又与原处西北的各军事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冯玉祥早在1914年随陆建章第七师入陕西,后升第十六混成旅长于1916年率部入川,到1921年再入陕西时已是第十一师师长,任督军约一年,收编的陕军编成胡景翼、田维勤、曹士英三个混成旅,1922年夏冯督豫时带入河南,然三人皆有部属留陕。故冯部与陕西本有较深的渊源。继冯玉祥任陕西督军的刘镇华本豫人,1918年率所部镇嵩军入陕,任陕西省长,然陕西驻军复杂,刘之权威常受挑战,故其势力增长后反欲回乡督豫。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刘部受吴佩孚命出入陕、豫,甚为活跃,直系战败后刘又借驱吴之名进兵河南,但作为战果的河南地盘却为国民第二、第三军所得,于是形成镇嵩军与国民军第二、第三军争夺河南、陕西的持续战争[5]。
二次直奉战后,冯玉祥在1924年11月的天津会议上分得向京汉铁路沿线发展的权益,但由于奉军实力太强,终迫使他将主要发展方向定在西北。1924年12月,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称号[6],被段祺瑞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1925年初,段祺瑞复任命孙岳为豫陕甘剿匪司令。这些任命显然不会是执政府的一厢情愿,而是顺应国民军方面的意思。不久冯部先后得察哈尔、绥远,并使之纳入“西北边防”辖区,冯玉祥乃移驻张家口,国民军渐被称为西北军[7]。此后陕西的争夺主要在镇嵩军和国民军第二、第三军之间进行。段祺瑞任执政之时,国民军常能迫使中央颁布对其有利的命令,其在陕西初胜后即曾试图罢免刘镇华而由孙岳继任陕督,因张作霖反对而未果(但冯部向陕西开拓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奉方的鼓励或容忍,因为国民军第三军原驻直隶的保定、大名,若无处发展便不会“让防”)[8]。
由于山西与陕、豫临近,阎锡山又是执政段祺瑞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晋阎在双方的争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双方也都努力争取山西的支持。阎一方面与国民军胡景翼互派代表联络,并表示“赞成晋豫两省携手合作”[9];但基本站在刘镇华一方,不仅代其向执政府说项[10],且以子弹接济,盖阎自认“与陕联合,自属胜着”,惟对镇嵩军进一步的参战要求,又以“无中央命令不好出兵”而推托[11]。
阎部晋东盐运使马骏当时分析陕豫之争说:“刘胜则中央可将陕付吴(新田)、孔(繁锦),败亦可付吴、孔。如能乘胡疲竭时中央明命鄂皖鲁苏陕各省以讨其破坏大局,一鼓歼之,最好。上策即以豫畀冯。胡胜后颇可虑。”[12]按马氏较有战略眼光,其实就是希望刘、胡两败俱伤,给山西一个相对安宁的周边环境;其最后提到的“各省”讨胡竟然不包括晋省,甚能得阎锡山不主动干预外事之宗旨。且胡本陕人,若胜而据豫又兼领部分陕地,则对山西形成夹击态势。战事的结局正是马骏所忧虑的,不过胡景翼新胜据豫后,本可大展宏图,却于1925年4月因病身故,使时局发生相当大的变化[13]。
陕豫间的战局刚告一段落,奉军于1925年四五月再次入关,张作霖到京,确定“政局商定后再讲地盘”的方针,试图“先恢复国务院,以新旧交通系为阁员”。段祺瑞虽“态度消极”,仍不能不勉予同意。而冯玉祥则“一味退让,希图保存”[14]。实际上冯玉祥大体仍在实施其主要向西北发展的既定政策,故在“商定政局”的同时,基本维持着奉向东南发展而冯向西北开拓这样一种各忙其事的态势。不过,奉系在东南的发展最初虽较顺利,迅速取得数省地盘,却遭遇到远更强有力的抵抗,盖东南久为北洋所据,其对手皆驻扎于此的正统北洋部队;而西北本未入北洋主流,国民军所遭遇的主要是北洋边缘部队,相较而言,国民军的西北开拓更具实际成效。
胡胜刘败后陕西的结局确如马骏所料,段政府准战败的刘镇华辞职,以吴新田继任督办。惟吴部实力不够,始终未能真正控制陕西局面,不久陕西也为国民军第三军所得。1925年8月执政府正式任命孙岳为陕西督办,冯玉祥兼任甘肃督办,在名分上和实际上进一步确认了冯部在西北的地位,惟陕西之外的西北“地盘”还须继续开拓[15]。国民军既得陕、甘、豫,北有察哈尔、绥远,形势看上去甚好,但其并未集中全力于巩固在西北的地位,而是更有所图,其拓展方向又回向山东和直隶,甚至可能包括山西。
因奉系对东南的占据显现出较大野心,引起各军阀不快,终推动新据江南五省的孙传芳与其余直系剩余力量的联合,吴佩孚乃乘间而再起,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以攻奉[16]。孙传芳讨奉时,国民军第二军曾参与攻鲁;战胜后的徐州会议,岳维峻也曾出席。这就使国民军和奉军终难共处,国奉之间战争很难避免。同时,整个国民军与山西的矛盾也日趋激烈。盖国民军既得陕、甘、豫、察、绥,北京也有驻军,在地缘分布上已置山西于其夹击态势之下;不论其在山东、直隶的进展如何,国民军若图将地盘连成一片,最容易也最可能的下一兼并对象就是山西。晋阎欲图自保,就只能联奉。在国民军又将李景林逐出保定、大名后,奉张决定联吴佩孚打击冯玉祥。1925年11月22日,阎锡山驻汉口吴佩孚处的代表报告说:“奉派某要人来汉协商解决〈国民〉第一军,此间令其先行攻击。”[17]
且国民军内部并不团结,前引晋东盐运使马骏将国民军之冯、胡二部分别看待,并非无因。冯玉祥就曾自别于国民军第二军,他致电阎锡山说,“二军分子复杂,唯利是图,久为世人所诟病”,与冯氏自己“十数年心血教练而成”的第一军不可同日而语;并力辩自己不仅未参与国民军第二军对山西的军事行动,且曾屡次劝阻之[18]。另一方面,胡景翼、孙岳皆曾参与同盟会反清革命,自视与纯北洋出身的冯玉祥不同,反与也曾加入同盟会反清的阎锡山同属“民党”。就在国民军与奉、晋开战前不久,国民军第二、第三军的代表谷仲言曾与阎在北京的代表联络,对“山西与冯合作而不与民党之二、三军携手,深致不满”。他强调,第二、第三军的“军队虽极复杂,军官确系民党主义,以主义与之拉拢,必可奏效”。故“山西应以民党关系,脱开冯方,与二、三军切实合作”[19]。
可知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之间的关系确不十分和谐,而胡景翼去世后接掌国民军第二军的岳维峻与“民党”无瓜葛,他不仅联孙传芳讨奉,且亦公开列名于拥戴吴佩孚出山的通电之中[20]。这样,国民军内既不和,外将面临与奉、晋、直三方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形势相当不妙。恰在此时,奉军郭松龄于11月22日(即阎锡山得知直、奉联合的当天)正式发出反奉通电,此举对国民军的存亡有重大意义。据勃拉戈达托夫对国民军第二军的观察,该军“只能对付土匪”,实“无力同正规军作战”。若与奉军战,恐难取胜。“多亏郭松龄采取了行动,才将部队从困境中拯救了出来”[21]。这一观察或许有些过分,第二军中李济才、李云龙部皆甚有战斗力[22];且如冯玉祥所言,国民军第一军的战斗力应超过第二、第三军;但总体上国民军并不具备同时多方作战的实力。
尽管郭松龄反奉对国民军非常有利,冯玉祥仍拒绝了苏俄顾问提出的以骑兵援助郭松龄的建议,认为郭“自己完全能应付”。此时国民军的所有军事行动均涉及地盘:国民军第一军出兵接管了热河,这还算是对付奉方地盘;同时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又联合进攻支持郭松龄的李景林“地盘”,这一“违约”行为导致李部由支持郭而转向“中立”,继则转向支持张作霖而向冯宣战。勃拉戈达托夫认为冯玉祥“没有充分利用”郭松龄反奉的“有利局面”而在作战上“及时援助郭松龄”,冯后来也承认“他低估了自己敌手李景林的力量”,竟将一半的军队留在远距离的后方[23]。
其实冯玉祥和苏俄顾问所认知的大到战略利益小到“有利局面”皆不一致[24],冯恐怕恰是在“充分利用”他眼中的“有利局面”,试图占领与自己最接近的地盘,以解决其兵多地少的矛盾。从冯部与奉军终不能不一战的战略眼光看,若冯玉祥真出大力援郭而推翻张作霖,则不论是郭松龄拥张学良主政或其自主,皆必致力于巩固东北,暂无暇顾及关内,国民军在华北的地位会相当优越。直鲁联军南有孙传芳虎视眈眈,是否能自保尚成问题,不能对国民军构成太大的威胁;此时以优势兵力再图直隶地盘不迟,并挟中央政府以与势力尚松散的吴佩孚战,胜负实难逆料。
不过,冯玉祥那时仍在强化其对西北的控制。1925年8月执政府刚任命他兼任甘肃督办,冯即派主力之一的刘郁芬师出征甘肃①。10月间,阎锡山派往冯部的代表观察到,“冯军连日向西开军队甚多,向东开只昨日有骑兵二连”②。究竟冒险逐鹿华北还是确立其对西北的控制,这恐怕才是冯玉祥面临的最大战略抉择。郭松龄不过奉军之一部,其反奉能迅速取胜大概很少会在时人事先意料之中,故真正援郭反奉可能需要倾国民军全力以赴,而胜败尚难逆料,具有相当的冒险性;若进兵西北则所遇对手实力相对较弱,且冯具有中央任命的督办职务,可以说是在自己属地进行“内部清理”,以当时军政运作规范言,颇具正当性。比较而言,在其他主要军事力量竞争华北甚至东北之时,倾全力以控制西北,是比较稳妥的现实选择。
然冯玉祥计不出此。他不援郭或因其对全国性战略地位竞争的冒险性考虑较多,但他又不想放弃当时华北的有利局面,也没有真正全力西进。也许他想让郭松龄与张作霖两败俱伤,自己则一面巩固西北,同时抓住可乘之机在华北据地(以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之间的矛盾及各自意图的不同,此时或也不完全能由冯决策)。这一战略选择的结果几乎是毁灭性的,郭败而国民军不得不面临奉、直两系的夹击,而且还加上新近转向的阎锡山。山西的总兵力并不甚强,却最接近国民各军的实际地盘,具有非常直接的威胁;阎的出兵随时可将国民军在华北前线和陕西、河南的部队分隔开来,使其无法集中兵力对付奉、直任何一方,而不得不同时分别与奉、直、晋三方作战。国民军处于这样的劣势,很大程度上实因冯玉祥在郭松龄反奉时缺乏战略眼光而太顾及眼前地盘利益所致[25]。
在郭松龄兵败被杀的1925年12月24日,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联合进攻李景林取胜,并占领天津。次日,段祺瑞循冯玉祥之意任命孙岳为直隶督办,据说引起国民军第一军内部不满,数日后冯玉祥通电下野,移居平地泉,拟赴苏联考察[26]。勃拉戈达托夫多次表述了对冯玉祥在部队面临奉、直夹攻而最吃紧时宣布脱离军队远赴苏联一点不理解,然冯或自有其算计,他认为“吴佩孚和张作霖是‘死敌’”,不可能有认真长久的合作;他显然希望这两个“死敌”面对面的接触会导致实际利益的冲突,从而爆发战斗,自己则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后再回来收拾残局[27]。这也不无所见,但当时奉直双方恐怕都已视冯为更可怕的敌人[28],如果不是北伐这一新因素的迅速改变局势,直奉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多半只会爆发在冯部被基本“解决”之后。
对国民军尚有利的,是奉、直、晋三方内部也有类似国民军的自身困难,其相互配合显然不足。先是李景林由中立转而通电讨冯后,阎锡山即连电其驻汉口代表探询吴佩孚是否真与奉方结合,不久即得“津李、鲁张、汉吴、苏孙确已联络对付国民军”的确信。阎锡山于是提出,冯李既然开火,“玉帅非速动不可,否则张(宗昌)、李(景林)不支,更无办法”。但他很快发现吴佩孚其实指挥不动其名下的军队,尤其实际控制湖北的萧耀南与吴之间“感情日恶”,萧并不实际支持吴的对北作战[29]。不过,这一障碍因萧耀南在1926年2月中旬突然因病逝世而解决。
更直接的困难是已表示接受吴统辖的岳维峻在河南不动,盖当时欲谋豫督地位者众,在岳氏看来,“战之胜败,豫之地盘均非所有”,故不欲北上。“吴对岳极悲观,无办法。吴之鄂豫旧部以岳失信,欲以兵力压迫,吴不允”[30]。这一困难竟由国民军无意中代为解决:那段时间段祺瑞几次试图下野不成,执政府益受占据京津的国民军操纵;在萧耀南病逝后,吴佩孚任命了临时继承人,段则循冯意另任卢金山、刘佐龙为湖北军民两长,并正式下令卢、刘讨伐吴佩孚,命岳维峻等“督饬部队会同进剿”[31]。此前吴佩孚的部队“借道”河南北上不成,直接攻打岳维峻又显得正当性不足,此时反有直取河南的理由了。
在各方的夹击攻势下,国民军与直奉晋三方皆边打边谈,在作战的同时尝试与各方和平解决的联络始终不断,景象相当奇特[32]。1926年3月中旬王士珍等北洋大老提出和平息争主张(详后),冯部将领迅速在3月20日通电表示接受,愿意“将所部队伍撤回原防地,专力开发西北,不欲内争”[33]。国民军并于4月上旬在北京逐段祺瑞而释曹锟,希望获得吴佩孚谅解;直系内部也有主张容纳冯部的主张和实际的努力,但遭吴拒绝。此时军事上集中于消灭冯玉祥已成为直奉晋三方高层的共识,阎锡山连电吴佩孚,主张迅速合力灭冯,他说:“合肥既去,政治上不成问题。鄙见根本上歼敌计划,总应贯彻到底。极盼转电雨帅,迅电前方各军,戮力同心,灭此朝食。”在得到吴、张“所见相同、主张一致”的确讯后,阎一面指出“敌虽狡猾善变,必无幸存之理”,一面更强调“彻底灭敌,务绝根株”的必要性,希望吴佩孚“旌麾北上,就近指挥,于战胜攻克,收效尤大”[34]。
4月中旬,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但各路军队围剿国民军的战斗并未停息。稍后张学良到京,再次“向齐燮元陈述目前先急军事,政治后题”的方针[35]。5月17日,冯部将领又一次宣言表示愿意保境安民,努力开发西北[36]。次日却以晋军阻断其退路为由,分六路大举攻晋,占据了晋北大部分地区,至6月在雁门关一带与晋军形成相持局面[37]。5月底至6月底,直奉双方分别罢免了各自内部倾向于联合国民军的靳云鹗和李景林,吴佩孚和张作霖于6月底在北京会晤,由吴佩孚亲自指挥南口一线直奉联军与国民军的决战。至8月底,国民军全线溃退,各军星散[38]。
就在国民军前途堪忧之时,北方不甚重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却取得了超出多数人预料的迅速进展,结果不仅冯部未能彻底消灭,直奉集全力于北方战事的方针反成为战略上的败笔,确非先前所能逆料。国民军充分利用了南军北伐的机会,在败退中尚能肃清甘肃,保存了再起的基础;尽管直奉夹击之下的国民军主力出陕使刘镇华复起占据陕西大部,国民军李云龙(字虎臣)、杨彪(字虎城)仍能固守西安,直到北伐开始后冯玉祥从苏俄返国,1926年9月誓师五原,新的国民联军逐渐重新据有陕甘[39]。
细核国民军1926年春夏各通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即其一再表示愿致力于“开发西北”。这意味着他们终于有了自己后退的“地盘”,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了他们的区域认同——当时的谈判和各方往来电报中,不仅国民军自身以“西北方面”自称,他方也多以“西北军”称之,报刊舆论亦然。在陕甘再起的冯部虽一度自称国民联军,不久且正式并入国民革命军,后来一般仍称其为“西北军”,就是其自身军人也如此[40]。
简言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倒戈促成吴垮台后,段虽出山,皖系并未能再起,北洋中后起的奉系成为大主角;而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也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阎锡山的晋军也在这段时间日益活跃。吴佩孚的复出未能挽救正崩解中的直系,此时中原争夺的主要角色是奉军(北伐后改称东北军)和国民军(形成中的西北军)。北伐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东北军、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三部分,在北洋系统内可以说皆非正统。故北伐结束后所发生的情形其实早已形成势头,说此后十年的军事格局大体奠定于此时,或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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