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统一的愿望与可能性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尽管武力统一在北方已被表述为破产的“迷梦”,对久乱的中国来说,统一又是代表着许多人愿望的广泛社会要求,成为温和、保守与激进的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一个相对共同的目标。故对统一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全社会的时代要求,并影响着此后数年以至许多年中国政治局势的演变[1]。
在一般人心目中,相对宁静安定的生活乃是一统局面下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来自“兵”或“匪”方面的骚扰可以大大减轻。中共在1922年就提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2]
到北伐前两年,以北洋内斗为主的军阀混战进一步加剧,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方式也日益现代化,故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和中部省区。结果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受战争之创伤也最重,民生被严重扰乱。胡政之在北伐开始后得出与中共几年前的见解非常接近的看法,他分析说,过去多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各行业之人尚能苟安。至内乱加剧,“商不能商,工不能工,农不能农;甚至官亦不能官,教亦不能教,于是全国各业之人虽欲偷生苟安。忘大义取小利而不可能”。结果“全社会之态度一变”,而“统一意识与全国意识兴矣”[3]。
中国传统向主“思不出其位”,但其前提是至少要有可以苟安于其位的社会条件。到天下大乱,则庶人要议政,匹夫有责于保天下,是思不出其位而不可能。这样一种因思出其位而产生的全国意识,乃是一种思变求变且极富能动性的焦虑思绪。其建设性的一面,是促进了全国性思想言说的形成,并寻求一种全国性的解决;其破坏性的一面,是对既存政权的否定性判断(即判定其已“失道”或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对于任何当局者都是不利的)。
时人对怎样获致统一怀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武人当政是造成民初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故文人多倡“弭兵”;但要想统一,历史上最常见也有效的方式正是使用武力,这又可能意味着武人当政的延续。一些读书人或仍主“弭兵”,而厌乱者已思能以任何方式统一之人。杨荫杭在1920年已提出,若能统一全国,军阀也可接受:“使段家将而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他分析说:“不战而能统一者,上也;战而后统一者,次也;既不能战,又不能和,而苟延残喘者,下也;既不能战,又欲强战,战线延长,民不聊生,又其下也。”[4]
对不少人来说,久乱之后,目的渐重于手段,统一是否以武力达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时武力统一的主张在北方不得人心,更多是因为持此论者无此能力。力既不足,在此寻求全国性解决的思绪形成之时,北洋军阀恰失去了统一全国的信心。由于中枢的自毁,遂给处于边缘者造成了机会。如前所述,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其后的善后会议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为此后的北伐预留了先机,主张且能够实行武力统一的新来者仍有尝试的余地和成功的机会。
北伐前既有统一愿望又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恐怕只有国民党:1923年底开始的国共合作引进了苏俄式的紧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改变。改组后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既定意识形态,又有接近苏俄模式的政党组织扮演动员民众及沟通军政、军民等因素的整合角色;新型政治带来的动员整合力量大大推动了国民革命军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的形成,也提示了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未必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反帝的一面,而恰在其强调统一,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5]。
前引国民党《时局宣言》已指出:“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稍后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又说:“中国军阀,凭藉帝国主义之后援,割据自雄;或揭武力统一之名,或标联省自治之号。”[6]可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都是能够迷惑国人的口号,由于北伐实质上仍是一种“武力统一”,广东当局既要针对带有“西南”特色的“联省自治”(介乎于蒋介石所说的“反革命”和“假革命”之间),又要区别于北方的“武力统一”,故特别致力于树立其“革命”的合道性[7]。
北伐出师前,国民党“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说:“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8]蒋介石也强调,中国统一,“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只有国民党是有“主义”的团体[9]。他稍后就任总司令时进而说,“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于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效死命”。如今,“国民革命以主义为依归,绝不同于军阀武力统一之梦想”。[10]
同样是“武力统一”,有“主义”的一方便既正确也能够胜任,“主义”的功用真是神奇。从实用层面看,民初的中国社会,因政治鼎革造成整体性的制度转换,加上传统的崩坏,一统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结果是各种新兴的“主义”起而填补思想领域的空白,并出现各类西方主义以中国为战场的现象。[11]当年比较成功的军阀,多少也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与思想界多采西方观念不同,军阀中除冯玉祥以基督教统一部属外,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到北伐时还曾临时出现孙传芳军系的“三爱主义”和奉鲁军系的“四民主义”[12]。后两种“主义”显然是模仿三民主义,提示出国民党运用“主义”的成功。
这的确是那时南北双方治军方略不同之所在,1924年初伍朝枢代表孙中山访奉时,曾问担任接待的何柱国:“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答曰否。伍乃“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何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何回答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一样能打仗。张学良知道后,“满不在乎的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13]。各有各的“一套”是个很形象的说法,但后来北伐时北方试图学习南方的现象说明国民党那“一套”似更起作用。
蒋介石就认为,“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这都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14]。除了“主义”的有无,南北军队另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南方有仿苏式的国民党组织,这一新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的政治复杂化,同时对整合军队也起了较大作用。蒋稍后解释“为什么要有党”说:“党是有主义的,运用主义的。没有主义,固然没有党;没有党,也不能运用主义。”[15]党的存在,有助于消弭当年南北皆存的文武之间的紧张和疏离,起到整合文武双方的功用,促进了南方的军政结合,使北伐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政治并行的军队[16]。
不过,主义、政党一类新因素的效力当时还在证明的过程中,国民革命的“合道性”很大程度上毋宁是由北洋方面的“失道”所反衬而成。前面说过,伴随着北洋体系老成凋谢和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阀兴起的,是行为准则的转变。特别是张宗昌、张作霖等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则,随意捕杀记者、学生,严重损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础[17]。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6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不论此事究竟该由哪一部分军警负责及其负有多大的直接和间接责任[18],若将其与稍后4月间《京报》被封,名记者邵飘萍被负责治安的奉军杀害联系起来共观,便体现着某种类似而连续的行为模式。
关于“三一八”惨案可参见本书第六章,学生运动是民国的新事物,中央政府以这样的方式杀学生前所未见,连江南的北军孙传芳也认为政府应为此负责。他和陈陶遗联名通电说:“政府早日既疏于化导,临时又过于张皇,枪杀多命,演成惨剧。谁无子弟,能不痛心!”且“年来政府对于学界举动,禁纵无常:利用则借为前卫,反对则视同大憨”。这是相当敏锐的观察,日益热心政治的学界当时已成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和政治势力,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试图利用而使“是非淆乱”,故“邪说异端,相因而至”;这一次就是因为“兵争不戢,驯至与学子为仇”。孙、陈希望“当局诸公,早知改图。平时教督防护,当负相当之责任;对于此次主使及行凶两方,必须实行公平之惩罚,勿徒以一纸空文,涂饰耳目”。若处置不当,则可能导致“上下乘【乖】离,祸至无日”的结果[19]。
孙氏等对学生运动的主使一方也主张实行惩罚,多少还站在北洋体系的立场上。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虽已相当严厉,毕竟仍承认既存中央政府的地位。梁启超则认为,“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故必须“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20]。这已露出否认执政府之意了。上海商界表述得更直接,其致全国公电明言:“自段氏窃据首都,述其所为,对外则一味奉承,对内则动辄压迫;今竟听令卫队惨杀爱国运动者至百余人之多,如此媚外残民,罪恶滔天,实全国之公敌,亦法律所不容。除即应驱令下野外,我全国人民宜急起监视其行动,或设法拘禁,以待国民会议之公判。”[21]
梁启超与上海商界的表述虽稍异,其观念大致相类,即基本否定执政的段祺瑞,然尚大致承认民国这一法统。北京国家主义派的立场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过去的“军事协约、参战借款、唆使和利用国奉的战争等等事件”已证明,“段祺瑞和他的爪牙媚外卖国,残民以逞”。此次更“穷凶极恶,用枪炮大刀将无辜民众杀死了这样多,这种样人不但是毫无法律,简直是毫无天良”!该派明确宣布:“我们不去希望法律式的制裁——固然被难的家属们仅【尽】可以去告状,——因为法律对于军阀早已失了效力;并且法律式的解决究使生出效果,也不痛快。”[22]
此次事件本因外国军舰封锁大沽口而起,孙传芳和陈陶遗已注意到外侮与内争的关联,他们就认为这次“外侮之来,亦由内争所召”[23]。重要的是这使一些人将此次惨案与不久前的五卅事件相比,结果更凸显出北京政府的失道。梁启超评论说:“试想去年五卅的血案还是现鲜鲜的放着,那时我们全国人民怎样一致的呼吁反抗,我们也取得国际间一部分真挚的同情。谁知紧接着英国人的残杀行为,我们自家的政府演出这样更荒唐的惨剧!这正当各国调查法权的时候,我们这国家此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讲,什么脸面见人?”[24]
北京国家主义派更认为,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执政,“不但是国家之羞,而且是人类之耻”;必除掉以“为国家人类雪了羞耻”[25]。当时正被国家主义派攻击的中共,其见解也非常相近,中共告全国民众说,“爱国同胞死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已足使人愤不欲生;今爱国同胞为爱国示威而死于自称中国执政之手,全国民众又将何如?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这样“杀人的卖国凶犯”当然应该讨伐[26]。
爱国者死于本国政府之手,且其惨烈更甚于帝国主义,这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对北洋统治合道性的打击实在太大。梁启超等还希望依靠既存体系的法律制裁,国家主义派和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立场对立,却皆得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结论。这两个政治团体在当时都没有足以将造反落实到行动上的军事力量,结果这一局势最有利于正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后者不仅有自己的军队,且已取得区域性的政治控制。
北洋政权的“失道”行为从反面衬托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使北伐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汤武“革命”那种“有道伐无道”的意味。当年一些知识精英的态度颇能提示出国民党在几年间从政治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任职清华的张彭春在1925年分享着社会对“统一权力”的期盼,他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甚为感叹,认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社会这样不安宁,什么实业、教育都不能发展”。到当年11月张氏已发现“北京国民党得势”,这大概与冯玉祥对北京政局的影响相关;不久他进而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27]。
张彭春或因当时国民军利用郭松龄反奉攻占天津而感觉共产主义将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反赤”的部分“成功”——即学界中有人已接受冯部“赤化”的宣传),故预为适应“新朝”作准备。但国民军之得势带有回光返照的意味,其很快就败退西北,倒是更加“赤化”的南方国民党愈来愈显现出“得道”的趋势。倾向自由主义的胡适在1922年尚与人共同表示:“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他后来却承认:“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28]胡适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那时对“新俄”和国民革命的积极赞许恐怕还超过一般读书人[29]。
对相当数量的新老知识精英来说,20世纪20年代实未出现一个足以使其从内心折服的政治力量。他们此时的心态,大约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形容。据沈刚伯回忆,胡适1926年秋在英国大说国民党的好话,即因为他本人虽“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30]。
最初反对后又转而支持北伐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也分享着类似心态,他认为,“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些”。陈氏知道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而“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但一个由武力统一的中国至少可以结束战乱的局面,为一个“民主的中国”打下基础[31]。
简言之,中国当时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有增无减,实处分裂的南北双方虽皆主张南北应统一,其实自身也很难统一。当时的情形是谁能先统一内部,始可言统一全国。苏共中央考察中国状况的布勃诺夫使团总结其对中国的观察说,北方(包括华中)和南方“存在着两种基本上不同的政治局势”:南方“已经度过了某些中国军阀(军事买办)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时期”,日益强化的国民政府在发生作用;而北方的情形正“与此相反”,那里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仍接连不断”[32]。这一观察基本看到了北分南合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两广和湘南的结合已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而其政府的领导作用也强过北方。
当然,南方的军事政治整合虽皆取得一定成效,仍尚不足以结合成一个相对稳固的整体,北伐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权宜之计;但这一权宜之计能够提出并付诸实践,正因国民党尚存统一全国的愿望。后来北伐渐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即因其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此时南北双方又一区别在于,北方共同的“反赤”较多停留在口头上,而南方共同的北伐却进入实际操作;北洋已消极,而国民党正积极(皆相对而言);北洋的失道,更使国民党的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易,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本章所使用的一些资料,承汪朝光、谢国兴、杨奎松、王奇生、冯筱才指点,特致谢忱!也非常感谢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特别是万仁元馆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特别是馆长马若孟教授)、台北国史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特别是庄素华小姐)、中研院史语所图书档案馆的热情帮助!中研院近史所张淑雅教授的研究助理林志菁小姐拨冗协助复印资料,极为细致周到,亦甚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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