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赤旗帜下北方军政的整合尝试
在此混战期间,“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此旗帜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成功。尤其奉军利用“五卅事件”这一机会进驻上海,破坏各方原先达成的上海不驻兵的协议,凸显了奉方觊觎江南的野心,是江浙反奉战争的直接起因之一,也使北方在“反赤”旗帜下实行非武力整合的希望相当渺茫。不过,在政治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渐成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倾向。杨荫杭在1922年就注意到,“近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各派军阀所发文电在“攻击他党”时,便常指责对方“卖国”[1]。由此视角看,“反赤”至少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政治口号[2]。
1925年12月4日,正与冯玉祥争夺京、津地区的军阀李景林通电讨冯,说冯“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其“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家;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而李本人则“荷戈卫国……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持此人道主义,……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3]。这里“赤化”与“纲常名教”的对立更多隐喻着中外矛盾,时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4]。此后各军阀的通电中以“反赤”为其军事行动正名者便日见增多。
那时“反赤”舆论在北方也确有一定的威慑力,国民军就一方面努力从俄国获得武器弹药,一方面试图淡化其“赤色”。国民军第二军的岳维峻在1925年底对苏俄顾问斯卡洛夫说:“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原文如此,盖表执笔者之疑问态度也],这对工作是有害的,会使敌人借口同以我和冯为代表的‘赤色危险’做斗争来网罗反对派。”若说岳维峻本非民党,身为国民党员的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也对俄国顾问说,我“不能让你们到部队中去,因为人们可能猜疑我这个直隶督军同情红党。你们是不是最好去北京”?他明言:“我们在思想上是朋友,但现在不是表露这一点的时候。”故孙岳也曾拒绝出席苏联驻天津领事的宴会,并对苏俄顾问利沃失解释说“这是因为不想让敌人找到攻击我们亲近的借口”[5]。
有时“讨赤”似有助于反国民军各方的军事整合,据说直奉晋等各方5月10日在北京成立了“讨赤各军联合办事处”,各派驻一全权代表,以“谋军事上之统一,以期彻底的讨伐赤化”[6]。由于直奉双方基本认可先军事后政治的方针,故军事整合相对容易,而政治整合就困难得多了。先是段祺瑞政权因与国民军过于密切的联系而渐失直奉两方的拥戴,尽管本来也更多是名义上的,张作霖在1926年初已正式宣布不受命于执政府,实行东三省自治[7];在段祺瑞在2月下令讨伐吴佩孚后,吴氏也于3月通电讨伐段祺瑞和冯玉祥。但真要达成政治解决,段祺瑞的政治地位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国民军自己驱段释曹,为各方的政治解决扫清了一个障碍。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和政治背景下,北洋元老王士珍等在3月中旬曾出面发起全国和平会议,倡导北洋内部息争,各军停战后退,划直隶、京兆、热河为缓冲区,各不驻兵。处于劣势的国民军一再表示接受响应和平通电,但张作霖要求国民军还直隶、热河于奉,方可停兵。由于各方反应并不理想,国务总理贾德耀率阁员于3月25日再次通电主和。这一通电经王士珍等修改后发出,有意思的是内阁通电初拟递达者有冯玉祥而无吴佩孚,电文中并有“雨帅焕帅,国家柱石”等语。王士珍等认为冯已下野,不应列名,吴则应加入,遂改电文为“雨帅玉帅,国家柱石”;原电说“执政委托聘老诸公主持和议”,亦以免除“其他误会”为由删去“执政委托”四字[8]。
一日之间的电文更易,最足见当时势力消长盈虚之瞬息万变。冯、吴的一退一进,直接反映出军事形势的异变。而贾德耀本出身皖系,王士珍等却有意要切断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关联;尤其贾氏不久前曾附署讨伐吴佩孚的通电,今忽又通电改称其为“国家柱石”,不仅贾氏个人甚感难堪,当时“内阁”之几无地位亦可见一斑。
王士珍等和平息争的主张终因各方实际利益冲突太甚而收效甚微,这批元老只是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到新内阁成立期间起到了维持治安的作用。且“其他误会”也未能免除,段祺瑞的影响虽被删去,吴佩孚又猜测和议是出于冯玉祥的主张,以为“聘老言和,系受赤党所包围,非其自由主张”[9]。的确,在直奉晋三方联合讨冯之时提倡北方息争,当下的实际受益者首先是国民军,吴佩孚有此认知实不足怪;但这也可能只是他拒绝息争而不正面对抗王士珍等大老的推托之辞而已。
直奉双方对政治问题也一直在讨论,但在“护宪”还是“护法”这一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使政治解决的达成相当困难[10]。当时的政治情形相当复杂,直系主张“护宪”,即承认曹锟时所颁布的“宪法”,然可以接受让曹退位,即所谓“旧法新选”;另有不少人主张以更早的“约法”为国家基本法(当然也就不承认“宪法”),是谓“护法”;两者都进而牵涉到已不存在的国会问题[11]。奉系先前曾“讨伐贿选”,现在若承认曹锟宪法,则与此前的行为有冲突,故张学良对阎锡山的代表“面称护法不护宪”,致后者得出“政局恐一时难有办法”的结论[12]。
昔日的老民党章太炎此时也颇致力于“恢复法统”,试图拥黎元洪复位。盖黎氏为武昌首义正宗,又是当选副总统,其复位后再据《约法》新选国会,最能体现“法统”之恢复。从这个角度言,太炎与不赞成“护宪”的奉系主张相对接近。他曾于1926年4月下旬函杨宇霆商拥黎事,杨复函支持,但不愿公开主张,仅欲“观成”。太炎以为即此也足,故觉“甚为满意”[13]。其实黎元洪能否重新出山正取决于究竟有无实力派的真正支持,在直系明确主张“护宪”之时,奉系虽主“护法”,其仅欲“观成”的态度显然不足以恢复黎元洪的地位,结果吴佩孚坚持的以颜惠庆内阁摄政获得成功。
颜内阁摄政虽然只是个过渡性的安排,仍表明直奉双方在政治上确实有所合作。在北京地区奉系军事实力远大于直系的形势下,奉系在政治方面对直系显然有所退让。的确,若将南方发展中的变化计入长远考虑,北洋系统此时真能携手,其实对大家都有利。但那时北方尚少有人认真顾及南方军事格局的变化,他们的眼光仍多关注于北方,且各方成见皆已较深而相互信任不足,其大致共同之处,即集中全力先消灭国民军。
章太炎反对颜内阁摄政而未果,其设想的由黎元洪任命一新国务总理在南方摄政也不为北方有实力者所接受,但他仍强调继续反赤的优先性,以为国内各事可于“南北二赤次第荡定”之后徐议之[14]。盖太炎以为,中外矛盾大于国内政争,“今日国内问题”,已不在什么护宪护法,“而在注意如何打倒赤化。护法倒段题目虽大,而以打倒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宜?】引人注意。十余年来之战争,尚系内部之争;今兹之事,则已搀入外力。偶一不慎,即足断送国家主权,此与历次战争绝对不同”[15]。
到1926年四五月间,章太炎与各类在野士绅组织起“反赤救国大联合”,要联合全国各界同志起来“共除国贼”。从“赤化”角度看,当时本存在所谓“南北二赤”,即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国民党,后者“赤化”的程度远超过前者。当时直奉之反赤者地域意识甚强,更多瞩目于“北赤”;太炎与这些北方军人最不同之处即在于他将“南北二赤”共同看待,实际越来越更看重“南赤”上升中的力量[16]。
或许预见到其“拥黎”的努力难以成功,章太炎从1925年末就提出,处于“赤化时代”的中国大势“宜分而不宜合”,故“不如废置中央,暂各分立”,分别反赤[17]。他在1926年初解释“恢复法统”之义说,“吾所主者,不在去段一人,而在否认北京之政府”。自袁世凯以后,“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渐成北京政治常态,“所谓政府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本来“总统国会,法之所当有;而非法之总统国会,则法之所不许。故暂缺中央政府者,所以尊法,非违法毁法也”。只要大家都反赤,实行区域分治或者比有名无实的统一更有效率[18]。到1926年5月,章仍主张:“以事势观之,吴(佩孚)处果能退让无过,暂缺中央,任王士珍等维持治安,即所谓三分之局也。若南北二赤果尽解决,彼时或再有可议尔。”[19]
这样一种先解决“南北二赤”再及其余的主张与奉直双方先军事后政治的方针在思路上有接近之处,但许多实际掌军权者并未接受“先反赤后内争”这一次序,他们在落实“先军事”之时甚至可能藉“反赤”之名而争夺地盘。太炎认为,吴佩孚坚持颜惠庆内阁摄政,就是置内争于“讨赤”之先,他电驳吴氏说:“方今赤党犹存,军事未了;山西有累卵之危,湖南有舐糠之急。为将帅者,不以此时戮力救国,同恤简书,而欲树置官僚,宴安鸩毒,吾辈当责其根本之误。”稍后他又痛责颜惠庆道:“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救国,非以营私。今赤军在郊,而种种借款政策,授赤党以有词;种种揽政行为,开赤军以生路”;实已构成“误国之罪”[20]。
既然中央政府也以讨赤而“营私”,则讨赤之不能成功地整合北方,已可见一斑。故反赤运动不仅没有让太炎得出需要统一的认识,反成为他主张分治的新理由。不过,即使各地分别“反赤”也需要较大规模的跨省跨派系军事行动,这与区域分治多少有些矛盾。随着“反赤”的重点逐渐从言论口号转向实际的行动,这些问题迅速凸显出来。到北伐军已占据江南、直逼北方后,奉直各方的关注开始越来越转向南方,直到吴佩孚在湖北大败于北伐军,所有剩余的反赤力量才真正开始联合起来;但反赤方面联合的一个重要基础,倒未必是章太炎所期望的“以夏攘夷”,恐怕更多是中国国内的南北之分[21]。
若简单总结1924年-1926年间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第二次直奉战争是一个转折的关键。共产党人瞿秋白稍后即认为那次战争表现出军阀“开始分化和崩溃”,而北方国民军的形成则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的现象”。在“中国军阀之中,居然发现一派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算是国民的武力,然而他们在四围复杂的环境里,全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终可以说:即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即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因此,“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22]。
前面说过,在北洋两大派系相持的均势下,各中小军阀虽不断转移其立场,却无伤大局;同理也适合于南北双方的均势。冯玉祥和郭松龄的先后倒戈直接导致了北方均势的瓦解,到两极体系中一方优势明显时,居弱势的一方会在体系内外有意识地努力寻求(长期的或暂时的)同盟,以取得平衡或优势。同时,危迫的局势也可能促使居弱势的一方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方式。惟政治规则即使在对付敌手时也不宜随意“突破”,只要开了先例,则对敌之方略也可能随时转而对己。
南方固然曾试图在北洋体系中寻找可以联络的对象,北洋人也可能往南方寻求支援。在直系倒段祺瑞时,吴佩孚等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南方军阀的力量,这就在北洋体系的内争中引入了外力,增加了北洋内斗的复杂性。后来直系占优势时,奉、皖两系也联络在南方开府的国民党孙中山系,同时吴也曾试图联合与孙对立的陈炯明[23]。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毁掉了北洋体系的元气,此后新主政的段祺瑞和张作霖不得不将国民党视为重要力量而加以联络,邀请孙中山北上谈合作,使当时所谓“三角同盟”进入实际运作层面。外间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认真注视,多半自此始(国民党以东征确立其在广东的军政控制,还在此后)。此时南北虽仍对立,但已互相援引利用,南北均势已逐渐是名义多于实际了。
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参见本卷前面各章的讨论)。国民党1925年5月发表的《时局宣言》说:“总理既怀与人为善之诚,躬自北行,与之商决国事。倘使北京临时执政肯以诚意与本党合作,接受总理所提倡之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原则,本党敢信,不但中国之政治的统一早已实现,而国民革命进步,亦必以一日千里之势克底于成。”[24]孙中山的逝世可能是这次和平统一努力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25],没有南方参加的善后会议本已大减其影响力,而会议始开,河南镇嵩军和国民军已经开战,自然很难再谈什么和平建国。于此益可见那时原较边缘的“西北”对大局的影响。
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不仅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也更使时人感觉到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的丧失,故后来的北伐军在长江流域取得出人意料的大胜后,不少读书人便产生出“有道伐无道”的想法[26]。同时,北洋新陈代谢的结果和南北既对立又互相利用这一局面的出现,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北伐前夕的一般舆论所说的“北方”实与前已有较大的差异,而“南方”的变化或者还更大,至少是更明显。可以说,北伐前数年的“南北”双方都有些今非昔比,下面就考察一下南方军政局势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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