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形势与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加剧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省。在国民革命的影响和广东国民政府的争取下,以李宗仁、黄绍竑等为首的广西当局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并希望从广东方面得到财政支援。2月间,两广几经磋商,达成统一协议。拥兵近四万的广西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连同广东方面原有的9万军队,使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达到十三万余人。两广的统一和当地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改变了中国南部的形势,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创造了后方基地。
同年初,国内其他地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变化。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北方的国民军趋向进步,并开始与“联合讨赤”的奉系和直系军阀作战。2月间,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在直、鲁、豫失败,退往陕西,但是仍牵制着吴佩孚的部分兵力。4月间,国民军主力撤出京、津,退守察、绥,抵御吴佩孚、张作霖和阎锡山三派的联合进攻。国民军在北方作战,对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配合作用。
全国各派军阀经过多年混战和内部分化,到1926年初,还有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大集团,各自称雄数省。此外,还有些军阀,控制一省或一省内某些地区。
奉系军阀张作霖集团控制东北、山东和京、津地区,拥兵约三十五万人,内部比较巩固,是这一时期实力最强的军阀集团。其中,山东督办张宗昌和直隶督办褚玉璞的直鲁军则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直系军阀吴佩孚集团控制鄂、豫两省和直隶、陕西的一部分,拥兵约二十万人。吴佩孚虽以直系领袖自居,并受西南和东南地区军阀表面上的拥戴,但自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这一集团已元气大伤,所部多系地方部队拼凑而成,内部不稳。吴佩孚还在察东、陕西对国民军作战,在南方与国民政府敌对,处于多面受敌的不利境地。直系军阀孙传芳集团控制着苏、浙、皖、赣、闽五省和上海,拥兵约二十万人。由于孙传芳集团从吴佩孚统辖下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不久,控制东南地区的时间仅一年多,其自身基本部队不多,所部多系刚刚依附的东南各省的军阀部队,因而统治地位也很不稳固。
除了上述三大军阀集团外,地方系的各个军阀集团都以保存和扩大自身实力为目的,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持观望和投机的态度。自辛亥革命后一直割据山西的阎锡山集团拥兵约十万人。阎锡山既同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进攻国民军,又同国民党保持联系。长期想称霸西南的军阀唐继尧集团割据云南,拥兵约六万。唐继尧虽仍与两广敌对,但因为1925年进攻广西兵败,部属又在积极酝酿倒唐,已不能掀起大的风浪。四川和贵州境内的军阀多达十几个派系,各自拥兵万人到数万人不等。他们对内互相争斗,对外则政治态度游移,大都在吴佩孚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伺机投靠。
国内的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中小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长期实行封建割据,相互间又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国内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热烈盼望结束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和平,因而欢迎国民政府的北伐。各军阀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也削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为国民革命军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各军阀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总的形势对北伐有利,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却日渐尖锐。
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赶走了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打击并限制了中国共产党,扩大了个人权力。6月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掌握了党权。5日,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至关紧要的军权。其后,蒋介石又陆续取得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职务,升到了此前从未达到过的权力高峰。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但蒋介石不以此为满足,又超出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范围,进一步提出新的反共要求。5月27日,他在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中,宣称革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来专政”,要求共产党员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同时,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以便“集中革命势力”[1]。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受第三国际指导,但他同时声称,只有中国国民党才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统一革命势力的“唯一的党”。他并称:为了“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小党就不能不暂时牺牲”;因此,他再次要求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暂时退出共产党,纯粹做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免得中国国民党同志的猜忌、猜疑”[2]。8日,他向鲍罗廷(M.M.Бородин)明确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能跨党。”[3]蒋介石的这些要求,完全违背了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政策。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鲍罗廷继续采取以妥协求团结的方针,力劝共产党人接受《整理党务案》。他认为:“绝对团结,于革命方有希望。现在四面八方均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的原理。否则先事分裂,必影响于革命前途。”[4]当时,中共内部虽仍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已经同意鲍罗廷的方针。5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为《整理党务案》发表宣言,认为“为巩固革命基础和为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异议的。”[5]6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中央,强调联合战线的重要,说明现时中国革命势力,实在危险至于极点,两党共同的职能,在于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内部,反抗以至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函件表示:《整理党务案》与中共的合作政策并无根本冲突[6]。
在宣布接受《整理党务案》的同时,中共也通过陈独秀致函蒋介石,批驳他的关于中山舰经过事实的讲话,说明共产党并无“倒蒋阴谋”,“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乞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舱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信件反驳蒋介石所称国民党内不能有两个领袖、两个主义的说法,说明国民党是多阶级合作的党,除“共信”之外,应该容忍有多阶级的“别信”[7]。陈独秀此函算是表达了中共方面的一点微弱的抗议。
陈独秀长期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想不通。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合向会议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会议否定了陈、彭二人的建议,认为这一主张“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但会议同意将建议提交共产国际考虑。其后,共产国际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8]。会议认为,当时国民党有四种力量:共产派;以冯自由为代表的右派;以汪精卫、甘乃光为代表的左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新右派)。会议指出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积极进攻的局势,但认为其原因是此前指导国民党的方式有包办代替等错误,因此提出今后应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共同应付中派,公开的反对右派。会议提出;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必要时还要扶助中派。会议同时提出,今后“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9]。但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议并没有提出在这一形式中取得领导权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始终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样,会议也未能明确提出对蒋介石的方针。会议认为,当时的紧要任务在于开展反右斗争,通过斗争,使中派与右派隔离。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В.К.Блюхер)请周恩来转问上海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上海中央的回答居然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10]
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主张受到抵制,因此,他不得不貌似公正地作了某种程度的让步。7月26日,发表《留别本校全体官长学生书》,提出以后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员亦不得有排斥共产党之态度。他声称与共产党合作的原则不变。无论退出CP,而为纯粹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都“一视同仁,无分畛域”[11]。同年8月,他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要求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邵并带着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要求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派代表[12]。
以蒋介石为一方,以中共党人为另一方,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是,蒋介石已经权力在握,而共产党人则还在纸上谈兵。这样,北伐战争的形势就变得分外艰难、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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