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新兴武装势力的整合
南北军事系统的一大差异是对军校毕业生的态度有别(此仅就倾向性的态度大体言之,具体到特定军队则各有异同)。前面说过,北洋系统(包括南方一些“旧军阀”)的一个具体问题是体制和实际需求的疏离,即现代军队需要训练有素的带兵者,而军校毕业生实际又受到排斥。但许多北洋体系的“弃才”却为南方各新兴军事力量所充分利用,北洋系统自身不甚重视的军事教育实际起到了为南方培训军事骨干的作用。
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保定军校的作用,1916年夏,孙中山在上海与任职滇军的革命党人李宗黄谈话,希望李氏将保定军校学生组织起来,由他们练成一支劲旅来推翻北洋军阀。李介绍说,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中学等学生多文武兼资,且不少向往革命,入民国后更经保定军校系统培训,必堪大用,而北洋军阀则对军校生嫉视和排斥。孙乃提出可将陆军小学、中学和预备学校学生一并包括在内,于是李宗黄开始筹组“陆军四校同学会”,后于1918年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然该会主要的发展却不在北方而在西南各省[1]。
在孙中山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而有所谓“三角同盟”期间,段祺瑞派前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到广州联络,李宗黄在广州四校同学会(成立于1923年3月)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北洋政府以十一年的时间和大量人力财力,训练出六千余名军官,但由于北洋军阀对保定生不予重用甚至排斥,而孙中山却对他们信任关怀,结果这些学生泰半投向革命阵营,以与北洋军阀战,真是莫大的讽刺[2]。“泰半”或不必是准确数字,但保定生在北洋体系中少得重用而在南方却能迅速崛起这一基本事实大致不差,且李所指出的北洋斥资训练大量军官而自身不用,反为对手所用以与己战,虽带讽刺意味,的确有据可立。
苏俄顾问勃拉戈达托夫稍后即注意到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北伐军中的影响,他发现,“由于保定军校的关系,第四军同第七军互有来往。新建的第八军加入了这一派”[3]。鲍罗廷在1926年5月也承认,第四、第七和第八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保定派”[4]。第四军主要是许崇智、李济深等指挥的建国粤军改编而成,据李宗黄观察,其“团以上的军官,几于无一不出身陆军四校”。第七军即“新桂系”部队,从军长、纵队司令以下,“所有的团、营、连长,一律全是四校同学”。而第八军则为湖南唐生智部,其军官也从上到下几乎全是四校同学。这些新兴军事力量皆非黄埔系统,是北伐的主力。其实黄埔军校不少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且在黄埔系统的第一军中,上级军官也“俱为四校出身”,只有中下级干部才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5]。
不过,上述军校学生带领的南方新兴武装也大多是在与当地既存军事力量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1925年-1926年间,仍居正统的北洋体系在内争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因久战无胜者而有人提倡内部息争讲和;在基本处于“争天下”地位的南方,似更流行以新兴者挑战既存势力为特征的武力整合方式。北洋军既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及亲近的粤军乃能从容以新武力统一广东。李宗仁等新桂系以武力取代旧桂系控制广西后,两广新兴军事力量进而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适唐生智在湖南驱逐赵恒惕,虽未得全省也占有湘南,并与两广势力联合。结果,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并造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与北方的四分五裂适成对照[6]。
这一北分南合的趋势是后来北伐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南方”自身权势转移的结果。从地理视角看,民初北洋的对立面有一个从“西南”向“南方”转换的过程,这一应该说是显著的转变过去却不十分受人注意。若仔细考察,稍早的“西南”称谓实际地反映了其实力的构成,即以滇、黔、桂三省的军事力量为主(四川部分因为其与滇黔驻军的矛盾,稍后起者更多偏于北洋一边),而国民党所在的广东虽然也在“西南”集团之中,却不仅有互不统辖的各类粤军,还多为“西南”范围内各省失势军队的避难所(当然也就意味着广东地盘的进一步划分),实在只是所谓“西南”的外围而已[7]。
上述粤、桂、湘三省的军事整合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的军政格局,基本统一的两广和湘南三者都拥戴国民党的新领导核心,大致成为一体,并于1925年击退滇军的进犯,意味着“西南”之中的“西部”衰落而“东部”兴起[8]。最能追随时势的舆论之表述即明显可见在“西南”范围内由西向东移动,逐渐以“南方”代替“西南”来称谓北洋的对立面。三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都由当地层次相对偏低而又较“新”的力量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此前的“西南”无论怎样与北洋系统对立,其上层人物与北方仍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新兴的“南方”少壮领袖与北洋较少瓜葛(两广尤少),南北军政联系远不如前,利于战而不利于和。下面即简单考察导致南方局势转折的湘、桂、粤三省军事整合进程。
1920年湘军在直系吴佩孚的默许下驱逐皖系张敬尧,实现所谓湖南自治。谭延闿短暂掌权后于年底被部下赵恒惕所迫出走,由赵接任湘军总司令,实际控制湖南直到1926年初,赵又被其部下唐生智迫走。两次权力转移的共同特点是最具军事实力的部下迫走上司而自己基本以和平方式接任。这样一种相对和平的权力转移大概因为20年代前期的湖南主要为湘人自治,省内各地则实行半独立的防区制,各镇守使在其防区内握有大权,省最高领导的易位对各防区实际控制的转换影响较小[9]。
这段时间湖南权势争夺情形比较复杂,其中当然包括参与者政治观念的差异;且湖南虽然“自治”,仍一直受到南北两大势力对峙格局的影响(湖南提倡“自治”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避免成为南北交锋的战场);同时流亡在外的老革命将领程潜也不断纵横捭阖其间,遥控其所属派系参与竞争。可以说湖南省内的权力争夺主要在程潜、谭延闿和赵恒惕三派军人中进行,尤以曾同属一派的后二者势力较强,其间的斗争也更激烈。
当事人赵恒惕后来回忆说,“湘军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10]。此说大致不误。时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李品仙也说军官分新旧两派,“高级的将领以旧派居多,拥谭就是这批人物。新派大部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多数担任旅、团、营长”,都是拥赵的。盖赵恒惕为部下信赖,湘军军官多是“经他手里训练乳育起来,旅团长以下的干部大多数都是拥戴他的”[11]。
另一位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龚浩的回忆稍不同,赵、李所说的“旧派”在他看来是“士官派,都是年纪较大的军人”。而新派又可细分为二:一是“保定派,都是保定学生”;一是“干部派,是广西干部学堂出身,赵恒惕的学生”。保定派和干部派联合拥赵,士官派及其他无所属的则拥谭。龚浩特别指出,保定派“当时已有十六个团长,此外都担任营连长等中级干部”,而拥谭派则“部下官佐素质较差”[12]。若不计细节的差异,当时湖南军官有新旧之分,且新派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是大家的共识。
赵恒惕以为,当年“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1923年谭延闿受南方政府命由粤入湘,旧派谋拥谭重握政权,唐生智等新派中坚认为,“如以旧派军官为中心,拥谭出任省长,则新派军官必遭排除”。事实上“湖南历次之得以靖乱自保,多赖新派军官之效力,旧系军人实不足以言安定内部而御外侮也”。后两派终开战,是为“护宪战争”或“谭赵之战”,由于“新派军官之学识较胜于旧派”,战争以新派获胜结束,拥谭的鲁滌平等退出湖南撤到广东[13]。
此次战争后湘军重新整编,由二师扩为四师,唐生智升任第四师师长。赵恒惕似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省内的各项建设,主要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军事方面未曾继续“扩充部队,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增购”。但唐生智则不然,他先已在龚浩建议下联络全省十六位担任团长的保定同学,结拜兄弟,所有同谱兄弟家庭无论本省外省都由他接济,已形成以唐为领袖的团体,“有举足轻重之势”。此时更致力于军队的训练和充实。整编后湘军各师均辖二旅,独唐生智的第四师辖三旅,“在兵力上比其他的师几乎多一倍”;其他三师各只有枪七八千支,而唐部有枪一万多支;再加上驻防衡阳,“防地广、财源足(军饷有廿多万,其他各区不过十几万)”,又尽量从各处添购武器,终“成为湖南最大的势力”[14]。
赵恒惕已指出新派军官“学识较胜于旧派”,而唐部军官更是“清一色保定同学”,并因此与保定前校长蒋方震(百里)结下长期的联系,蒋百里本认为“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对唐生智也特别看重,因唐的关系而成为“湖南新力量的指导,大家奉之若神明”。实际上唐生智还真求助于神明,他“在军队中宣扬佛法作为精神教育,并令全体官兵一律入教”,尊奉顾和尚为师。长期任其参谋长的龚浩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唐信任顾,也是少读书之故。最初的动机,只想效法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来个佛教将军”,以巩固其对军队的控制[15]。
湖南地处南北之间,不仅北方的冯玉祥成为效法对象,南方的两广也成湖南模仿的榜样。为打破湖南的防区制,时任赵恒惕参谋长的龚浩“建议仿照广西办法,将军财统一”。赵表示只要唐生智赞成就可以办。于是龚浩找到唐,得其同意后召开会议,“决定军队核实点验,每师派一团到省城接受训练,并仿行广东革命军的办法,请刘文岛为政治部主任。税收方面,由省统一办理,第一个月各师由省发饷,第二个月起由省收税发”[16]。
龚浩本是唐的谋士,拟请来的刘文岛亦保定毕业生,曾受过唐的馈赠,后来更任唐生智驻广东代表。当时赵恒惕已有让位于唐的表示,若唐接位,这些“军财统一”的措施也对他控制全省有利,但赵唐之间的互不信任已较强,唐在会议之后又违反前言,两人之间的冲突乃无法避免。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即唐已和两广、特别是广西新政权有了较密切的接触。
先是赵恒惕派旅长叶琪于1925年冬访问广西,意在居粤之湘军程、谭两部,希望进则助广西攻广东,顺便消灭在粤湘军,退亦求广西在以后湘粤交战中保持中立。但此时广西已正式加入国民革命阵营,故一面以各种“新气象”予叶琪以深刻印象,一面四处散布叶琪是代表唐生智来商谈湘粤桂合作的消息[17],并拉叶琪参加广西方面在梧州为国民政府代表汪精卫、谭延闿举行的欢迎会,最后叶还与谭一起访问广州。叶琪也是保定军校学生,此行本带有唐的书信,一些人大概也就弄假成真。其实在1926年2月中旬,唐生智自己也秘派代表至粤,与国民政府联络。不久唐正式电请广西方面在他进兵讨赵时派兵遥相呼应,并得到广西的允诺[18]。
赵恒惕外受南北压力(在双方对立日益明显的情形下湖南要保持“自治”并置身事外越来越困难),内为强势部下之“兵谏”所迫,乃于1926年3月初下令任命唐生智代省长;但长沙随即出现国民党推动的要求废除省宪、彻底改造湖南政局的市民游行。游行的举措提示着两广的新兴政治方式已传入湖南,也表明唐生智不接受“不彻底”的安排[19]。赵恒惕终不得不辞职出走,唐生智于三月中旬入主长沙。在下旬的军事会议上,唐生智逮捕第二、第三师师旅长等五人,杀其中三人,终导致湘军其他师的军事反弹。复因唐生智公开联合广东政府(3月25日两广代表白崇禧、陈铭枢已到长沙公开活动),反唐湘军得到吴佩孚的军事支持,唐生智在夹击下迅速败退,在广西援军的支持下才立足衡阳,保持其对湘南的控制直至北伐[20]。
当时广西全境已在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控制之下。李是广西陆小毕业,黄、白皆保定军校毕业,三人在旧桂系军队中仅至营连长级,不甚得志。后李、黄各带千余人的小部队起家,两次结合,其部军官以陆军四校同学为骨干,作战能力强,发展壮大较快。其势力兴起的转折点在1923年,先是黄绍竑部于1923年春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受任为广西讨贼军,是年冬李宗仁部改称定桂军,两者名义上都以广西全境为目标,气魄上已非小区域割据之主。当年末,两军在驻防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支持下消灭陆云高部,控制邻近广东的西江上游地区,成为沈鸿英和陆荣廷两大势力外的广西第三大力量。1924年春,陆荣廷和沈鸿英为争广西而战,李、黄、白等采取联沈倒陆的策略,乘陆、沈激战于桂林方向时一举占据南宁,不久肃清陆荣廷残部,正式组成统一的定桂讨贼联军,据地颇宽,在广西形成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21]。
然而孙中山在北上与段祺瑞会谈前于1924年11月任命在粤桂军将领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令其率部返桂。李、黄、白等派胡宗铎赴广州向代元帅胡汉民表示强烈反对,黄绍竑也于11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胡汉民乃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黄绍竑为会办,白崇禧为参谋长。实际上,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不仅使广州政府号令不行,名实不副,更是广东不能安宁的重要原因:滇、桂、湘等省主政的军人都因有该省失势军队在粤而觊觎广东,总思一举解决后患。刘震寰和杨希闵两部是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州的主力,故与孙关系密切,但他们与少壮新领导的关系就相对疏远。胡汉民告诉胡宗铎,对刘震寰的任命“不过是名义而已。我们不让他去,你们不让他来,就行了”。而驻扎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本是李、黄、白的后盾,刘虽有图桂之心,却不能越李部而过,于是一面联络沈鸿英,一面邀约云南唐继尧。
唐本有意出兵广东解决(征服或收服)当地滇军,更思在孙中山北上后控制大元帅府,遂决定进兵广东,曾数派代表与李、黄、白部联络“借道”之事,并许以厚报,未得同意。沈鸿英则于1925年初主动向李、黄、白部发起进攻,反被后者于2月中旬攻占桂林。3月中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通电就任广东政府副元帅,号称要到广州视事。先期入广西的滇军龙云部已于2月下旬不战而据有南宁。至4月下旬李、黄、白部基本肃清沈部,乃回师攻击龙云,经昆仑关激战后将南宁包围。此时滇军唐继虞部又逼近柳州,李、黄、白部主力转向柳州迎击,于6月4日在沙埔血战,击溃唐部主力。滇军兵力虽众,然两路不能结合,终被各个击破;到7月下旬滇军全部退出广西,至此广西全境为李、黄、白部所控制。
“新桂系”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少胜多、屡破强敌而统一广西,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广东方面此前除粤军李济深部对“新桂系”的军事行动一直予以实际支持外,大约并未十分认真对待这支力量[22]。广西统一后,湖南赵恒惕和贵州袁祖铭的代表迅速到达广西,广东也于1926年1月派出以国民政府汪精卫和谭延闿、甘乃光为首的高规格代表团到梧州“慰劳”,与“新桂系”领导人会谈。这次“梧州会议”外间传言甚多,各人所见不同,李宗仁等散布叶琪代表唐生智来谈合作的做法虽较成功;但在广东方面看来,这恰证实了“新桂系”倾向联省自治的印象(据说叶琪随汪、谭到广州后还因鼓吹联省自治与三民主义的共性而遭其保定同学邓演达面斥)[23]。
在叶琪和非国民党势力看来,这样的讲话应代表着湘、粤、桂三省合作的意向,而在邓演达等广州国民党人看来,这显然意味着不够革命的妥协倾向。的确,广西新当局在1925年曾专门派副官长吕竞存到北京联络段祺瑞,李宗仁也多次坚持要求“督办”的头衔,这都让广州的少壮国民党人感觉其与旧式军阀的接近[24]。但“新桂系”也确有其“新”,如叶琪对广西的群众运动便甚感新颖,尤其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获得热烈掌声和欢呼,使他颇受感动,体会到了什么是“革命运动”[25]。可知当时从“旧军阀”到激进的革命“新军人”之间有许多层次,在广东革命军人眼中仍偏“旧”的“新桂系”,在湖南军人眼中已相当新奇了。
“新桂系”之“新”更多表现在军事方面,即各级军官以军校毕业生为主,注重军事训练和战术运用。这是他们与旧桂系最大的区别,也是广东方面一些人从很早起即对其另眼相看的重要原因。李、黄、白在广东的主要支持者是李济深部粤军,尤其是其中的保定等四校同学[26]。李宗黄说,白崇禧等最初到广州谒见孙中山,“从事前的联络,届期安排,一切都由四校同学会为之代办”。广西驻粤代表陈雄便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也是广州四校同学会会员[27]。邓演达在黄绍竑部初下梧州时即向孙中山报告说,该部“虽原有基干仅千余人,而其干部均系学生为多,皆青年有志之士,自命为广西陆军正派,目沈鸿英、林廷俊【俊廷】等人直为土匪流氓而不肯与为伍”[28]。
这样的身份认同和强烈的“正邪之分”感觉固因其所接受的新型军事教育,也源自旧桂系对他们的排斥。正因此,“新桂系”在推进军队新陈代谢方面有着较强的主动感,他们还在与滇军作战时就多次致电广东国民党中央领导,要求以军事手段取缔在粤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并表示愿抽调军队入粤助战。后广州的杨、刘之役出乎意料的在数日内顺利解决(详后),广西军队又协助广东以武力解决了由湘西转入广东的建国川军熊克武部[29],并积极参与对粤南邓本殷和驻钦廉之桂军申葆藩之战,协助以少壮派为主的新广州政府确立对广东的全面控制[30]。
在此基础上,白崇禧和黄绍竑在1926年初先后到广州谈判,终于在3月中旬达成协议,正式对外公布了两广的统一,使刚刚获得对广东真正控制的广州国民政府管辖范围扩大到两个省。两广的统一与北方的混战适成鲜明对照,其实也是象征意义超过实质意义。广西方面成功地保持了军事、党务、政务的基本独立,但其希望与广东实行财政统一借以“沾光”的设想也被否决,同样不得不“自理”。后者使广西方面相当失望,因广西的天下基本是他们自己打下的,现在拱手“送”给中央,所得回报甚少。被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的李宗仁后来认为,迫使广西财政自理的先例使“国家法度全失”,此后经济丰裕的省份如湖南等在纳入国民政府治下时也循例要求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竟是中央政府自己[31]!其实党政等自理对以党治国的国民政府“法度”至少是同样的挑战,李氏晚年的总结更多反映出其当年失望极深,也伏下“新桂系”后来与中央疏离的潜因。
在各自都外临强敌的情形下,两广的统一对双方的自保都有明显的好处;从南北对峙的视角看,两广统一对外的象征性威慑作用尤其不可低估。不过,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预计到不久后国民政府北伐能迅速取胜,所以广州未必具有充分的中央政府心态,仍更多关注广东一省,而广西也并不完全服从和依赖其拥戴的中央。在正式参与国民革命的同时,广西方面也在努力与云南唐继尧修好,并联络自1926年春实际执政贵州的周西成,在湖南则“因唐方多是同学”而明确支持唐生智[32]。广州的新政权也正在努力巩固其对广东的控制,这一控制的取得主要通过两次东征陈炯明及肃清杨、刘等客军。
在过去明显受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作战都是以“革命”讨伐“反革命”为基调的;其实从陈炯明到刘震寰、熊克武等,皆从同盟会时代就参加“革命”,杨希闵也从“二次革命”时便进入革命阵营,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其革命资格并不算浅[33]。与“新桂系”在广东革命者和湖南将军叶琪的眼中的新旧差距相类,这些“反革命”力量虽不时与北洋方面联络,然在外间特别是北方人看来,恐怕还是“革命”的一面偏多。杨、刘等以客军身份驻扎广东,时常不免因资格老势力大而以客凌主,且其治军方式偏旧,故若将东征、杨、刘事件,驱逐熊克武,讨伐邓本殷等一系列作战合观,其一个共相便是以军校学生为核心的新兴军队以武力取代旧式军队,或也可视为南方革命阵营自身的军事新陈代谢。
国民党在1923年末改组联俄以后,军事上最大的变化是在苏俄顾问的提议和资助下开办了黄埔军校,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在此之前,从同盟会时代以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主要采取的是“运动”会党和既存军队的方式,并不十分成功。蒋介石在1923年8月以为,中国革命“不能藉今日南方之革命军为主力军”,因为这些军队“囿于一城,已成为地方军队,不惟无革命之精神,而且借革命名义以谋其私人之权利。流弊至极,其障碍革命之为害,实甚于北方军阀之抵抗吾革命”[34]。孙中山也分享着既存“革命军”不可靠的观念,他稍后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中国革命十多年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尽管“现在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并不少,他却“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35]。
孙中山决心通过黄埔军校的开办“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他特别指出,作革命军“不是专从学问中求出来的”,盖“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的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孙承认,就军事因素言,黄埔军校不能与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比,故要战胜北洋军阀,“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精神”,而革命精神之“秘诀就在不怕死”。人人都要作“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视死如归,立舍身成仁之志,就“能够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假若我们现在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定中国”。这样的革命奋斗,“是古今中外各国兵法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
这的确是黄埔精神的鲜明写照。黄埔生多系各地主动投军的热血青年,并不要求入校前的军事教育,入校后只半年就毕业,其在校半年间学习也不十分正规,故其特有的素质正体现在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也是黄埔军与其他军队的重大差别。民初社会变动甚剧,当兵“吃粮”已成为一条生活的重要出路。但当兵既为“吃粮”,则作战时必以自保为目的。以北伐前后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而言,尤其在多数领军作战者常怀保存实力之心时,“不怕死”常是决定胜负的第一要素,在此基础上树立起来的“能战”之名往往能够起到使对手“闻风丧胆”的作用。黄埔校军首次作战即1925年初的第一次东征,正是在那次战斗中树立起了不怕死的名声。
陈炯明在孙中山北上后有意重返广州夺权,广州大元帅府决定主动实施东征。作战开始前孙中山尚在世,杨希闵素得孙信任,其所部滇军实力也最强,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担任左路进攻,桂军刘震寰担任中路,而许崇智部粤军和黄埔校军为右路军。因左、中两路并不积极,实际作战主要在右路进行。正像那时多数人没有预料到“新桂系”能以少胜多击败军威甚壮的唐继尧军一样,东征时大概也很少有人想到小规模的黄埔校军和部分粤军竟能大破陈炯明军主力[36]。
参加东征的黄埔校军仅两教导团及学生队约三千人,据文公直观察,官兵皆“怀抱为主义而奋斗之决心,以为能杀敌,虽死亦不足计”。尤其在2月15日冒死进攻淡水,一战闻名,“黄埔两教导团能战之名自此始”。香港《华字日报》也说:“此次蒋介石督率学生军二三千人,长驱攻入潮汕,观者皆叹学生军临阵骁勇,而不知淡水、揭阳两役,学生军葬身枪炮之林者,已逾千人。盖蒋每次作战,皆驱学生军打前锋,故死伤独多也。此等少年军人若确自动的为主义而死,本来值得褒赞。惟闻其中十之六七,皆强迫入伍者。”[37]该报亲陈炯明的倾向明显,虽欲否定学生军是“自动的为主义而死”,终不能不承认学生军“不怕死”这一事实[38]。从1月下旬到3月下旬,右路军连战连捷,基本控制了东江地区,蒋介石被任命为潮汕督办,是为国民党中央真正“染指”的第一块“地盘”。黄埔校军也正式扩编为国民党“党军”第一旅,何应钦升任旅长。
杨希闵和刘震寰长期以来对陈炯明部采取的是养虎自重策略,故多次参与讨陈而屡不积极。然而这一策略的要点是“虎”的存在,一旦陈部受重创而虎威不再,则杨、刘本身的存在价值也就锐减。东征初胜,以黄埔校军和粤军结合的右翼东征军声威大震,适孙中山逝世而“三角同盟”废,继任的国民党新军政领袖不仅与北方的军政联系剧减,其与驻粤客军的关联也相对疏远,乃挟战胜之威,回师攻击杨、刘。后者本是1922年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东的主力,孙若在世或不致决裂;反过来,杨、刘自恃功高势强,孙在世时已呈尾大不掉之相,对孙之继任者更不放在眼里。其东征之役采取引而不发之势,已是无视大元帅府之举;更重要的是在唐继尧表明入粤夺权之意后,刘震寰公开表示了对唐的支持,希望能借此返桂掌权[39]。
本来杨、刘对唐继尧入粤夺权态度不同,杨希闵是滇军顾品珍的部下,原与唐继尧对立,且解决杨部恐怕还是滇唐入粤的重要动机。然而在国民党内部却始终担心杨部会与刘震寰部一起在广州以政变方式夺权,然后配合唐继尧(以副元帅身份)统治广东,对杨、刘有着整体的不信任。本可分而对付甚至使杨、刘对立的局势却未加利用,也表明国民党新领导群在东征初胜后自信上升。在4月底的讨论中,蒋介石和廖仲恺都主张与唐继尧妥协,让其入主广州,而将革命根据地东迁至粤东,以巩固新获得的地盘(蒋明确指出让已得地盘的将领离开防地去打一次无希望的仗非常困难),并向闽南发展。待唐继尧与留驻广州一带其余客军和粤军发生内讧时,再回来收复广州。但鲍罗廷反对这一计划,主张在唐继尧逼近广东前倾全力击溃在粤之滇桂军。蒋、廖被说服后,许崇智又反对,仍主向福建发展。但鲍罗廷的意见最后获得通过,并确定了此役由蒋介石指挥[40]。
正像杨、刘讨陈不积极而丧失其地位一样,许崇智对讨伐杨、刘的消极态度成为其后来失去军事指挥权的重要潜因——蒋败自然无话可说,许既得地盘也保留了与各方斡旋的余地;若蒋胜则功勋与声誉俱增,局势就将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所有各方皆预计唐继尧会轻易消灭广西军队并迅速抵达广州。可知“新桂系”击败滇唐大军是整个南方局势至关重要的大逆转,它决定了北洋的对立面由“西南”向“南方”的地域转变,促进了广东新兴力量解决杨、刘的决心并确保其在没有外敌威胁的形势下完成。到5月初,范石生发回的电报表明广西军事发展与所有人预料的相反,“新桂系”正取得胜利。在唐继尧的威胁不复存在后,苏俄顾问及其支持者提出肃清客军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实现广东人统一广东的口号,以区域意识和物质利益为讨伐杨、刘的驱动力[41]。
鲍罗廷注意到粤籍军政人物中一个长期流行的观点,即“广东人的广东”。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孙始终考虑全国问题,而陈则侧重广东一地,主张先把广东建成模范省,然后再考虑其他地区[42]。蒋介石更早在1924年即看出,“今日驻粤客军,日谋抵制主军,以延长其生命,跋扈之势已成”。对此“如不谋所以消弭之道,未有不可为吾党制命伤者”。故粤局“不患在外敌之强,而患在内部之杂”;国民党“不患在对外之难,而患在治内之艰”。他那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对策与陈炯明的先内后外取向实相近,即“姑不必就全国着想,而当为粤局急筹补救之方”[43]。既存此见,蒋此时自能赞同利用广东地方意识讨伐杨、刘之策。
蒋、鲍二人确有所见,6月初开始的讨伐杨、刘之役顺利得出人意料,实际战斗不及十天就以大元帅府方面的完胜结束[44]。杨、刘两部本身未必行动一致应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意识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黄埔校军的宋希濂观察到,广州市民久受客军盘剥,闻其败而奋起,“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将其击毙,为数颇多”。身逢其事的滇军将领李宗黄更形象地描述说,广州市民因“近几年了受够了客军盘踞欺凌压榨的恶气,一旦有了可乘之机,无不怒眉横目……揭竿而起,但知泄忿雪耻,见到了戴红边军帽的滇军是一拥而上,挥刀猛砍,甚而至于用牙齿一口口咬死人”[45]。
杨、刘的覆灭使广东军政局势发生根本的改变,党军利用杨、刘溃散后的兵员军械,一举由一旅扩编为两个师。有此基础,大元帅府随即要求统一广东民、财两权(即要各军交出其所控制的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并正式决定成立掌管全国政务的国民政府、废除地方军称号而改组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于7月1日正式成立,得到苏俄顾问支持的汪精卫担任,对讨伐杨、刘不积极的代元帅胡汉民退居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然已失去实际统兵权。数日后成立了由八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仍是汪精卫[46]。以具有正式国家政府名义的国民政府取代临时性的大元帅府当然有其长远的建设性意义,但在当时恐怕也是着意于告别“大元帅”体制的一种权宜举措——“大元帅”体制既然不复存在,唐继尧欲以副元帅入主广东之正当性也随之而逝。
不过,统一财权对参与讨伐杨、刘各军来说意味着原来用以作为驱动力的税收等物质利益落了空,而杨、刘的消失使作为另一驱动力的地方意识也转换了针对目标,因为“客军”的定义可以是广泛的,与其讨伐对象陈炯明粤军相比,黄埔军本身也不脱“客军”意味,只是没有其他客军那样鲜明的地域色彩罢了[47]。未曾参与讨伐杨、刘的许崇智已基本失去兵权,他和梁鸿楷、魏邦平等原在孙、陈之间亲孙中山的本地土军将领都具有危机感,遂在“土军排斥客军”的口号下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再次东征陈炯明并不积极(这也可能是师法杨、刘“养虎自重”的策略),甚至不排除与陈炯明部联合的可能,因陈部亦土军也[48]。
在此背景下,我们一般史学论述中主要视为国民党左、右派斗争的廖仲恺被暗杀事件就与土客军之争发生了密切关联,而争夺的核心利益正是消灭杨、刘之后如何支配广东的“财权”。当时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土客矛盾”及财权问题的鲍罗廷说,梁鸿楷等粤军将领为实现“广东人的广东”,自消灭杨、刘后即“试图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政权首先表现在财权上。政治委员会任命的财政部长是廖仲恺,这就是说需要排除廖仲恺,于是他们就把他干掉了”。但“客方”在这一次的权势争夺中显得更高明,他们利用许崇智和胡汉民两位粤人的矛盾,以放逐胡的方式换取许对解除粤军梁鸿楷部的默许,于1925年8月成功地将梁部缴械[49]。
梁鸿楷部有上万人的兵力,是当时国民政府治下粤军中最强者。与此同时,黄埔军在李济深部粤军的配合下,将东莞郑润琦部、石龙莫雄部、广州梁士锋部粤军缴械;梁、魏等被捕,失去基础的许崇智被迫出走。党军利用粤军力量再次扩编一个师,不过数月的时间,黄埔军从东征开始时的两个团扩充为三师九团[50]。许、梁、魏等的失势意味着广东驻军的新陈代谢以激烈的方式又迈进一大步,当地军事形势完全改观。梁鸿楷部等被缴械后数日,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正式组建国民革命军五个军,党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除李福林军之外的粤军组成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这两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
1925年秋,以第一、第四两军为主进行了二次东征,至年底完全占领东江地区,陈炯明余部溃退入福建。其间国民政府在新桂系军队支援下首先解决了熊克武的建国川军,10月,又以朱培德第三军、第四军陈铭枢师和谭延闿第二军一部组织南路军和广西军队一起讨伐邓本殷,至1926年初南征结束,国民政府第一次真正控制广东全省。不过,黄埔军在某种程度上是地域色彩不明显的“客军”这一点并未改变,也意味着其走出广东的潜在必要性。稍后包括黄埔军在内的所有“客军”皆参与北伐,先后离开广东寻求发展,多少也受到上述土客矛盾的影响。
以两次东征为核心的一系列争战在许多方面都是重要转折点,最能体现广东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从地域视角看,它代表着地域色彩明显的“客军”从广东军政事务中淡出(余下的区域“客军”基本不具备挑战政府的能力,多半也无此愿望,但图自保而已);从军事角度看,它标志着黄埔军声誉的确立和一批军校训练的广东少壮将领的兴起[51]。就国民党及其主导的整体革命事业言,它见证了孙中山时代的结束(这一结束是广泛的:孙本人的弃世及国民党新领导层的形成是一方面;更直接的转变是孙的最大挑战者陈炯明势力的终结以及与孙陈相争有关的一系列反陈军人、包括粤军内部的许崇智和客军的杨、刘,皆随之退出权势争夺第一线)和后孙中山时代的开始。所有这一切转折中的新兴因素都与蒋介石多少相关,他不久即在国民革命事业中疾速上升,显非无因而至。
东征结束后不久,陈潜、李宗仁、唐生智部先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六至八军,各军基本受国民政府节制。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意味着南方的军事新陈代谢告一段落,随着各地新兴少壮军人的崛起,过去的“西南”色彩也基本褪去;广西已无旧桂系,有功劳势力大的在粤客军纷纷被灭,过去作用不大力量较弱者反得以保存(主要是湘军,然后来也均逸出广东,且因与唐生智有约在先,皆未能染指湖南)。粤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演变,许崇智所属各部除一直亲黄埔的陈铭枢旅成建制地转入第四军扩充为第十师外,余多被“消化”,反倒是非核心而实力有限的李福林部保存较久[52]。
大体而言,南方的军事新陈代谢中,广西和湖南的军事领导人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且作用明显。广东也有相当数量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发挥实际指挥作用,但作战方面的作用或相对不那么明显,或较少为当事人所述及[53];这里除黄埔军校的作用外,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有苏俄军事顾问在起作用[54]。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的新陈代谢也围绕着新领导中心之确立在进行,苏俄顾问和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仍有不少超出国民党左右之争和国共之争的因素需要考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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