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进军江西
北伐最初的战略是各个击破,集中力量首攻吴佩孚,因此军中有“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8月12日,长沙军事会议再度肯定了在攻克武汉后乘胜入赣的方针,决定以第二、第三、第六各军监视江西,防御后方。但会后不久,蒋介石即企图改变这一决定。14日,电告何应钦、赖世璜、谭道源第二期作战计划,对江西暂取“攻势防御”[1]。26日,再电何应钦,声称“武汉或不日可下”,催促赖世璜速占赣州[2]。27日,电告程潜,决于9月1日,对江西实行攻击,先取赣州[3]。29日,蒋介石决定亲自指挥江西战事,并于31日和加伦商量,加伦当时在攻克武汉后是进取河南还是回兵江西问题上方针未定[4],因此有犹豫之意,但蒋介石则决心已下[5]。9月2日,命第二军鲁涤平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协同动作,三天后进攻。
这一决策的改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孙传芳出师援赣。孙军谢鸿勋师、杨镇东旅入赣后,即向赣西北的武宁、修水一带进军,其目的在于进扰浏阳、平江、通城等地,威胁国民革命军的侧背,阻止其进取武汉。
其二是和唐生智的矛盾。长沙军事会议后,由唐生智指挥主力第四、第七、第八军夺取武汉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路节节胜利,出现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势,蒋介石急于另辟战场并迅速取胜,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29日的日记说:“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6]正是这一心情的曲折表现。
其三是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猜忌。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8月20日云:“得粤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图,以为倒蒋之伏线。”[7]他觉得,自己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必须“奋斗自强”[8]。这种情况,也增强了他另图表现的决心。
当时,第二、第三军集中醴陵,第六军集中通城。为了加强力量,蒋介石并调第一军第一师至浏阳,为总预备队。9月2日,蒋介石电告程潜,在他本人未入赣以前,第六军暂归朱培德指挥。5日,国民革命军开始进攻。邓如琢本来和孙传芳有矛盾,又新遭父丧,曾于8月20日致电吴佩孚、孙传芳辞职,吴、孙不允,孙并授以第一方面军司令之职,于是邓便“墨绖”出师。他采取诱敌深入策略,节节撤退[9]。9月6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军占领萍乡。7日,赖世璜部及谭道源师收复赣州。11日,第六军占领修水。在胜利的鼓舞下,蒋介石于12日电令朱培德,要求他从速督军,“猛进南昌”[10]。
由于敌军主力正在樟树布防,与第二、第三军相持,南昌城内只有邓如琢的骑兵团和少数警察部队,不过六百人左右,因此,程潜决定变更原定攻击德安和涂家埠的计划,抢在朱培德之前奇袭南昌。苏联顾问康奇茨(Н.И.Кончиц)劝他等一等,与朱培德协调行动[11],但程潜本来和朱培德有矛盾,不愿受其指挥[12]。他听从总参议杨杰的建议,命令十九师星夜兼程前进,抢先占领南昌[13]。
9月19日,第十九师便衣队二百余人潜入南昌,在工人、学生和省长公署警备队的响应下,向邓如琢的骑兵团发动攻击。同时,第五十六团张轸部爆破惠民门,进入市区。南昌警备司令刘焕臣、省长李定魁闻讯后越墙逃跑。
南昌既克,程潜在凯歌齐奏中跃马入城,受到市民热烈欢迎。22日,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到会一万余人。当时,正值中秋前两天,市民杀猪宰羊,抬着月饼劳军。中秋之夜,政治部派出宣传队,挂起煤油灯在街头演出,南昌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人场景。
继第十九师之后,指挥总预备队的王柏龄也率领部分人员进入南昌,同时向总部报功。朱培德指挥的第二军、第三军本已离南昌不远,因听说南昌已下,便勒兵不前,在原地休息了一天[14]。
按程潜原计划,当第十九师奇袭南昌之际,王柏龄所率第一军第一师王俊部应向城西南浔铁路上的牛行车站急进,夺取该站,向北警戒。但直至20日晚,第一师仅有两营到达。次日,进攻牛行站,守敌为维持交通线,顽强抵抗。第一师战斗力不强,几乎无法支持,倚靠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十九师的支援,至22日才逐渐得手[15]。
邓如琢获悉南昌失守,即由丰城回师。卢香亭也命郑俊彦率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约两万人,由九江南下驰援[16]。孙军以优势兵力、火力反扑。王柏龄在进入南昌后,就进入妓院作乐,军中无主[17]。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撤离南昌。23日晨,在万河一带被邓如琢部包围。经苦战,24日突围,渡过赣江,在万寿宫附近收容残部。其间,王柏龄及一军党代表缪斌不知去向,程潜因失去部队掩护,只好疏散随员,剃须化装,倚靠江西老表的领路,才得以摆脱敌人。事后,白崇禧讥笑程潜的这次遭遇为“曹孟德潼关遇马超”[18]。此次战斗,第六军第十七师、十九师、第一军第一师损失了大部分兵力。
邓如琢军入城后,闭城大抢三日,任意杀人,以杀取乐。因为学生曾欢迎北伐军入城,所以凡学生装打扮者,均有性命之忧。据记载:“数龄小儿,亦被其砍作多块,满挂街衢”[19]。
第六军首攻南昌失利,但是第七军李宗仁部、第三军朱培德部却接连在箬溪和万寿宫两地奏捷。
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江西萍乡。此前,他虽然早就下了亲自指挥赣战的决心,但还是于9月3日到了武昌城下。在进攻武昌过程中,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二师的腐败暴露得更加明显,他本人和趾高气扬的唐生智之间的矛盾也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他于8日日记云:“接孟潇总指挥函,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14日日记云:“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20]这样,他终于在17日离开湖北前线。25日,指令李宗仁率第七军由兴国乘虚猛攻九江,断敌归路,并设法与程潜取得联系。但李部遵命进入赣境后,却不知第六军去向。李宗仁感到如继续向九江进军,将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中。他决定改变战略,舍弃九江,移师南向,找寻第六军。苏联顾问马迈耶夫(И.К.Мамаев)坚决反对,声言“在苏联,指挥官如擅改作战计划或不听命令,是犯死罪的”,但李宗仁执意不变,结果,在箬溪与孙军谢鸿勋部相遇。9月30日,李宗仁下令全军出击,鏖战近一日,谢军全线崩溃。李部俘获二千余人[21]。谢鸿勋受重伤,不久在上海死去。谢本人是孙传芳的心腹,谢部是孙传芳的精锐,此役为国民革命入赣后的第一个大胜仗。10月3日,第七军乘胜进攻德安。德安位于南浔路中心,是敌人补给要站,有重兵驻守,且构筑有坚固工事,经激战后于当日攻克。
第三军自第六军退出南昌后,即驻扎于万寿宫附近。朱培德与程潜等会议决定,各军后退,诱敌前进,相机聚歼[22]。9月30日,孙军第二方面军郑俊彦部一万余人挟南昌战胜余威,向第三军阵地进攻。朱培德以第七师王均部任正面防御,以第八师朱世贵部迂回敌后,攻击侧背,并以预备队第九师作为增援力量,激战至10月2日,占领万寿宫。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由于近在樟树,坐视不救,被孙传芳于10月3日撤职,以郑俊彦继任[23]。
第七军、第三军先后告捷,蒋介石估计歼灭孙军约过半数,便于10月中旬,以自湖北调来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第二次进攻南昌。
第二军原处赣江西岸,与驻守樟树的邓如琢部隔江对峙。9月底,各部陆续渡江。30日,蒋介石亲赴清江督师。10月5日,第一军第二师占领樟树[24]。6日,占领丰城。9日,第一军第二师与第二军第五、第六两师到达南昌城下,敌军退入城内固守,使守城部队达到五六千人之数。为了使北伐军在城外失去进攻屏障,岳思寅、唐福山、张凤岐等赏洋2万元,命令工兵营在城外纵火,延烧了两天。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外不少繁华地区成为焦土,名胜滕王阁也在这次大火中被毁。12日晨,各师同时开始攻击,第六师各团并组成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架梯登城[25],守军在城上以火力防守,进攻受挫。同日,蒋介石赶到南昌,与白崇禧、鲁涤平会商。南昌城垣坚固,白崇禧反对围城硬攻,但蒋介石求胜心切,亲往北门第二师阵地,决定于夜12时爬城。
当夜,第二师第六团正在作攻城准备之际,敌军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袭击攻城部队。时值黑夜,不辨虚实,第六团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抓住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怎么办?”白崇禧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两座浮桥,便下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由浮桥渡江,退往西岸[26]。蒋介石自感指挥无方,既烦恼,又紧张,“终夜奔走,未遑宁息”[27]。混战中,团长文志文等阵亡,部队及装备受到很大损失。13日,蒋介石下令撤围。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28]在损兵折将的严酷现实面前,蒋介石多少表现了一点自我责备的意思。
蒋介石进攻南昌失利,孙军小胜。10月15日,孙传芳的联军总部参谋处通电称:“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29]。紧接着,孙传芳、吴佩孚等纷纷通电庆贺,声称“伫看楼兰将灭,痛饮黄龙”,他们忘记了这条消息只是“俘虏及百姓均称”,并未核实,就匆匆忙忙地宣传起来了。
再攻南昌的失利使蒋介石冷静了下来。10月14日,他通知各军,暂取守势。同时,决定调第四军及贺耀组的独立第二师来赣。
这时,蒋介石的威望更为降低。唐生智多次向苏联顾问铁罗尼(Теруни)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30]10月中旬,加伦亲赴武汉求援,说明江西战场的失败将威胁湖南、广东,北伐甚至可能因此垮台[31]。 中国共产党人也极力向各方陈说利害,希望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32]。结果圆满。20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自武昌乘轮东下。蒋介石得到有关消息后“如获至宝”[33]。
第二次进攻南昌失利之际,第七军又在赣北打了一次胜仗。攻克德安后不久,孙传芳命卢香亭等以重兵反攻。第七军因补给中断,并探悉敌人有包围之势,为避免腹背受敌,于7日退至箬溪休整。孙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颜景宗因此被升为第六方面军司令。10月12日,李宗仁在王家铺一带发现皖军陈调元部。陈部依山布守,第七军自下仰攻,进展艰难。李宗仁考察地形后,改取中央突破,反扑两侧办法,又经第一军第一师增援,于次日攻克王家铺。
第七军入赣后,三战连捷,屡次击败强敌,对于江西战场形势的转变,有很大作用。后来,陈调元曾表示佩服,称之为“钢军”[34]。
除王家铺之役外,江西战事一时处于沉寂状态。
早在国民革命军第一次进攻南昌失利之后,孙传芳便提出双方于10月3日停战,恢复原状。10月14日,蒋介石复电孙传芳代表葛敬恩、徐培根,要求孙传芳先行确定撤退援赣军队日期,同时邀请江浙和平代表蒋尊簋、史家麟、赵正平、魏炯诸人到前方面商。23日,葛敬恩、魏炯在奉新会见蒋介石,声称孙传芳“可放弃闽赣,惟须保江浙皖,暗中结约,共同对奉。商妥后,即由赣撤兵”[35]。加伦主张“表面答应,实则准备总攻击”。蒋介石与邓演达商量之后提出:一、浙江归国民革命军;二、江苏、安徽作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但应允许国民党自由宣传;三、孙传芳撤退援赣之兵前一日为停战之期[36]。28日,蒋尊簋自南昌抵达蒋介石行营所在地高安,表示只要保持孙传芳的五省总司令的头衔,其余皆可商量。蒋介石要求孙传芳首先确定撤兵日期,限于11月1日前答复[37]。11月1日,蒋介石读到蒋方震复葛敬恩函。当时,蒋方震正在孙传芳军中参赞军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写道:“敷衍油滑,是诚军阀走狗不若矣,其人之肉不足食也。”[38]同日,战事再起。
国民革命军自放弃南昌后,主力集结于南浔路以西地区整顿,同时,白崇禧、加伦、蒋介石等积极制订计划,准备第三次进攻。
鉴于孙军主力集中在南浔路九江、德安、建昌、涂家埠等地,得交通之便,可以及时转移兵力,相互增援,因此,第三次进攻以截断南浔路,歼灭孙军主力为主,而不急于夺取南昌。在兵力配备上则分为三路: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等组成,朱培德任指挥。中央军,由第六军组成。左翼军,由第七军及新近调赣的第四军与独立第二师等组成。此外,另设总预备队,由第一军及炮兵团组成,刘峙任指挥。总攻击时间订为11月1日拂晓前。11月2日,第二军第四、第五两师从东、南两面进逼南昌郊区,陈兵城下。
右翼军左纵队以蛟桥为进攻目标。3日,第二军第六师、第三军第七师、第八师等联合攻占该地。4日,攻瀛上、牛行。孙军自乐化来援。5日,第三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命补充第四团、警卫团加入战线,仍感不足,又致函程潜、刘峙,调第二师增援,加伦认为不必要。在加伦的镇定面前,蒋介石“甚惭自信力薄弱”[39]。果然不出加伦所料,阵地迅速稳固下来。7日,占领瀛上、牛行,切断南昌地区孙军主要退路。
中央军以乐化为进攻目标。11月3日,占领芦坑车站,并将铁道破坏。4日,蒋介石致电张发奎、李宗仁等,指出涂家埠为敌军主力所在,要求他们迅速南下,与第六军一起夹击孙军。当晚,第六军在总预备队第一、二两师与炮兵团支援下,占领乐化[40]。5日晚,第六军与南下的第七军联合攻占涂家埠,残敌向鄱阳湖畔的吴城溃退。6日,第二师追击至吴城。
左翼军以德安、涂家埠为进攻目标。11月2日,第七军逼近德安,与孙军第六方面军三千余人发生激战,占领该城。同日,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在德安北部的马回岭与孙军交火。马回岭驻有重兵,战况激烈。在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及第七军第一旅增援下,于3日占领马回岭。4日,孙传芳乘决川舰赴武穴,意在促使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按兵不动,孙又返航九江[41]。5日,贺师乘胜北上,占领九江、瑞昌。孙军见败局已定,失去斗志,于6日鼓轮东下,返回南京。周凤歧部不战退回浙江,陈调元、王普部退回安徽。
至此,南浔线及南昌城郊的孙军已全部被击溃,城内仅余唐福山等残部二三千人。他们表示要归方本仁收编,企图迁延时间。11月8日,蒋介石下令攻城,城内残敌投降。革命军入城后,“民众欢腾,往日萧条寂寞景象陡变为热闹市场,男女老幼,拥挤道途,争相瞻仰革命军旗帜之飘摇”[42]。同日,白崇禧率领由第二、第三、第七各军组成的追击部队,进至滁槎以东的汊口附近,孙军主帅郑俊彦只身逃走,下辖旅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请降[43]。
11月9日,蒋介石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此次战役,歼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据朱培德电称:仅7、8、9三日,右翼军即缴获敌枪三万余支,各种大炮二十余门,机关枪三十余挺,俘获师长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3人,团长以下官兵5万人。左翼军、中央军在建昌、吴城方面缴枪二万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挺,大炮数门,俘虏2万人[44]。至此,孙传芳的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歼灭殆尽。但是,国民革命军也损失严重,下级干部牺牲者约占百分之七十五,团长牺牲者占半数,士兵伤亡约1.5万人[45]。
江西之役是国民革命军继两湖之后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它使湘鄂得到屏障,同时打开了向长江下游进军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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