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出师及其论辩
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即有意于举起北伐旗号,1925年12月28日日记云:“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1]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称:敌人“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2]两天后,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声称“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3] 4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三个月为准备,6月底出兵北伐[4]。
苏联在华顾问反对过早行动。还在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团就向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说:“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又说:“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5] 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广东政府应该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加强自卫能力。决议明确声称:“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6]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对北伐多所争执。但是,蒋介石坚持己见,争论仍然以鲍罗廷的妥协告终。
蒋介石的主张得到部分中国将领的拥护。当年3月18日,军事委员会即议决进行北伐准备。同月30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到达广东,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长江发展。此事加强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决心。4月10日,国民政府复函冯玉祥,表示正“积极筹备北伐,期能于相当时期,与贵军会师中原。”[7]其间,江西方本仁的代表蒋作宾也到达广州,声称国民政府倘能于近期北伐,江西可不劳而获[8]。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同时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垧。同月20日,陈铭枢、白崇禧回粤,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赴湘联络唐生智成功:“将来实行协同出师北伐,当收事半功倍之效。”[9]这些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29日,李济深、陈铭枢催请出兵。5月10日,李宗仁自广西来,参加讨论北伐计划,李宗仁也积极主张迅速出师。29日,李宗仁又面见蒋介石,批评“北伐出师迂缓”,而蒋介石则认为李宗仁“不识政治复杂情形”[10]。当日,军事委员会开会,李宗仁、刘文岛再次强烈要求出师北伐,会议决定先拨给广西军费20万元,命第七军克期出发援湘。
尽管北伐大计已决,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尚未确定。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军事顾问团即决定满足蒋介石追求个人“尊荣”的欲望,协助他取得“比较现实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其具体位置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1]。二届二中全会后,由蒋介石掌握包括军权在内的各种权力的局面已经形成。6月3日,蒋介石与张静江、谭延闿商量总司令人选问题,张、谭二人推蒋,蒋则推谭,谭自然不肯应允。蒋介石再与鲍罗廷商量,鲍力劝蒋介石“勉担艰巨”,并称:如蒋不出任,他将辞去总顾问一职[1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奉命后,即着手组建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副参谋长白崇禧、秘书长邵力子、兵站总监俞飞鹏、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其他人员为:参谋处长张定璠、副官处长张治中、秘书处长马文车、参事局长钮永建、政务局长陈公博、审计处长徐桴、军法处长戴任、训练处长严重。
6月23日,蒋介石对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人员讲话,提出战事期间,“无论前方后方,通用集中的原则来办理”,一切团体组织、言论,都必须受总政治部的指导和监督,“不准他们自由”。同时,他并宣布:“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13]2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37次会议,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决定赋予总司令部以特权,可以监督、检查、支配宣传、印刷、运输机关,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各团体。7月2日,公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14]。这样,蒋介石就建立起以他个人为中心的军事独裁体制。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在考虑北伐战略问题。他在1月11日日记云:“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15]最初,他倾向于同时攻占湖南和江西,但加伦将军则主张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9日,蒋介石与张静江、加伦商谈北伐战略。21日,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伦提出的北伐计划[16]。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声称“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命令宣布其进军计划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17]。随令颁发《集中湖南计划》,规定以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八军唐生智部、第四军陈可钰部集中于永丰、衡山、攸县一线,相机进攻长沙,以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集中于酃县、茶陵、安化,防备江西,以第一军何应钦部集中衡阳,为各方策应。
7月4日至6日,根据张静江提议,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有:一、常务委员会张静江因足疾请辞,改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代理。二、承认蒋介石任党的军事部长,具有指挥各军的全权。三、补选何香凝、彭泽民、于树德、顾孟馀、李济深、王法勤、丁惟汾7人为常务委员。此外,会议讨论并大体通过了《出师宣言》及对全体党员训令等文件。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总司令就职及北伐誓师典礼。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孙中山遗像、党旗、国旗,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授印。各界参加者五万余人。据报道,“欢声雷动”,“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军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18]。蒋介石在就职宣言中称:“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19]在《告全体将士书》中,蒋介石并称:“如中正有一毫自私自利类于军阀之行径,则凡我将士咸得举发其事实,中正甘受党与政府极严厉之制裁。”这一时期,蒋介石如愿以偿,春风得意。25日晚参加中央党部欢送宴会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演讲略带骄矜之色,戒之!”[20]7月27日,蒋介石率领总部第二组人员离开广州,赶赴韶关。
尽管北伐已经见之于实际行动,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仍然不一致。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曾议决,当时的第一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21]。这一时期,由于南方革命阵营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有些共产党人主张首先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陈独秀则主张趁吴佩孚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以阻止其南伐。为此,他多次致电致函汪精卫和蒋介石,详陈此计。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认为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他说:北伐“必须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文章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当前的问题是防御吴佩孚南伐,防御反赤军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文章并批评广东国民政府“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以及“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22]。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认为“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广东国民政府出兵,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23]。
陈独秀的文章引起了部分国民党人的不满,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竟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告,指责该文“有碍革命前途”,并禁止同学购阅《向导》。8月13日,张静江根据国民党中央第六次政治会议决议,致函陈独秀,提出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唯一先着”,批评陈文对北伐军出师“加以投机权位的恶名”,将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张函并称:“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24]蒋介石对陈独秀的文章也很反感,他于8月23日日记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25]24日,他致电国民党中央:指责陈独秀“反对本党北伐”,“中国共产党当负其责”;“值此严紧时期,发此言论;显然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他要求中共中央负责答复[26]。9月13日,陈独秀发表答辩文章,说明北伐成熟的标准,一为“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文章特别提出,孙中山“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27]
北伐是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长期以来的要求,陈独秀对实现这个要求的迫切性估计不足,因而,对北伐未能持鲜明的支持态度,这是一个错误,但是,陈独秀提出仓促北伐的危险则又是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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