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议与汨罗江会战
入湘告捷坚定了广东国民政府首脑们的胜利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政府和北伐军的声望。原先游移于南北之间的西南各派地方势力,这时的政治态度迅速发生变化。6月下旬,贵州军阀袁祖铭、王天培派代表赴粤,与国民政府洽谈,声言愿加入北伐。7月27日,袁祖铭致电国民政府,正式表示愿出发湘、鄂,效力党国,讨伐吴贼。随后,接受国民政府委任的左翼军总指挥职务。袁部彭汉章、王天培也分别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军军长之职,统归袁祖铭指挥。同月,驻赣南的赣军第四师赖世璜部正式投附国民政府,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湘军贺耀组部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等也派人和国民政府联系,表示愿参加国民革命,并于8月13日通电讨伐吴佩孚。
长沙既克,下期作战方略成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思考和辩论的主题。7月16日,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致电蒋介石、李宗仁,分析形势,建议迅速进取武汉,对江西暂取监视态度[1]。24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唐生智、李宗仁主张同时进攻鄂、赣,胡宗铎仍坚持原议。会议通过唐、李主张,随即电告蒋介石,并草拟意见书,派专人送蒋[2]。
7月27日,蒋介石偕苏联顾问加伦和行营参谋长白崇禧等总部人员由广州出发,赶赴北伐前线。8月3日,抵达湘南郴州,一路受到民众和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鞭炮毕剥之声联珠裂帛,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以湖南为最有成绩”。[3]8月5日,蒋介石与加伦、白崇禧等会议,研究下期作战计划。加伦顾虑到武昌时会遇到帝国主义的阻碍,主张多加兵力,先攻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蒋介石赞成加伦的意见[4]。会议决定,以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担任洞庭湖以东之线,为主攻,以第十军担任洞庭湖以西之线,为助攻,仅以少数兵力监视赣西[5]。10日,蒋介石会见来访的李宗仁,觉得李是一位“血心军人”,与他结为把兄弟[6]。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有加伦、白崇禧、唐生智、李宗仁、邓演达、朱培德、陈可钰和黔军袁祖铭的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蒋介石重提攻鄂、攻赣先后问题,征求与会者意见。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仍依出师前原定方案进行[7]。
在长沙期间,蒋介石先后发布进攻训令及《讨吴宣言》、《对外宣言》等文件,号召军民各界“奋我戈矛,挞彼国蠹;牺我生命,救我民生”。同时,要求各国“扶持正义,赞助我国民革命”[8]。一场与直系军阀的大决战即将开始。
8月14日,蒋介石检阅第七、第八两军。当检阅到第八军时,乘骑受惊乱跑,将蒋介石摔到地下,使蒋非常难堪[9]。15日,蒋介石又专程到株洲,检阅作为总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一、第二两师。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排挤,该军取消了政治工作,入湘途中拉夫骚扰,军纪极坏。蒋介石对此烦恼之极,曾于7月26日致电指挥官王俊等人,要求严肃行军纪律,但并无效果[10]。在株洲,蒋介石作了长时间训话,以至“喉为之哑”。
蒋介石到长沙后即企图掌握湖南各方面的权力,他向唐生智表示:“现在是党权高于一切,政治、军事等都要由党来决定。”[11]当时,唐生智正盛气十足,岂肯向蒋介石低头。自此,蒋唐矛盾日深。后来在武昌攻城战期间,蒋唐之间更闹到不能并立的地步。
唐生智的第八军迅速扩充至六个师,共二十多个团。为了制约唐生智,重振第一军,蒋介石一度向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表示,希望维持第一军,维护总司令威信,并招请被迫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回去工作。8月25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称:“能与帝国主义者对抗的,国内的革命同志只共产党,国外的革命同志只苏俄。所以要想革命早日成功,应联络共产党与苏俄共同奋斗。”[12]当时,中共中央采取的态度是:“现时对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迫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13]
根据长沙会议决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北伐前线各军编为左翼军、中央军、右翼军和总预备队,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战斗序列如下:
左翼军:由新归附的黔军编成的第九、第十军组成,袁祖铭任总指挥,受命从湘西常德一带向鄂西宜昌、沙市进攻。
中央军:由第四、第七、第八军组成,唐生智兼任总指挥,全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受命从湘东北汨罗、平江一线向岳州、蒲圻进攻,然后向武汉推进。
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和新归附的赖世璜的独立第一师、第五军的第四十六团组成,朱培德任总指挥,受命警戒江西方面。
总预备队:由第一军的第一、第二师和第六军组成。
进攻开始后,由于孙传芳坐山观虎斗,右翼军8月间未进行战斗。左翼军方面,黔军将领袁祖铭、彭汉章等拥兵观望,只有编为彭部第一师的湘西地方武装贺龙所部作战努力,于8月15日攻占临澧。在汨罗江前线担任主攻的中央军,事实上成为这一阶段作战的主要力量。
北伐军中央军当面之敌为叶开鑫、李倬章指挥下的湘军和护湘军,连同吴佩孚派来的各路援军,总兵力号称10万人。北伐军攻占长沙虽使吴佩孚感到震惊,但是因南口战事紧张,吴佩孚一时难以抽调主力,只调出豫军、鄂军各一部南下增援。北军以汨罗江为第一道防线,以羊楼司、五里牌、云溪为第二防道线,并以汨罗江北岸的平江城作为第一道防线中的核心据点。虽然北军在汨罗江一线经营工事达一月之久,但是因接连战败,又受驻地民众的敌视和袭扰,士气十分沮丧。北军内部派系复杂,相互不能很好联络,无法形成统一有力的指挥,与北伐军相比,已明显居于劣势。
8月19日,北伐军第四、第七、第八军在汨罗江前线向湘北发起总攻。第八军在左翼担任牵制助攻,先行于白水至新市一线强行渡河,以吸引北军。第四、第七军在右翼担任迂回主攻,总攻开始后即分别向平江和牛车铺、桃林方向进击。为了配合北伐军,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大批工农群众参加运输支前,并在敌后开展广泛的破坏活动。
在平江方向,北伐军以第十、第十二师和独立团共一万余人发起攻击,守敌为援湘军第五十旅旅长兼平(江)通(城)防御司令陆沄所部和桂军韩彩凤部,共计6个团,总兵力也有一万余人,第五十旅又系湘北守敌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8月19日拂晓总攻开始后,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缪培南部在平江以南发起正面进攻,因守敌顽强抵抗,未能突破阵地。同日上午,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得到中共平江地方党组织派遣的民团队引导,突破敌军阵地,迅速迂回到平江城北,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也在农民向导队协助下,突破汨水,和独立团会合,包围平江城。同日中午,叶、黄两部发起进攻,经一小时激战,占领全城。黄琪翔率军直捣敌司令部,敌主将陆沄仓皇自杀[14]。与此同时,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蔡廷锴部也在汨水上游的三眼桥渡河,占领平江东北的中洞岭,并夺取了当地敌军兵站。至此,第四军在兵力、火力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凭借顽强的攻击精神和农民武装的协助,仅以一天的时间和官兵173人伤亡的代价,就夺取敌人中心据点,击溃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俘敌一千五百余人。随后,北军残部溃逃途中又被平江农会组织的农民武装杀毙二百余人。平江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北军防线的右翼,形成了包抄汨罗江沿线敌军并予以歼灭的有利态势。
第七军以第一、第二路共四个旅八个团在8月19日发起进攻,于黄塘、浯口市渡过汨水。在进攻中,第七军也得到当地农民武装的大力协助。李宗仁电称:“敌人曾在阵地前埋伏地雷甚多,我军得农民引导,悉数将其破坏,故得安全通过。”[15]第七军渡河后,在第四军的左侧向前推进,经激战后攻占将军山。第四军攻占平江后,北军纷纷后撤,第七军即以第八旅为前锋向堤头方向追击。
第四、第七军突破汨罗江右翼防线后,第八军当面的北军叶开鑫、宋大霈部面临被包围的威胁,慌忙于8月19日晚炸毁汨罗江桥,向岳阳方向退却。20日,北伐军第八军主力在唐生智指挥下渡过汨罗江,沿武(昌)长(沙)铁路向北追击,于当日夜间占领黄沙街,21日占领桃林街。北军的汨罗江防线至此全线崩溃。
汨罗江败后,北军试图在岳州、五里牌、通城一线固守,但是官兵已无斗志,内部更加混乱。北伐军根据预定计划,以右翼第四、第七军向通城、蒲圻追击,准备断敌退路,再会同沿武长铁路追击的第八军,将北军歼灭于黄盖湖以南地区。
8月21日,第四军以第十师为先导,向通城、蒲圻发起追击,第七军则向南冲、长安桥追击。与此同时,第八军主力向岳阳发起进攻。叶开鑫的湘军和宋大霈等部援湘军见正面和侧后都受到威胁,慌忙向临湘、蒲圻实行总退却。是时,各路北伐军全线猛追,“血肉相搏,炮声隆隆,四处民众更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城而逃”[16]。
湘鄂边界多崇山峻岭。第四、第七军官兵来自南方,习惯于山区作战,又有当地民众送水送饭和引路,因而前进迅速。北军官兵大都不习惯山区环境,当地民众因历年来受北军烧杀淫掠之祸,到处袭击溃败的北军。北军感到四面受敌,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8月22日,北伐军第四军第十师攻占九岭高地和通城,切断北军退往湖北的重要通路。然而,由于北伐军各部在进展中联络困难,第七、第八军将领又急于争先抢功,任意发展,未能和第四军很好协调,结果,第四军因孤立突出,兵力不足,未能封锁通城至羊楼司之间近百里的空隙地带,溃败的北军大部由此逃走,全歼敌人于黄盖湖以南的计划因而未能实现。
8月22日,北伐军第八军占领岳阳,并以一部追击至五里牌、羊楼司。鄂军宋大霈部抢夺火车北逃,一小部分被截阻后投降。未能抢到火车的叶开鑫部湘军一部乘船逃向洞庭湖西的华容、安乡,一部向第八军投降。至8月23日,汨罗江会战基本结束。
在历时五天的汨罗江会战中,北伐军击溃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主力,俘敌七千余人,吴佩孚的势力基本上被逐出湖南,进军湖北的大门由此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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