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治运动与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江浙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阻挠孙传芳出兵江西并援助吴佩孚,自北伐军入赣和孙军交火之后,这一运动已失去意义,继之而起的是自治运动。参加自治运动的社会成分同样复杂,目的也有很大不同。
上海自治运动的酝酿始于1926年9月。当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团会议,首次讨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罗亦农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我们应提出“人民自治”口号,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会议决定加紧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各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从虞洽卿一直【到】工人都去联合”[1]。6日,中共上海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毁弃孙传芳、丁文江的大上海计划,建立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区委并向上海市民提出了16项斗争要求,如:租界内的居民应一律有平等的参政权;南北市的市政府由民选的自治机关管理;保障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反对一切苛捐杂税等[2]。此后,中共上海区委即通过汪寿华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虞洽卿等联系,相约在孙传芳江西败绩,不遑回顾之际,即发动工人罢工、商民罢市、学生罢课,树起自治旗帜,从而推翻孙传芳的统治[3]。由于孙传芳的主力已进军江西,驻防上海的只有步兵1000人,警察2000人和内河小军舰两艘。这就为上海自治运动和工人武装起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上海国民党当局和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虞洽卿等都支持中共上海区委的计划。
北伐战争的胜利诱发了部分上海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负责人推翻孙传芳统治,获取政权的要求。虞洽卿自1923年起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26年7月,总商会改选,亲近孙传芳的傅筱庵(宗耀)当选会长。虞洽卿的上海商埠市政会办被孙传芳取消,南北市保卫团也被解散。因此,虞洽卿极力联络共产党,表现左倾[4]。
当时,上海国民党当局“主张由国民党取得政权”,国民党特务委员会军事特派员钮永建“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动作”,表示事成后,国民政府“当然保护工人”。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多次分析、研究有关情况,制定了《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区委认为:“资产阶级虽急欲获得政权,却时时动摇与畏缩”,企图坐待孙传芳溃败,乘机以最小限度的暴动取得政权。他们既要利用工人罢工,又不愿工人有武装的组织和暴动。但是,区委又认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和战斗力还不强”,“不便猛烈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因此,决定“一步步”推动资产阶级前进,以便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的自治政府”。在这个政权之下,达到三项希望:“工会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相当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
区委提出,现在“不宜在上海一角之地,即时拿出国民党的旗帜。即以后北伐军主力到达上海,亦不能反对市民自治运动和拒绝商人参加政权”。区委主张:“国民党左派和商人合作”,“在中小商人中发展左派的势力,以牵制大商虞和德(即虞洽卿)等将来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过分的妥协。”[5]区委表示,对此次武装起义并不抱“奢望”,只当作“初步暴动的尝试,不拿政权,得到自由”[6]。
区委关于上海资产阶级的认识符合实际,主张“国民党左派和商人合作”的意见也正确,但区委的领导权和政权观念却很模糊。相反,钮永建等倒很明确。钮在上海并没有多大实力,不得不承认起义的“根本势力在工人、学生”,但特别强调起义“须受党部指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吴稚晖不赞成区委提出的自治口号,主张用“上海和平维持会”的名义掌握政权。这些,区委都同意,只要求少数工人、学生加入和平维持会即可[7]。“不拿政权,得到自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奢望”。
在筹划起义过程中,钮永建与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密谋,由夏在适当时机宣布浙江独立,向上海进军;钮在上海组织暴动,里应外合,夺取上海。
10月16日,夏超宣布独立。17日,派人率保安队2000人,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夏超的独立,加快了上海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夏超向上海进军的当日,上海区委临时团决定,提出“上海市民自治”、“上海市民武装自卫”、“组织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等口号[8]。同日,国民党市党部发表宣言,呼吁召集市民会议,“实行市民自治”。上海总工会虽在当年6月被淞沪警察厅查封,但仍坚持斗争,召开工会代表会议,表示全市工人为实现自治,“愿为前驱”。全国学联命上海学联统率全体学生“切实参加”自治运动。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表示要“联合上海各有力团体,组织淞沪和平维持会,谋自救之策”[9]。
18日,区委召开特别活动分子会议,由罗亦农作武装起义的动员报告。确定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为罗亦农、赵世炎和李震瀛。20日,区委再次发布《告上海市民书》,谴责孙传芳的罪恶统治;批判全浙公会等团体要求孙、蒋“先行停战”,是在军阀宰制下的“幻想”,是“为孙传芳维持势力的和平运动”。区委指出,上海市民“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只有一条路,即是市民自己武装起来”,“推翻一切军阀政权,建立市民政权。”[10]
孙传芳不允许后门失火。18日,任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率部迎战夏超:任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李宝章为驻沪各军总指挥兼淞沪防守司令,率部进驻龙华、松江。22日,孙传芳部占领杭州,夏超独立失败。
夏超的失败使上海武装起义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形势。23日,区委得到消息,但又得到误传:“九江已克服,叶开鑫部已倒戈”。[11]于是,仍决定起义[12]。当日下午5时,下达动员令,约定以同情革命的一艘军舰开炮作起义的信号。
24日清晨三四点钟,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但是,军舰却始终没有开炮。闸北区的工人队伍四五十人,因为没有听到炮声,自动解散。浦东区因消息泄露,起义尚未发动时,领导人陶静轩、江元青等六人即被捕。南市区约有三十多人袭击二区警署的一个派出所,但因其他地区的起义均已失败,区委立即通知他们“赶快停止行动”[13]。至于钮永建的队伍,在徐家汇整队向高昌庙进发时,被警署发觉,立即逃散。埋伏在南洋大学的队伍,也因被发觉而逃跑[14]。总之,这次起义,除了在南市闹了一下,其他各区都没有发动起来。在起义中牺牲的有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陶静轩(化名陶鑫元)和南市区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化名李左人)等十余人,被捕者百余人。
起义失败后,区委于24日、25日连续召开会议总结。区委认为,起义失败主要有以下三条教训:一、起义时间选择不当。夏超独立后的第一二天,敌人的力量还没有集中,是发动的良好时机,但区委“态度犹移”;待夏失败后,各方面情况都不利时,区委反而“模糊决定”举行起义[15]。二、过于看重资产阶级力量,过于依赖国民党。“初以虞(洽卿)为中心,后以钮(永建)为中心。”虞在起义前,“革命情绪很浓,结果到暴动将发时”,“不干了”[16]。钮永建也没有实力,“买空卖空”[17]。三、没有广泛地进行宣传和发动群众,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队伍也缺乏训练。起义前,预计工人队伍有350人,国民党方面有千余人,而实际参加起义的,工人不过二百多人,钮永建的队伍也仅一二百人。
区委认为,这次起义“只架了一个势子”,作了一次小小的“尝试”[18],但得到了许多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认识到今后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都应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团结其他阶层人士共同进行。区委表示,“要利用这个经验,准备第二次更积极而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19]。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自治运动有过短暂的沉寂,但是,随着孙传芳在江西战场的失败,自治运动再度活跃起来。
北伐军平定江西以后,没有立即东下追击,孙传芳需要重整部队,也无力反扑,交战双方一时处于休战期。中共上海区委鉴于北伐军离上海较远,决定暂不发动起义,即使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也只作准备,抓紧恢复经常工作,“做一和平的自治运动”[20]。当时,张宗昌正以援助孙传芳为名,准备派大军南下,乘机扩充地盘。因此,自治运动的任务,较第一次起义时所提出的,又增加了一项:“拒绝奉鲁军南下!”
11月9日,上海区委提出,国民党工作应注重联络市民团体,鼓动与组织中小商人,“要他们都起来要求孙传芳‘下野’,反对奉鲁军南下,主张自治的通电与宣言,总要使每天报上连续不断的揭载出来,造成全上海极浓厚的自治空气”,在此基础上,准备新的武装起义[21]。同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表《告民众宣言》,号召“合二百万市民之力,本市民自决之精神,以上海市政还诸上海市民,拒绝奉军南下,永远脱离军阀之统治”[22]。
上海各界响应号召,迅速行动。11月10日,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举行紧急会议,发表宣言,提出三项要求:1.划上海区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2.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3.拒绝奉鲁军南下[23]。14日,沈钧儒、黄炎培、褚辅成、许世英等五十余人组织皖苏浙三省联合会,通过沈钧儒起草的简章和通电。简章规定,该会“以人民直接负责,速行实现民治为目的”。通电要求:划皖、苏、浙三省为自治区域,一切政治应即由人民分别推举委员,组织委员会参加处理。通电并要求“三省以内军事行动应即日停止”[24]。该项要求初稿为:“三省军事当局,应即请其停止一切战争行为”[25],是对当时统治皖、苏、浙三省军阀,而修改稿则包括一切方面,连北伐军的东进也在反对之列了。
三省联合会的成立得到了新苏公会、安徽民治协进会等团体的拥护,但是,它笼统号召停止“三省以内军事行动”的主张也受到了批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党部联合致函质疑说:“党部等固愿北伐军以守株待兔之精神,以俟公等之和平主张得以实现民治,然吴、张之军连袂南下,则未识公等将以何辞反对北伐军之入境?”[26]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则指出,欲实现民治,“必先除民治之障碍”,“首当拒绝奉鲁军之南下”[27]。三省联合会很快接受了这些意见,将自己的行动纳入了各进步团体的共同轨道。
江西战败后,孙传芳于11月18日秘密赴津,参加张作霖召集的蔡园会议,觍颜卑词地向宿敌乞援。会议决定由张宗昌率直鲁军15万人,携带军用票1000万元,南下援孙。三省人民大为震惊,军用票尤使商人闻之失色。23日,三省联合会发表通电,声明孙传芳以后的行动与三省无涉,三省既已声明划为民治区域,“此后主体即为人民,奉、直、鲁首领如有对三省军事行动,即为对人民作战,吾三省人民誓以民意抵抗之”[28]。28日,三省联合会与上海总工会、商总联会、学联等四百余团体联合召开上海市民反对奉鲁军南下大会,蔡元培慷慨陈词:号召市民起而组织“人民政府”[29]。蔡元培没有参加三省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后来被推为委员,他表示“责任所在,自当勉任”[30],勇敢地走到了斗争的第一线。在会上演讲的还有褚辅成、杨杏佛、杨贤江等。会议通过的宣言号召上海人民武装自卫,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宣布上海自治。会后,由总工会纠察队作前导,举行游行示威。当天晚上,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30日,发表公开启事,表示将“率领全沪工友,追随各界之后,参加自治运动”[31]。
五卅运动中,上海曾有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12月3日,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代表集会,商谈恢复该组织问题,但经过讨论,议决组成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32]。6日,市民公会成立,选举沈钧儒、王晓籁、林钧、汪寿华等11人为常务委员。中共上海区委旋即在市民公会里建立了党团,以加强领导。12日,召开上海特别市自治运动各团体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如不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市民自治,即以不纳租税相抗[33]。会议决定由市民公会筹备组织上海特别市政府。蔡元培再次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呼吁“有助于市民之军队”起来“驱逐横暴之军阀”[34]。这实际上是在号召武装起义。
当时,浙江自治正在加紧进行。12月16日,市民公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一、致电孙传芳,请其即日解除军职,否则即有严重之对付;二、通告各界,积极筹备罢工、罢学、罢市、罢税;三、公请唐绍仪、褚辅成、王正廷、蔡元培四人向外交及军政各界接洽,筹组淞沪特别市政府[35]。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企图以此将自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但是,上海资产阶级主张和平进行,对罢工、罢市态度消极,市民公会开会时经常不足法定人数,无法正常工作。倒是三省联合会由于内部较为一致,仍然相当活跃。12月中旬,孙传芳向外商密购军火,三省联合会即致电驻京各国公使,严正抗议[36]。同月,英国代理公使欧马利(Owen St. Clair O’Malley)在北京公使团会议上提出《英国对华变更案》,拟允许中国海关征收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二五附加税”。三省联合会于12日再次致电各国公使,说明中国北方被军阀控制,“断不能与以财政上之便利,以助长动乱”[37]。24日,通电谴责孙传芳镇压浙江自治,号召三省人民“一致奋起,铲除摧残自治之暴军,以期人民最后之胜利”[38]。
当自治运动猛烈展开的时候,鲁军南下,接防津浦线,联军驻防阵地收缩,以守沪宁线为主。孙传芳多次命令淞沪戒严司令李宝章、警察厅长严春阳,严加防范民众运动,“提倡自治即是赤化”。于是上海总工会再次被查封。12月26日,孙传芳在上海《申报》刊登启事,指责“沪上有人假借苏、皖、浙三省公团名义,希图破坏三省之安宁,离间芳与三省父老昆季之感情”。启事恶狠狠地宣称:“军法所在,绝不宽贷。”[39]三省联合会不为所屈,在《申报》、《民国日报》连续登载《启事》,宣称本会“光明磊落,天日俱昭”,要求孙传芳明白回答:“所谓有人假借,人系何人?假借何事?”“所谓少数奸人,系何姓氏?”启事并针锋相对地以“否则民意所在、绝不宽贷”作结,末列三省联合会委员32人的名字。这一行动表现了蔡元培、沈钧儒等人的凛然正气[40]。
由于孙传芳不仅以刊登启事相威胁,而且下令缉拿蔡元培等五十余人,“格杀不论”[41],因此,蔡元培等不得不暂时走避。1927年1月8日,市民公会被孙传芳查封。
在孙传芳的高压下,上海自治运动再度沉寂,但是,地火仍在运行,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积极准备条件,酝酿新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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