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武汉
8月30日,吴佩孚由贺胜桥逃回武汉。31日晚,北伐军第四军进抵武昌城郊,攻取武汉的作战就此开始。
武汉是华中的政治经济中心,拥有全国著名的汉阳兵工厂,是吴佩孚统治华中的重要据点。31日,吴佩孚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坚守武汉三镇。吴佩孚任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鄂军将领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命陈嘉谟、刘玉春率贺胜桥败退下来的吴军精锐一万多人守卫武昌,刘佐龙率其所部鄂军第二师一万余人守卫汉阳,高汝桐、宋大霈等部守卫汉阳。同时,在长江和汉水水面布置军舰和炮艇。吴佩孚本人坐镇汉口查家墩司令部。为了加强兵力,吴佩孚并决定放弃保定地区,将驻守当地的田维勤、王为蔚、魏益三各部抽调南下。此外,吴佩孚又电催孙传芳尽快出兵湘鄂。
北伐军第四、第七军主力于9月1日抵达武昌城下,第七军第一旅于9月2日进抵樊口、鄂城,切断武昌守敌与外界的陆路联系。同时,第八军主力由长江左岸逼近汉阳。为配合北伐军,中共湖北区委领导下的武汉工代会发动各行业工人群起策应。铁路、轮船工人破坏和阻碍吴军交通。汉阳兵工厂工人于9月1日开始总罢工。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还秘密策动湖北地方系将领刘佐龙归顺北伐军,刘佐龙也表示愿在北伐军抵达汉阳时反正。武汉三镇中,只有武昌守军兵力较强。武昌城墙高厚,城内又有蛇山居高临下,宜守不宜攻,因而夺取武昌的任务倍加艰难。
北伐军抵达武昌城下后,城上的吴军一面不断向北伐军射击,一面抢修环城防御工事。9月2日,出师以来一直作为预备队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也赶到武昌城下。同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在武昌城外的余家湾召集李宗仁、陈可钰等将领开会,决定乘吴军防御工事未固和孙传芳援军未到,迅速攻城。当日深夜,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军第十师、第七军第二师各奋勇队奉命向城下隐蔽运动,准备用长梯爬城。9月3日凌晨3时左右,第一军第二师在忠孝门附近开始架梯,然而因事先准备不周,从居民中临时征集的梯子大都过短,登梯士兵无法爬上城堞。守城吴军发现北伐军爬城,立即以步、机枪射击并投下大量手榴弹和燃烧物,使第二师官兵在城下伤亡累累。与此同时,第四、第七军隐蔽接近城下的部队也被吴军发现,遭到密集火力的攻击。吴军还以蛇山上的火炮和长江中军舰上的舰炮向武昌城外的北伐军射击。北伐军因掩护火力不足,无法压制吴军。天亮前,暴露在城墙下的攻城部队不得不撤出战斗。
9月3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加伦等人乘车到达余家湾,随即至洪山麓视察城墙及城内敌情。蒋介石自恃有惠州攻城的经验,对唐说:明天拂晓,第一军第二师将“带头冲锋”,要求各军“跟着冲上去”[1]。当日,召集各将领紧急会议,蒋介石未仔细分析敌情和了解攻城的困难,就下令再度强攻,确定由李宗仁、陈可钰担任攻城正、副司令。唐生智对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已丧失信心,坚决要求蒋介石将该师调赴江西,蒋介石认为唐“以下凌上”,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辱”。”[2]他训斥刘峙说:“尔等如再不争气,何以立世见人!虽至全军覆没,积尸垒丘,亦非所恤!望奋勇拼死,维持尔等光荣之历史。”[3]
9月4日晚,第一、第四、第七军仓促准备。各师都挑选奋勇队300至500人,配备云梯、手枪、手榴弹、绳索等,作为攻城部的先导。9月5日凌晨3时,蒋介石颁发第二次攻城计划,指示各将领“肉搏猛冲”[4]。北伐军炮兵当即向武昌城内和城墙上的吴军阵地开火,攻城士兵齐呼“革命万岁”,向城墙下冲击。第四军担负忠孝门、宾阳门、通湘门一线的攻城任务,独立团第一营作为奋勇队进攻宾阳门。该营营长曹渊(共产党员)指挥部队迎着城上吴军的火力,涉过护城河,冲到城脚下,挂梯多具,奋勇攀登。但是吴军火力密集,第一批爬城官兵全部牺牲,后续人员仍前仆后继,爬梯攻城。20分钟内,独立团第一营奋勇队几乎全部覆灭。营长曹渊指挥所剩十余人坚持战斗,也中弹牺牲。同时并肩攻城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伤亡二百多人,第十师奋勇队伤亡过半,进攻被迫停止。
第七军以第二路的两个旅向中和门、保安门和望山门发起进攻。当地因城外民房靠近城墙,第七军奋勇队大都将云梯架于民房之上,然后登梯爬城。城上的吴军准备了许多炸药包、燃烧罐和手榴弹,这时一齐抛下,城外民房一片火海,第七军奋勇队随即后撤。第一军第二师进攻忠孝门至武胜门一线,其奋勇队虽几次冲到城墙下,都被城上守军的密集火力击退。师长刘峙唯恐其他部队已攻城得手,为抢夺头功,竟通报称,第二师第六团已攻进城内[5]。第四、第七军得讯后,调动预备队再次进攻,结果又付出许多伤亡。9月5日天亮后,第四军已冲到城墙下的奋勇队在敌军火力下进退不得,只得暂伏于城壕之中待天黑撤出,后续部队因无法再攻,暂时退向安全地带。在城墙下牺牲的官兵遗体,也无法收取。当日上午,蒋介石得到第二师入城消息,信以为真,非常高兴。后从白崇禧处得知,消息不确,“愁急不知所为”[6]。
北伐军两次攻击武昌失利,伤亡二千余人。9月5日,蒋介石和李宗仁、陈可钰等到前线视察后,也感到硬攻无望。6日,蒋介石和各军将领在洪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少数兵力在城外对敌保持警戒,主力撤到城外较远的地区集结整顿。
武昌攻城战虽受挫折,但唐生智的第八军却以四个师迅速攻下汉阳、汉口。9月3日,第八军逼近汉阳城郊,守敌刘佐龙召集鄂军第二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归顺革命军。5日,鄂军第二师调转炮口,轰击汉阳龟山上的吴军高汝桐师的指挥所,北伐军第八军第一师何键部乘势冲进汉阳城。中共湖北区委领导下的汉阳工人武装也起而响应,解除汉阳兵工厂内吴军的武装,并用厂内的武器向吴军阵地射击。吴佩孚忙令守卫汉口的靳云鹗率兵过汉水向汉阳反扑。不料吴佩孚在汉口查家墩的司令部又遭到刘佐龙部的炮火袭击,吴佩孚惊恐之下,立即乘火车北逃,汉口、汉阳的吴军顿失指挥,陷入混乱。9月6日晨,吴军高汝桐师放弃龟山阵地,渡汉水向汉口逃窜。由于溃兵在浮桥上和渡船上混乱拥挤,上千人溺水淹死。同日,北伐军第八军完全控制汉阳。当晚又强渡汉水,攻入汉口市区,吴军各部纷纷向城外逃走。7日上午,北伐军完全占领租界区以外的整个汉口。长江中的吴军舰船不得不向下游逃遁。至此,武昌城内吴军与外界的联络完全被切断,陷入四面被围的困境。
吴佩孚从汉口逃走时,命令陈嘉谟、刘玉春在武昌固守待援,随后又设司令部于武汉以北的孝感,急调北方援军南下准备反攻。为了不使吴佩孚站稳脚跟,9月8日,唐生智命第八军第三师李品仙部、第四师刘兴部和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进攻孝感。9日,吴佩孚将司令部移往河南信阳,第八军随之向鄂北追击。14日,第八军进抵广水以北,击退吴军以铁甲车为掩护的反扑,于15日进攻鄂豫两省之间的交通要冲武胜关。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第八军以一千二百余人伤亡的代价,击毙吴军七百多人,俘虏五百多人,缴获铁甲车三列,攻占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鸡公山一线,吴军残部逃往河南。
北伐军主力向武汉进攻时,北伐军左翼战场上的袁祖铭、彭汉章等黔军将领仍拥兵观望,只有第九军第一师贺龙部作战积极,于9月上旬在湘西慈利、澧县一带击溃湘军叶开鑫、刘铏在当地的部队。9月13日,北伐军左翼贺龙、吕超、杨其昌各师由澧县誓师出发,向鄂西的石首、公安推进。14日,贺龙部击溃吴佩孚属下的鄂军王都庆部,占领公安。9月下旬,贺龙、杨其昌部又在沙市以南击退吴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所率第二十六师于学忠部和王都庆部的反扑,于28日攻占沙市,卢金山率部退往宜昌。作战中,当地民众积极支援北伐军。贺龙在报告中称:此次作战“竟能以少胜多,固由于士卒猛勇敢战,而农民暗中援助,如报告敌情,向导追击等,收效亦宏”[7]。左翼北伐军攻占沙市,从西侧掩护了北伐军对武昌的围城战。
9月上旬,北伐军第七军第二路占领鄂东数县,使固守武昌的吴军更为孤立。同月15日,为了迫使守城吴军尽快投降,北伐军发布封锁令,禁绝武昌城内外的一切水陆交通,同时,北伐军还以苏联飞行员驾驶的两架飞机连续向武昌城内吴军营地投弹并散发传单。其间,因北伐军开辟江西战场,第七军和第一军第二师相继调往江西,围城任务由第四军、第八军一部和刘佐龙部编成的第十五军担任。17日,蒋介石任命邓演达为湖北政务委员会,陈公博为财政委员会;另设湖北临时政务会议,由蒋介石自兼,入赣期间,由唐生智代理。同日,蒋介石离开湖北前线,将该省军事交唐生智办理,同时升任陈可钰为攻城司令。
在北伐军围困下,自9月中旬起,武昌城内开始出现粮荒,吴军士兵在城内挨家搜掠民粮,各商号存粮也被封作军粮,不许市民购买,武昌市内20万居民大都靠树叶、草根充饥。陈嘉谟、刘玉春却遵照吴佩孚的命令,坚持顽抗。为了保存力量和争取时间,陈、刘二人又通过武昌文华大学的美国人和武昌商会作为中间人,向北伐军交涉,要求暂停攻城,允许守城军领饷20万元后携带武器,整队撤退。北伐军坚持要求守军无条件投降,磋商没有结果。
9月21日,北伐军再度向武昌城发起试探性攻击,吴军的抵抗仍很顽强。北伐军随即挖掘坑道,以爆破攻城。第四军独立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六团等部在赶到前线的安源矿工和黄埔军校工兵营的协助下,在通湘门、宾阳门和武胜门外多处挖掘坑道。经旬日顽强挖进,至10月1日时,各坑道都已接近城墙。
9月25日,孙传芳军队一部于鄂东黄石港登陆,向大冶前进。刘玉春闻讯后立即组织奋勇队,企图乘机出城,破坏坑道,抢粮,并和孙传芳部取得联系。10月1日清晨,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吴军精壮二千余人分别由通湘门、中和门、望山门冲出,第四军各部当即予以迎击。经过一上午激战,独立团将通湘门冲出的千余名吴军消灭大半,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也将中和门、望山门冲出的吴军大部消灭,残余吴军逃回城内。10月3日,吴军再度冲出城外,仍被击退。5日,进犯大冶的孙传芳部乘舰东逃,武昌守军苦守待援的希望破灭了。这一时期,北伐军的飞机连续轰炸吴军司令部、电台和蛇山炮台,加之城内缺粮,民众反抗日增,吴军军心动摇日甚,各部多自行向北伐军洽谈投降。
10月7日,北伐军攻城司令部向守城吴军提出条件,限于10月10日开城,由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收编。对此,守军大都表示同意,但刘玉春却阻止各部接受这一条件。吴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等遂单独与北伐军接洽,于10日凌晨4时打开保安门。于是,唐生智、陈可钰指挥第四、第八军各部同时向武昌城发起总攻。攻城部队以一部冲进保安门后,为了不误战机,还从多处城墙用绳梯攀登而入,随即打开中和门、通湘门,后续部队纷纷涌入。守城吴军因惊恐和饥饿,纷纷缴械投降,只有刘玉春率其第八师的部分部队,在蛇山一带继续抵抗。
第四军独立团由通湘门冲入城内后,首先向蛇山发起进攻,第四军主力随后也赶到蛇山脚下。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独立团首先冲上山顶,吴军纷纷投降。
第四军破城时共俘虏吴军军官740人,士兵9495人。武昌守城主将陈嘉谟、刘玉春化装潜逃,由于北伐军搜索严密,陈嘉谟在准备出城时被第八军查获,刘玉春被第四军搜出。至此,历时40天的武昌攻城战结束。同日,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召开国庆纪念会。会上,宣布武昌克复的消息时,群情沸腾,据郭沫若记载:“十万人以上的群众一时轰动了起来,脱帽,摇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涛,就像要卷成海啸,把那十几万的群众都卷到天空里去。”[8]次日,邓演达率总司令部行营人员进入武昌,救济灾民。
从北伐出师至攻克武昌,第四军一直担负最艰巨的任务,官兵作战英勇,被人民誉为“铁军”。其独立团和第三十六团战功卓著,团长叶挺、黄琪翔被破格授予少将军衔[9]。
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极大地推动了两湖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久,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由广州移到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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