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出师援赣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向为富庶之区,孙传芳于1925年11月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后,便提出“保境安民”口号,一以杜外人觊觎,二以迎合东南资产阶级的愿望。还在北伐军入湘前,孙传芳就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如贪婪窃发,抉我藩篱”,“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1]。北伐军入湘后,孙传芳又于1926年6月12日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不加入任何漩涡”[2]。吴佩孚曾派人到宁,要求孙传芳援湘,但孙企图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伤后占领两湖,坐收渔人之利。7月27日,孙传芳接见国闻社记者时,以一付悲天悯人的姿态说:“循环无已之战争,国人孰不痛心?天下无可以杀尽百姓之英雄,是以平日持论,治军必先爱民。”[3]28日,孙传芳命亲信、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杨文恺赴长辛店,向吴佩孚进言,将北方之事完全交给奉方主持,刻日南来,对付湘粤。但吴佩孚正热衷于指挥南口之战,完成包围国民军的计划,无意立即南下。他要求孙特别设法,加强“讨赤军”的团结,对湖南战事“多为帮忙”,“量力予以相当之接济”[4]。对此,孙传芳的答复是,“无力遥顾湘战”[5],他仍然要求吴佩孚“督饬各军,迅扫西北之敌”,然后“回师南下,坐镇长江”[6]。当北伐军节节前进之际,孙传芳却在南京优哉游哉地修明礼乐。8月6日,举行投壶新仪,声称:“吾国以礼乐为文化之精神,今欲发扬文化,非以修明礼乐不可。”[7]同时,又组织修订礼制会,聘请章太炎、沈彭年、汪东等一批名流为会员,以章太炎为会长。孙传芳称:“此次举行投壶典礼,看似迂阔,实则君子礼让之争,足以感人心而易末俗。”[8]
当时,江浙地区正在掀起和平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社会成分很复杂。部分绅商既害怕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南,也反对孙传芳出师援助吴佩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江浙地区的组织及其影响下的进步力量则企图以此牵制孙传芳出兵,争取民众同情[9]。8月初,苏州、无锡、武进、镇江、淮阴以及上海县的商会会长联名致电孙传芳,对所谓“援湘”准备表示惊疑,要求孙传芳“熟筹全局,慎于一发”[10]。11日,上海全苏公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七项,其要者为:一、电致孙传芳,赞成“消极的增防”;二、警告北伐军总司令部,请其严饬所部,绝对不得越闽、赣省境一步;三、通电本省及浙、闽、皖、赣四省各团体,共作和平运动;四、通电全国军事当局,请停止战争,共谋国是[11]。9月8日,全浙公会常务董事会紧急会议,公推蒋尊簋、殷汝骊、沈田莘三人赴宁,向孙传芳请愿。13日,又决定派蒋尊簋、魏炯二人赴汉口,和蒋介石接洽。其后,江苏派出袁观澜、黄炎培、赵正平,福建派出方声涛、史家麟,安徽派出许世英、王龙亭,江西派出徐鹤仙等人,参加和平运动。一时间,各种名目的和平组织纷纷涌现。有一个名为“五省和平祈祷会”的组织,甚至致电张天师,邀请他莅沪“设坛酿醮”。[12]
进步力量企图以和平运动牵制孙传芳出兵,乖巧的孙传芳则将和平的口号接过来,作为阻拦北伐军的口实。8月11日,他复电各商会,声称:“逞能肆态,驰骋角逐,以较一日之胜负,残民、蠹财、溺国,芳虽愚,绝不为也。”他表示:“金革之声频惊,不能不稍事整备,俾固疆圉。”[13]9月10日,他在会见全浙公会代表时说:“破坏和平,在蒋不在我”,“只须蒋中正将入赣境之部队完全退出,我决不追赶一步”[14]。20日,会见江苏、上海和平代表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三项条件:一、撤退入赣党军,停止湘鄂战争;二、组织内阁,各方自由推戴人选,取决多数;三、召集南北和平会议,划分军区,匀配财权[15]。
尽管孙传芳故作从容,高谈和平,但是,北伐军的进军脚步毕竟不能使他平静,特别使他系念的是势力范围之内的江西。早在7月上旬,就传出他要派安徽混成旅长王普率部援赣。不过,由于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拒绝,王普迄未接到动员命令[16]。邓虽然是五省联军成员,但始终依违于吴佩孚、孙传芳之间,不愿轻易让别人插足境内。7月31日,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决定合力对粤。会后,孙传芳即调兵遣将,部署援赣。自8月17日起,谢鸿勋的第四师、杨镇东的第七混成旅、孟昭月的第十混成旅陆续出发。19日,孙传芳通电称:此举纯系防御性质,“我军此后行动,仍本素日宗旨,坚守疆界,禁暴息争”[17]。20日,谢鸿勋部抵达九江,由邓如琢指定,驻扎赣北修水、铜鼓两县。其后,陆续到达赣境的孙军有卢香亭第二师、周凤歧第三师、郑俊彦第十师、彭德铨第六混成旅等,共五师八旅,约十余万人。月底,孙传芳任命原浙江总司令、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同时下达援赣进攻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进攻通山、岳州;以苏军为第二、第三军,进攻平江、浏阳;以邓如琢部进攻醴陵、株洲;同时命闽南周荫人部进攻广东潮州、梅县[18]。9月2日,吴佩孚所派告急使者到宁,孙传芳爽快地表示:“即日电令各军火速出发,实行进攻湘、粤。唇亡齿寒,智者皆知。”[19]
部队虽然出发了,但孙传芳仍然在观察风色。他一面和蒋介石的代表频频谈判,一面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
孙传芳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早有联系。1925年12月,孙传芳曾派王季文为代表到粤会见蒋介石[20]。次年2月、5月,两次派人赴粤与广东国民政府“修好”。7月,孙传芳派人赴沪,和粤方代表商洽,并致电蒋介石,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闽赣[21]。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孙传芳,要求他不受吴佩孚“伪命”,并称:“对于全国军人,力求团结”,“志同道合,直可联为一体”,倘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则可代为向政府请求,承认孙传芳为五省总司令[22]。8月,孙传芳派人到湘,和蒋介石联系,同时运动唐生智,以湖南地盘为条件,诱使唐“拒绝革命军”[23]。蒋介石估计孙传芳的内部发生变化,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濬和孙传芳接洽,“于此倒吴之时,须要孙有确切表示,或加入国民政府,应有具体条件也”[24]。何成濬与孙传芳原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二人于8月下旬在南京两次会谈。第一次,何成濬提出:一、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保持五省治安;二、孙传芳与革命军一致动作,革命军自湖南北上,孙军自江西西进,双方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提出:国民革命军应停战并退出湖南,“湘交湘人自理,作缓冲地”。对此,何表示:“停战未始不可,但必须吴军退出鄂境,以两湖作缓冲地方能商议”[25]。第二次,孙传芳要求北伐军在岳州停止前进,“以和平手段处置国事”。何则要求孙先促吴佩孚下野,“担保吴不复在政治上活动”[26]。会谈中,孙传芳只表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亦表赞同,惟共产主义深所反对”[27]。对何成濬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9月初,蒋又派张群赴宁。孙传芳强烈地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任命,但又同时声称:愿保持和平与中立。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办法三条,其内容为:革命军在现下不犯入其辖境;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28]。
除代表之间的磋商外,孙传芳、蒋介石等人的函电联系也很频繁。9月6日,孙传芳致电谭延闿、蒋介石等,声称粤军进攻江西萍乡,已命部队后退百里,请粤军亦迅速撤退[29]。7日,再电限24小时退回粤境[30]。蒋介石则提出由原江西军务督办、国民政府新委任的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军军长方本仁主持赣政,要求孙传芳撤退驻赣各军。此后,蒋介石一直坚持要孙传芳以此点来表示“诚意”,并称:“本军决不扩大战区,即使占领了江西,亦可如前议归还。”[31]谈判一直若断若续。
孙传芳和张作霖、张宗昌之间长期存在仇隙,不久前还是生死冤家。他在出兵援赣之际,不能不调整关系,以免后门失火。
9月7日,五省联军训练总监王占元由天津到达南京。王南行的任务是动员孙传芳与张作霖抛却前嫌,合作援吴。8日,孙传芳致电张作霖,表示“备悉我公恳恳关垂之意”,“今赤焰枭张,势将燎原”,“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32]。9日,张作霖复电:“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但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付东流。”[33]在王占元南行之后,提倡大北洋主义的靳云鹏也于11日接踵而至。靳于8日到奉,参与军事会议,建议张联孙制蒋。当时,张宗昌也在奉,经靳劝说后表示:“馨远若能断然出兵打蒋介石,山东有一兵一卒走入江苏,算我姓张的不够朋友!”[34]靳、孙会谈结果,孙传芳表示,将亲率13万大军进驻江西。11日,孙传芳致电张宗昌称:“效帅忠勇奋斗,肝胆照人,请联合出兵,共同讨赤”,“传芳诚意与奉鲁合作,此心可质天日。”[35]14日,靳云鹏、王占元联翩到济,转达孙传芳的“合作”之意,请奉鲁军速由京汉路进攻武汉,孙方将由赣进攻党军侧面,同时保证孙军在苏鲁交界不驻重兵。当日晚,张宗昌即派潘复等三人为代表赴宁,会见孙传芳,潘复表示:“效帅为直接了当之人,非尔虞我诈者可比”,“一俟苏鲁妥协,即行出兵。”[36]16日夜,双方协议:江苏徐州、山东兖州双方驻兵不过一旅;遇必要时,鲁军得假道徐州陇海东站入豫,但徐州以南五省势力圈内的军事,鲁方决不干预[37]。
经过王占元、靳云鹏的斡旋,苏孙、鲁张、奉张之间的联盟初具雏形。9月19日,张作霖派人赴宁答谢,携带共同出兵计划及解决内阁方案,征求孙传芳意见。同日,杨文恺等赴济,代表孙传芳和张宗昌交换了兰谱[38]。
在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的同时,孙传芳还于9月14日派出密使会见英国驻沪领事,以“中国的安全岌岌可危”,“英国利益同样受到威胁”为理由,要求英国给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密使表示“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孙传芳准备冒奉军赖在长江一带,以及被指责“向外国人出卖祖国的风险”[39]。15日,英国公使麻克类(Sir 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向外交部建议,由驻沪领事向孙传芳保证,视孙军与广州军队作战情形,予以“最适当、最有效的援助”。但是,英国政府对沉浮变幻的中国军阀不放心,担心孙传芳的失败会使英国的处境“更为难堪”,因此仍持观望态度[40]。
尽管如此,杨文恺的济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孙传芳的后顾之忧。21日晨,孙传芳乘江新轮赴赣,发表谈话说:“余此次出师,抱定三爱主义,曰爱国,曰爱民,曰爱敌。”“誓本此旨,为此次作战主义。大局定后,即以三爱为我党之党纲。”[41]到九江后,即以江新轮为总部,指挥江西战事。同时命皖军陈调元部驻扎于湖北武穴,准备上窥武汉。
上一篇：五原誓师
下一篇：西安解围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成立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