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解围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成立
南口战败后,国民军退据绥远、包头、五原等地,东零西散,濒于瓦解。五原誓师之后,国民军得到整顿,旧部陆续来归,战斗力大为提高。当时,国民军有两条作战路线。一条是由南口进攻北京,一条是进攻陕西而后东出潼关。由于西安已被刘镇华的镇嵩军包围达8个月之久,军民都处于极度的窘困中。粮食吃光,大量市民靠豆饼为生,后来豆饼也成了珍品,市上甚至出现出卖人肉现象。冯玉祥每天都收到求援电。这样,援陕就成为摆在新成立的国民联军面前的最为紧急的任务。其间,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研究,主张冯部入陕,直扑潼关,一可以阻断吴佩孚败退之路,一可以解西安之围[1]。中共中央同意李大钊的意见,认为冯部占领陕西后,进可东下河南,与北伐军联为一气,退亦暂可自保[2]。10中旬,李大钊派人送去密信,建议出西安会师郑州。这样,冯玉祥遂决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取道甘肃,兵分七路,迅速进解西安之围[3]。
甘肃原来是国民军刘郁芬所部的地盘。1926年4月南口大战期间,吴佩孚委任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为援甘总、副司令,命二人进攻兰州。当时,国民军驻甘部队仅有孙良诚的第二师和张维玺的第十三师,总计不过万人。刘郁芬不得不缩短战线,退保兰州,以深沟高垒对付敌军围攻。6月下旬,吉鸿昌旅自绥远来援,国民军士气为之一壮。8月15日,张维玺奉命反攻,于19日占领天水,将孔繁锦逐出甘肃。21日,孙良诚部率师进攻张兆钾部,于30日攻克平凉。陇东、陇南各县,次第收复[4]。在这一过程中,吉鸿昌旅以其突出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5]。
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所部三个师在南口兵败后为阎锡山部商震收编。10月初,冯玉祥即通过商震,向阎锡山表示“合作救国”之意[6]。10月8日,冯玉祥、刘伯坚亲赴包头,将韩复榘等三个师收回建制。11月18日,离开包头,转进甘肃,解除了阎锡山的戒心。晋军曾参加“讨赤联军”,对国民军进行围剿。两军关系的改善消除了冯玉祥入陕的后顾之忧。
西安守城军分三部分:杨虎城的国民三军第三师、李虎臣的国民二军第十师和卫定一的陕西陆军第四师。杨虎城为了团结李、卫两部共同对敌,统一指挥,主动提出一律称为陕军,公推李虎臣为总司令,杨自任副总司令。他在中共西安地委负责人魏野畴的支持和帮助下,领导西安军民坚守城池,顽强抗击镇嵩军。
10月上旬,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以下各路司令依次为弓富魁、孙良诚、马鸿逵、石友三、韩复榘等。孙良诚统率前方各军,由邠州大道,向西安攻击前进,驻天水的张维玺师进取陇县、阳(今千阳),掩护大军右翼。11月4日,国民第二、第三军将领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于右任被史可轩(共产党员)等推为陕西国民二、三军联军临时总司令[7]。同月17日,冯玉祥致电孙良诚,声言“西安之围一日不解,余心便一日不安”。他悬赏10万,要孙“斟酌情形,有机可乘,即猛烈进攻”[8]18日,又致电子右任、邓宝珊,要求“陕中各部,即每人只有二三粒子弹,亦应帮同进攻;虽投石呐喊,亦可助威。”[9]23日,孙良诚部进抵兴平、醴泉一带,围攻咸阳,敌闻风远遁。援陕军随即兵分三路:方振武为左路,向泾阳进发,攻击西安城北之敌:马鸿逵为右路,向酃县东北进发,攻击西安城南之敌;孙良诚自任中路,由咸阳进攻长安[10]。敌集中力量进攻中路,孙良诚部一度处于危急状态,适值刘汝明、孙连仲部开到,分由左右两翼攻击镇嵩军后背十里铺、临潼、蓝田等处。26日,全线总攻。镇嵩军发现后路被袭,全线动摇,分向潼关、同州、武关一带溃退。27日,西安围解,蓬头垢面的市民们欣喜若狂,纷纷跪迎国民军。
西安解围后,国民军乘胜前进,12月8日,刘汝明部追出潼关,一直进抵河南阌乡(今灵宝)。
此次西安解围战役,国民联军共俘获镇嵩军3万人,缴枪二万余支。
1927年1月1日,国民联军驻甘总司令刘郁芬参加国民党,同日组织特别党部。9日,他通电全国,宣布“自今以后,勉励自矢,与我全国同志一致奋斗,贯彻中山先生之一切主张。”[11]
西安之围既解,国民军得到了一块发展基地,百废待兴。但是,冯玉祥、于右任之间却产生了矛盾。冯不愿权力分散,对于右任就任国民二、三联军临时总司令不满。因此,西安解围后,于右任隐居耀县药王山[12]。中共西安地委不愿使冯玉祥成为西北的唯一霸主,想以于右任来制约冯玉祥[13]。12月3日,西安召开市民大会,议决《对陕局宣言》等电文,充分肯定于右任的功绩,认为“靠死不觉悟的军人拥护是错误的见解,只有民众联合起来拥护才是真正的拥护”。会议致电于右任,要求他速来西安,“治理一切”,同时要求冯玉祥迅速来陕,与于右任合作,解决陕局[14]。同月22日,于右任接受拥戴,出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任副司令。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等一批共产党员分别在总司令部里担任重要职务,实际发挥领导作用。驻陕总部设民政、教育、司法、建设等厅,成为事实上的省政权。
于、邓就任后,旋即提出整顿陕西军事政治计划12条,包括宣布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扶助并发展工农及各种人民组织,循序废除苛捐杂税、改革法律等内容。计划特别提出“军人不得干预民政”[15]。1927年1月21日,国民党陕西全省代表大会与列宁纪念会同时在由皇城改名的红城举行。会议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于右任报告称:列宁“本人虽死,主义却没有死,而且他的主义将特别的进展到世界。”苏联顾问谢夫林(А.Лапин)以“列宁党的同志”的身份欢迎大会参加者,表示要按照列宁“不要忘记东方革命”的遗嘱进行工作[16]。刘伯坚代表冯玉祥参加了会议,他提出,单纯军事运动不能成功,必须使士兵政治化、民众化、党化;党的责任在于引导贫苦的落后群众[17]。同时他宣布,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直接指导国民联军区域内的党与政治工作。会议选举邓宝珊、史可轩、魏野畴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员,组成省党部。其中,共产党员十一人。在此前后,共产党人还“包办”了不少机构和国民党县党部。会议特别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规定农民协会有直接参加地方行政,协助政府铲除恶霸、劣绅、土豪、土匪之权,要求各地政府惩办贪官污吏,扶持农民组织的发展,明令保障农民协会及武装团体[18]。会后,陕西各地的工农运动逐渐展开。
中共北方区委不同意西安地委的原定策略。还在12月5日,李大钊即致函魏野畴,指出“国民军此时必须诚意合作”,“统一于冯玉祥总司令指挥之下”,“不可号令歧出不相下”[19]。后来,共产国际代表和在国民军中工作的中共党人也坚持以冯为西北的唯一军事领袖,而以于右任为陕西政治和党的领袖。1月26日,冯玉祥抵达西安,受到军民的盛大欢迎。他在会上目睹“旌旗蔽日,戈矛森严”的盛况,发表演说称:“感激之余,更加十分的胆怯。我们要怎样地战战兢兢,努力我们的责任,为民众谋利益。”[20]同月30日,召开军事会议,取消原来的一、二、三、五各军名目,统一编制,指定防地。1927年2月,制订并公布《国民军管辖区域军政时期临时行政大纲》,规定一切军政设施,对内对外,一切政务,均由联军总司令统一并主持,从而确立了冯玉祥在西北的最高地位[21]。同月22日,冯制订诰诫十条,通令军政人员警惕“数千年专制遗毒及仕进恶习”,不可向长官馈送礼物,不可互相请托,不可随便宴会,不可需索财物,企图建立新的机关风气。此后,在共产党人推动和支持下,陕西各项工作蓬蓬勃勃,颇有生气。
192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区委,以耿炳光为,魏野畴、李子洲等为委员。3月14日至17日,在西安召开陕甘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中共陕甘区委认为,西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帝国主义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也没有树立封建军阀和右派的基础,充满了革命的主力农民,易于开展革命工作,因此,准备造成“革命的西北”[22]。
3月初,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召开政务会议,由魏野畴报告,重点研究农民问题。同月,先后颁布保护工人利益的《临时劳动法》,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的《新公安法原则》。后来,还制订并通过了《陕西暂行婚姻条例》和《陕西暂行婚姻条例细则》。此外,驻陕总部在铲除贪官污吏、惩办土豪劣绅、禁止缠足、革新吏治、实行强迫教育、推广白话文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出现了不少新气象。3月4日,西安全市开展清洁运动。冯玉祥“手推大土车一辆,运输污秽,来往甚忙”;于右任“抱长帚一柄,沿街扫除”[23]。民政厅长因开会迟到、工作拖拉,两次受到公开申斥。
为了培养干部,国民联军驻陕总部于3月10日创办中山学院,以刘含初为委员长,刘伯坚、杨明轩、李子洲、薛子良等为委员,设立军事训练、组党、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教育人员养成等训练班。同月31日,又成立中山军事学校,以史可轩为校长,邓希贤为政治处主任,李林为教务处主任。该校重点培养军事人才和军队政治工作骨干,曾被誉为“第二黄埔”。
这一时期,于右任和冯玉祥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冯玉祥以国民军西北总党代表和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的身份主宰一切,于右任虽是国民党元老,但只能屈居冯下,受冯牵扯。3月12日前后,矛盾激化,于右任一度想撒手不干。中共陕甘区委认为必须“维持冯、于合作,使他们本革命的精神合作”,经中共劝说,于对冯迁就了事[24]。
尽管于、冯间存在矛盾,但是,这一时期,二人的革命热情都很高。于亲书“一切权力属于党,一切利益归民众”十四个大字,刻石嵌入省党部大门墙壁;又亲录《列宁主义的战术》十八条印成小册子到处送人。冯也经常发表拥护工农利益,进行世界革命的言论,不少话使共产党人也感到“过于激进”[25]。自3月8日至5月30日,西安共召开大型群众会议20余次,标语满城,连商品包装纸上都印着革命口号。当时,西安尚红,不仅皇城改为红城,钟楼四壁涂以红色,而且影响所及,连警察的帽顶和指挥棍都改为红色。冯玉祥云:“政治化即革命化,革命化即流血化,血色赤,故政治即赤化。”[26]一时之间,几乎使人感到西安成了“赤都第二”。但是,西安也患有那个时期许多地方都存在的通病:轰轰烈烈,却华而不实,完全经不起风雨的吹打。
在西安围城之役中,军民饿死、病死、战死共五万余人。1927年3月12日,西安各界在红城举行革命大祭,将死难士兵、人民葬于两个大冢中,与祭者负土成坟,同时决定建立革命亭、革命纪念馆、革命公园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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