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汪运动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此后,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日渐涣散,蒋介石的权力则不断膨胀。为了抵制并改变这种情况,左派及其影响下的群众迫切希望汪精卫销假回国。5月25日,彭泽民在中常会上提议:汪精卫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1]。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归国,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2]。7月9日,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党权、政权、军权集于一身,左派的迎汪要求因而更为迫切。8月19日,何香凝在中常会上临时动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对各方通电作出答复,并将有关函电转交汪精卫[3]。次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4]自此,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借以实现迎汪打算。9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于10月1日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执行委员联席会议。此后,左派即决定开好这次会议,顾孟馀自任联络北方左派,拟派吴玉章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订的宣传原则是:一、说明本党现状及3月20日事变真相;二、口号为:“巩固左派与CP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厉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5]。
蒋介石对迎汪运动愈来愈疑惧不安。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请汪精卫、胡汉民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速销假,主持党务”[6]。但这不过是故意作出来的高姿态。事实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8月20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即武断地认为其目的在“倒蒋”[7]。21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中云:“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彷徨歧路,莫决南针。”[8]这尖锐地刺激了蒋介石的神经,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9]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10]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队作战无能和进攻武昌失利,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硬不起来。
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势力[11]。蒋介石这里所指“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12]同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各县知事及驻防军与土豪劣绅所控制的民团相勾结,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压抑民众自由,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迫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采用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继蒋而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第三个办法进行起来有很多困难;比较好的是第二个办法[13]。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攻下武汉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汪回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一、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14]。当时,蒋介石邀请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Г.Н.Bойтинский)赴鄂商谈。9月21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以避免冲突[15]。但吴廷康和张国焘赶到湖北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
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9月27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16]。两天后,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17]。10月3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与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该电表示,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来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18],从电报字面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他又怎么能远涉重洋,去向汪精卫“劝驾”呢?
对于蒋介石的意图,张静江心领神会。还在联席会议筹备期间,他就千方百计阻挠迎汪问题的提出。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馀等7人。从9月14日至29日,共开过6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会、中政会合并,另选13人组织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问题,不能反对蒋做,声言“请汪复职”就是“拥汪倒蒋”,“誓以去就争”[19]。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20]这样,终于迫使议案起草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10月15日开幕,28日结束,共开会12天。出席者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务必“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21],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四分之一,左派占四分之一强,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四分之一。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9月9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中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先来也。”[22]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23]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武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此,对之持反对态度[24]。会议讨论这一议案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25]。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并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26]。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四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27]该案有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声势浩大,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何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28]。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五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29]。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30]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105条,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教育、行政、军事、妇女待遇、工业家、商人、学校教职员、各机关职员及雇员、农民、工人、军人等多方面的问题,在实际上规定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内外奋斗目标。如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等[31]。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的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之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伧、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联席会议上,左派认为叶、邵二人虽有申明,但已超过期限,并系为到粤做事,不能相信,经共产党人转圜,未予议处[32]。石瑛等八人因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33]。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命的CP”[34]。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则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CP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护反革命[35]。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36]。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定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辩。吴玉章提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实行,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完全无力抵抗的地位。但是,由于未能改组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权力结构,因而,左派的胜利只能停留在书面上。很快,陈独秀就慨叹:“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惟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顾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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