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1]。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10月底,在武汉的顾问铁罗尼(Теруни)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铁罗尼提出:“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或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2]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徐谦来[3]。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奎吾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4]。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以调查各省党务、政务为名,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11月1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并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5]。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Schwartz)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中国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6]22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武汉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的策略,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必将成为泡影[7]。12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8]。次日,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9]直到次年1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武汉临时联席会议[10]。
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2日到达南昌。6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11]。7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一、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二、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12]。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曾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13]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14]。
12月10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13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15]。会议推徐谦为,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府委员会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16]。蒋介石迟至20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17]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这使他很不高兴。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之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以反对“左稚病”,维护“联合战线”为主题。《政治报告议决案》称: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益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之勃起而恐怖而日益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18]。陈独秀认为,当时“左稚病”有六种表现:一、看不起国民党;二、包办国民党;三、包办民众运动;四、否认左派存在;五、误解党的独立;六、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19]。这次会议的中心口号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其办法主要是: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改善我们和国民党之关系”,“扶助左派势力的发展”,“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首领的文人政府”,确定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等[20]。其中最核心的是扶持和援助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会议在《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议决案》中提出,我们必须从上、中、下三层“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其内容为:一、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二、在社会下层中,即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左派领袖有左派的群众,并且要使社会下层的民众团体接近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使他们有党外的左派群众。三、帮助左派造成中层势力,做上层左派和下层群众间之链锁[21]。
应该承认,支持和扶植左派的想法并不错,问题是:第一,左派必须看准,不能是软弱的动摇不定的左派,或假左派。第二,不能把希望只放在左派身上,必须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有必要的应变准备。
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和鲍罗廷有分歧。当时,鲍罗廷主张以对农民问题的态度作为识别真假左派的标准,陈独秀不同意。他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取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中央特别会议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观点,把土地问题列为“研究室中”的问题。决议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22]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以徐谦为,和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一致,但是,特别会议没有讨论临时联席会议的有关问题,显然,不论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都没有估计到,由此会引发一场剧烈的争论。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馀、何香凝、丁惟汾等。12月6日,张静江等自广州出发。同月31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出席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馀、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23]。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24]4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上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十三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五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1月6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谎,武汉大局必受影响”[25]。7日,鲍罗廷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26],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27]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28]10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将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对武汉左派的意见置若罔闻。1月12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馀、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了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在人海旗林的群众集会上,或在觥筹交错的宴席中,便免不了出现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到武汉,“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他并说:“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P,欺压C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了一封长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他指责鲍罗廷“跋扈横行”,声称:“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29]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15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30]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各代表发言中,“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31]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濬、周佛海、叶楚伧等人,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濬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32]1月18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提出驱逐鲍罗廷。21日、22日,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照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33]。17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通电要求[34]。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2月5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不能不派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35]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36]4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2月8日,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但是,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传贤赴俄。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以后。
在经历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2月9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是谭延闿等三人数日内即可莅鄂。20日,南昌各界召开了欢送党、政府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了。21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一、结束联席会议;二、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三、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37]。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2月22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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