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为了改变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情况,1926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即拟提出恢复党权问题,但由于张静江的抵制,未能成功。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因有恢复党权运动的展开。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电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量,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1]2月9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馀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2]。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3]13日,湖北省市两党部召开会议,宛希俨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且有一种独裁的趋势”[4]。会议通过“恢复党权,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等党务宣传四大要点。14日,颁布全省民众欢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全体迁鄂口号,其中提出的要求有:“提高党的威权”;“打倒党内、党外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反对个人独裁,实现党的民主化”;“实行清党运动”等[5]。15日,湖北省党部发表《为欢迎谭迁鄂告民众》,内称:“如有不受党的指挥,违反党的政治,以及一切不利于党的腐化分子,我们要努力的铲除他;如果有使汪不能复职的障碍,我们要尽力的消除他。”[6]同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出席邓演达、顾孟馀、张太雷、叶楚伧等三十余人,由顾孟馀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一、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二、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四、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五、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六、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七、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7]。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第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8]他于2月19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总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9]。继孙科之后,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10]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左派们的普遍情绪。2月22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通过于树德提议,决定接受21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即日以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委员如期到会,推徐谦、孙科、顾孟馀、宋子文、吴玉章、陈友仁七人为提案委员会委员。23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朕即国家”的状况[11]。次日,武汉三镇1.5万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台下群情激昂,大呼打倒张静江口号[12]。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20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2月5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二人,携带徐谦等26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议案大纲》前往南昌,征求蒋介石的意见,并邀请他到武汉参加会议。函件表示,相信蒋介石“在此军事上屡建奇功之时,定能体现总理建党之意与北伐将士为党效死之决心,使本党威权普及于军事势力所及之地。”[13]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昌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2月19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14]两天后,他在南昌再次发表演讲,声称:“现在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有冲突的”,“就是现在汉口的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15]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秘藏的杀机,预示了他将要采取某些行动。26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撤回鲍罗廷[16]。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2月27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17]。28日,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18]。他要求展期一星期开会。同日,武汉方面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
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旧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19],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6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20]。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示谭延闿等五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5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21]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22]他终于没有到会。
3月7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受到伫立在滂沱大雨中的十万市民的热烈欢迎,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当日到执、监委员25人,以孙科为临时。首由谭延闿报告南昌方面情况,声称蒋介石、朱培德11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23]。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24]徐谦报告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常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25]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11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顾孟馀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26]吴玉章说:“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27]谭延闿再次发言,声称:“南昌要求展期之理论上固不足,可是事实上亦须顾到。”“延闾不愿党有裂痕,南昌之请求,请大家须注意!”[28]此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谭延闿认为,须中央委员19人出席方可,徐谦则认为到会中央委员16人,已足法定人数。谭称:“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吾人即以此驳斥之,请注意!”谭延闿的话受到吴玉章的强烈反对,他质问说:“西山会议,是根本的不对,还是人数的不对?(谭插话:人数亦不对。)今日会议绝对不能与西山会议相提并论。此种说话,甚为妨害彼此感情。”至此,会议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在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这使会议的气氛更形紧张。休息后,徐谦提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孙科提议8日开提案委员会,9日开全体提案审查会,10日开全体会议,得到通过。会议同时选定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顾孟馀五人为团,陈其瑗为秘书长。
二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陈铭枢准备利用第十一军的力量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但由于邓演达、唐生智防范严密,未敢动手[29]。6日,陈铭枢声称到外国一换环境,补充革命学识,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务,潜往南昌。
3月10日,会议正式开幕,詹大悲、经亨颐、谭延闿、恽代英、谢晋、丁惟汾、孙科、周启刚、朱霁青、徐谦、夏曦、宋庆龄、于树德、毛泽东、陈其瑗、王法勤、吴玉章、丁超五、林祖涵、董用威、宋子文、陈友仁、顾孟馀、邓懋修、何香凝、李宗仁、陈公博、彭泽民、江浩、邓演达、许苏魂、王乐平、柏文蔚等33人到会,其中中央执行委员18人,候补中委11人,候补监委4人。左派占压倒优势。会议至17日闭幕,共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宣言及训令三份。
一、充分肯定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及其工作成绩。会议明确指出,该会“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认为它领导群众进攻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因而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权威[30]。这就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蒋介石对“临时联席会议”的指责。
二、恢复和提高党权,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新的集体领导体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实行制,蒋介石借此集权于一身。此次会上,制成为集矢对象。徐谦批评其“只见个人权利,不见党的威权”[31]。孙科称:“以为唯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32]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四省党部代表联合提出《请取消制度案》,认为“有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33]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确定不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前后,由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由全体常务委员及全体会议选出之执行委员6人组成,并指定其中7人为团,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34]。会议通过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须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前者9至13人,后者6人,其中7人为团;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会提出,由中央委员会任命[35]。为了防止个人干预外交,会议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或直接与列强接洽任何条件;政府职员不得私自与帝国主义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36]。为了防止个人干预财政,会议又通过《统一财政决议案》,规定“集中各省财政管理权于财政部”,在正式省政府未成立前,各省财政主管人员由财政部选任,对财政部完全负责;非经财政部许可,各省不得征收新税、改变税率、组织新银行、发行新公债、新钞票[37]。此外,为了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通过了由彭泽民提出的《关于军事政治学校之决议案》,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38]。
三、坚持并重申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前所未有地提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席会议,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与“纠纷”,一直未能召开。会议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规定:该项联席会议“须立时开会”,但其目的则与前迥然不同,旨在“讨论一般的合作办法”,“共同指导”农民与工人运动[39]。《决议案》实际上否定了二届二中全会作出的限制,达到了使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及各种政治组织、民众组织的预期目的[40]。《决议案》表示,本党应第三国际之邀请,应即派代表三人出席第三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决议案》甚至提出,应由第三国际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
北伐出师之后,群众运动有了迅猛的发展。会议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提出:“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宣言》表示,将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41]。在讨论中,孙科说:“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中国人民中百分之七八十为农民,如农民解放运动做不到,国民革命即难成功。”[42]邓演达说:“乡村农民之兴起,参加政治斗争,打碎封建思想,其结果非常伟大。”他热情肯定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农民运动的成绩,认为“如旁观或制止即系自杀”,主张“令农民放胆去做”[43]。会议除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外,又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当时应立即实行的十条事项,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赋予区乡自治机关管理粮食出境的权力等[44]。《对全国农民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肯定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宣言》表示,为保障胜利,农民“应得到武装”,“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45]。《农民问题决议案》与《对全国农民宣言》均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出,又经会议指定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馀、邓懋修、毛泽东组成审查委员会修订,其中不少观点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显然有他的手笔在内。
为了镇压农村反动势力,会议批准了董用威(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与《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四、否定非法选举,打击了右派势力。1926年12月,广东省党部召开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在陈果夫操纵下,以中央名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然后再以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名义圈定15人,结果,使右派当权。其后的江西省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都存在类似情况,为此,会议不顾陈果夫的抗辩,通过了张曙时等人的提案,指出上述选举“违背总章,应由常务委员会令其从速改选”[46]。会议并接受暹罗支部控告,批评萧佛成的言论与行为,决定停止其中央委员职权,解除其在暹罗的一切职务。
五、改选并组成了新的党、政领导机构,其结果为:
常务委员九人:汪精卫、谭延闿、顾孟馀、徐谦、蒋中正、吴玉章、陈公博、孙科、谭平山。
中央各部长:组织部部长汪精卫、宣传部部长顾孟馀、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部长陈其瑗[47]、妇女部部长何香凝、青年部部长孙科、海外部部长彭泽民。
政治委员会:宋子文、宋庆龄、王法勤、林祖涵(伯渠)、陈友仁、邓演达。
政治委员会团: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馀、徐谦、谭平山、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冯玉祥、唐生智、程潜、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朱培德、张发奎、谭延闿(以上为军人)、汪精卫、孙科、徐谦、邓演达、顾孟馀、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团:汪精卫、徐谦、谭延闿、蒋中正、邓演达、唐生智、程潜。
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谭延闿、于右任、程潜、孙科、李宗仁、黄绍竑、徐谦、蒋中正、宋子文、朱培德、李济深、唐生智、冯玉祥、陈友仁、顾孟馀、谭平山、孔庚、杨树庄、柏文蔚、钮永建、何应钦、彭泽民、经亨颐、宋庆龄、王法勤、吴玉章、陈调元。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
根据上述名单,蒋介石虽然还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已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而汪精卫则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誓词为:“余敬谨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忠心并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余决不雇用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48]至此,新的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二届三中全会似乎功德圆满了。
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它完成了1926年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纠正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使它成为一大、二大以后国民党史上又一次充满革命热情和气氛的会议。但是,兴高采烈的左派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胜利远不是巩固的,因为蒋介石还掌握着军权。当纸上的宣言和决议与枪杆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显然不能与后者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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