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1月上旬,北伐军制订出对长江下游的作战方针。东路军由赣东、闽北进入浙江,攻打沪、杭;中路军由长江两岸进攻皖南、皖西,而后会师南京。中共上海区委为配合北伐军,于2月16日开始,积极准备以工人为主体的第二次起义,健全和充实职工运动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以加强对工运和民众运动的领导。17日,北伐军进逼杭州,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捷报传来,上海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租界当局和防守司令部加强戒备,从下午6时起实行戒严,节日期间民众燃放鞭炮也被禁止。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为总同盟罢工的通告》:宣布经代表大会决定,于19日起,举行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通告》宣称:“此次总同盟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故在此次行动中,绝对不能有经济要求之提出,同时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即希将此意通告全体工友为要。”[1]19日,下达总同盟罢工令,要求全市工人在“令到之时,即刻行动,须有秩序、有组织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2]。同日,总工会又发布《总罢工宣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建立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等17项最低限度的总要求。
19日晨6时起,总同盟罢工开始。当天罢工人数约15万以上。20日,增至27.5万余人。21日,增至35万人。22日又增加万余人。罢工人数达到36万人以上。
据施英(赵世炎)记载:“罢工实现后,仅仅在六小时以内,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区域。全市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闭门,繁盛的百货公司停止贸易,一切大的制造厂停止工作,工场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只令马路上的巡捕与军警打起寒噤来。统治阶级由恐怖而愤怒了,于是屠杀的政策开始。”[3]上海防守司令布告:“遇有煽惑罢工或阻止上工以及扰乱地方秩序者,一律格杀勿论。”[4]华界和租界到处军警密布,李宝章的大刀队沿街梭巡,任意搜查行人,滥捕滥杀,将被斩决者悬首于电线杆上,或暴尸于地。浦东小贩口呼“卖饼”,兵士误听为“打败兵”,即用刺刀乱刺。这时的上海,一面是以工人为主力的广大市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奋不顾身,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一面是封建军阀疯狂挣扎,杀人如麻。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又一次在十里洋场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斗。
这次总同盟罢工并未由中共上海区委正式决定,而是上海总工会自行宣布的,也没有把这次罢工作为“暴动的开始”[5]。因此,罢工开始以后,没有指明这就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没有把这种思想在民众中做广大的宣传,甚至于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6]。有整整两天,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在街头横遭屠杀。工人死伤达百余人。
屠杀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在罢工的第三天(21日),工人区里的工人自发地同军警展开搏斗。也就在这一天,区委才决定“积极准备广大的群众的市民暴动”[7]。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罗亦农、赵世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周恩来也参加了暴动的领导工作。起义的时间约定为22日晚6时,由海军先开炮,浦东工人上船拿取枪械,然后攻打兵工厂。正午12时,区委宣布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由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11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四名,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强。
22日下午5时50分,停泊在高昌庙江边的建康、建威两炮舰开炮20余响,但因准备不周,没有几人去舰上拿取武器。在闸北和南市区,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了零星的战斗。
区委在发动罢工时,号召全市罢市,但遭到商界的拒绝。小商人害怕,大商人虞洽卿“一方面表示勇敢,一方面不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革命委员会公布于报端[8]。国民党党部也没有力量,至于三省联合会的那些知名人士这时已躲的躲,逃的逃,不见踪影。只有工人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然而,工人本身的组织与团结也不够,罢工后有许多工人回家去了,而敌人的力量却非常强大。总之,各种迹象表明,第二次武装起义不可能取得胜利。
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复工宣言明确地指出“现在的复工,非因退让而复工,是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山雨欲来风满楼,1927年初的上海滩越来越骚动不安,“更大的争斗”即将呼啸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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