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会议与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的力量迅速扩张,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奉系觉得有机可乘,一面暗中和广州国民政府联络,希望假手北伐军打击吴佩孚和孙传芳,一面以“反赤”为名,作出援助姿态,力图抢夺吴、孙二人的地盘。
1926年7月,奉方向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李石曾等人提出:“粤中宜采远交近攻之法,与奉联合。”[1]同时,谭延闿也派杨丙赴奉联络。1922年至1924年期间,孙中山曾和张作霖、段祺瑞等缔结反直同盟,杨丙到奉后重提旧事,希望建立新的联盟,声称“此番用兵之原因,只全在吴一人”[2]。8月17日,蒋介石又派蒋作宾赴奉谈判。奉方表示:“绝不援吴”,“绝不援孙”,“无论如何,不使孙全部力量对北伐军作战”[3]。9月下旬,蒋作宾南归,杨宇霆、张作霖分别致函张静江、蒋介石、谭延闿等人,追述奉粤合作历史,声称“时事益棘,非得海内二三豪杰出而合力挽救,不足以奠国本”[4]。一时间,奉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似乎再次热络起来。
奉系联络广州国民政府的话说得虽很甜美,但提出的条件却很苛刻:一、南北将领联合拥戴张作霖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二、粤、贵、川、黔、湘、鄂、闽、赣、浙、滇十省归粤,苏、皖归奉;三、川、滇由蒋介石自由解决,冯玉祥、吴佩孚由奉方自由解决[5]。这些条件中,取消国民政府,听任奉系解决冯玉祥都是广州国民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也认为该条件“十分奸险”,主张一面拖延时间,一面增兵入赣,迅速解决孙传芳之后再与奉系谈判;后来又建议:1.在奉系势力之下,各地一切政治设施,奉张均可自由为之,即张要做总统也不反对;2.奉方如不进攻国民军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不反奉。3.江苏、安徽地盘归属问题,视哪方面的军队先取为断。如奉方先取,可以属于奉方[6]。谈判久拖不决,双方都虚与委蛇,希望争取时间,实现各自的计划。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吴佩孚已一蹶不振。11月初,孙传芳又在江西大败,狼狈逃回南京。在吴、孙都遭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张作霖于11月11日入关,抵达天津,邀请北洋各派代表聚会津门,商讨对策。13日,张宗昌应召到津,谒见张作霖,提出“援孙”、“援吴”应当双管齐下。14日,张宗昌、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吴俊陞、汤玉麟等奉鲁系将领及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人的代表出席,到会者二百余人。张作霖主持会议,声称“北赤虽灭,南赤未除”,我辈“仔肩尚未能尽卸”[7]。15日,奉鲁要人二十余人在蔡园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南方军事,直鲁联军援孙,奉军援吴,但出兵之前应征得吴、孙同意;西北军事,协同阎锡山,箝制冯玉祥军队在甘、陕的活动;中央政局,仍采取不干涉主义。会议表明,奉系对待时局的方针仍是先军事,后政治,而其军事重心,自国民军从华北败退后,已转向南方。虽然张宗昌等人对南下扩张地盘早已跃跃欲试,可是张作霖感到,北伐军气势逼人,奉鲁军不宜与吴、孙残部硬撞,自伤元气。他采纳杨宇霆等人的建议,以联合抗敌为号召,兼并北洋各派。因此,天津会议的关键议题之一是争取吴、孙对奉鲁军南下的赞同。
吴佩孚在天津的代表有三四人之多,但张作霖觉得他们不足以决定大事,于是,一面致电吴佩孚,要求迅速派全权代表来津,一面集中主要精力,规劝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杨文恺携有孙传芳的亲笔信,经过济南时首先拜会张宗昌,表示“请效帅同心合力,加以援助”[8]。到津后,立即拜见张作霖,说明孙传芳实力尚存,“目下所需,首在饷械,不在兵力”;倘若反攻无效,再请予以实力援助[9]。可见,杨文恺的使命是借饷不借兵。天津会议开始后,奉鲁系将领气焰嚣张,杨文恺见此,知道奉鲁军南下已如箭在弦上,不敢再拦,便以讨论南下手续为题进行商谈,同时,密电孙传芳,请速择高策。
18日晚,孙传芳轻车简从,微服抵津,立召杨文恺同赴蔡园,拜见张作霖。当时,张宗昌等人也在座。张作霖与孙素未谋面,张宗昌与孙虽曾互换兰谱,也始终没有见过。孙传芳的突然到来,一座皆惊。一年前,孙传芳曾在江南发动反奉战争,对此,孙传芳首先表示歉意,向张作霖深鞠一躬,表示“对不起大帅”[10]。接着陈述说:“党军势日猖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此次北上,一方面系当面负荆,自承贻误大局有负诸公之罪;一方面请诸公彻底解决,尽力对南。”他表示,愿督率士卒,与党军决一死战[11]。在讨论军事部署计划时,孙传芳婉言提出:苏、浙、闽、皖尚有大兵二十余万,希望奉鲁在饷械上予以充分接济,以便反攻[12]。孙的意见遭到张宗昌的强烈反对,张称:“敌已升堂,若待其入室,则事不可为。鲁军因合作关系,义难坐视,应出兵援助,戡定长江。”[13]孙传芳见势难再挡,退步答道:“如果鲁军决定仗义南下,本人当率所部,暂退回浙,庶鲁军可以事权统一。”[14]这时,张作霖转圜说:“鲁军南下,系善意之援助”,“只能担任后方应援,不能为苏军担任前线。否则鲁军宁可不动,以免误会。”[15]孙传芳解释说:“本人对于鲁军南下十分谅解。惟因军权上指挥统一起见,故请鲁军到苏独当一面,本人率部在浙江独当一面,以收协攻之效。”[16]此议正中张宗昌下怀,他提议就此表决。但张作霖不愿当场拍板。拦阻说:“效坤勿性急!大举动员,尚应从长商议。鲁军南下,地理不熟,只能担任二线,第一线仍请苏军任之。”[17]最后,张作霖劝孙立即返回南京,迅速布置,奉鲁大军将随之南下。孙传芳告辞后,奉鲁首领连夜开会,商议出兵办法。张作霖电召杨宇霆来津,参与最后决策。
20日,再次在蔡家花园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又一次当众引咎自责,声称本人决不回任,将浙江委托陈仪,江苏委托卢香亭,安徽委托陈调元,“此后东南大计,悉听雨、效两帅主持。”[18]张作霖假惺惺地拍案起立说:“吾辈同心讨赤,系道义结合,岂肯利人之危,图得地盘!”[19]张宗昌也随声附和。接着,孙传芳提议,“联合讨赤”不能群龙无首,应推举张作霖为北洋首领。张作霖故作谦虚,但众将领一致拥护。会议决定,公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联合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决议先派人征求吴、阎的意见,再发通电。关于奉鲁军南下问题,会议决定:津浦线,由张宗昌、褚玉璞担任,张宗昌率队行先南下,赴宁坐镇,布置作战上一切计划,鲁军一二日内即行发动;京汉线,请吴军从速向前反攻,奉军由韩麟春统率,陆续南下援助;海路方面,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当同时出动,将来须封锁海口,断绝国民革命军外援[20]。
至此,天津会议暂告段落,张宗昌于22日回济南调兵南下,孙传芳借口养病,留滞津门。此次,他亲自北上乞援,拥奉为主,被奉鲁将领夸为“能屈能伸,识时务之俊杰。”[21]其实,他也有难言的苦衷。孙传芳败回南京后,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的代表到南京聚会,企图策动“段、吴、孙三角联合,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22]。会议上,段、吴代表相互攻讦,结果不欢而散。这样,他才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
正当张宗昌得意洋洋调兵遣将之际,杨宇霆应召到津。他认为,南下出兵必须十分审慎。其理由:第一,仅由津浦路出兵,孤军深入皖、赣,侧翼有被袭之虞,非同时由京汉路进兵不可。然而,吴佩孚对奉军假道京汉线尚无赞同表示。吴系大将靳云鹗、田维勤等态度更为暧昧。如果强行由京汉线南下,恐怕引起意外。第二,即使能由京汉线进兵,京汉、津浦两路相距太远,战线过长,以现在奉鲁军的兵力、财力,难敷分配。因此,以休养兵力、相机进取为上策。第三,奉鲁军进取过急,东南联军将领为自身利害计,可能有意外变化。第四,阎锡山骑墙已是众人皆知,奉方应有相当的防备[23]。25日、26日,各方接连在蔡园会商。张作霖、孙传芳一致同意杨宇霆意见,决定鲁军负责保守安徽及长江北岸,孙传芳克日回宁,严守苏、浙两省。深夜,张作霖急电张宗昌,南下鲁军以浦口为止,切勿渡江,并命他迅速来津,指授方略。27日,鲁军前锋渡江,开到南京下关。28日,又遵命撤回浦口。这样,孙传芳不仅保全了苏、浙两省,而且暂时保全了皖南,为说服皖军南撤,留下了缓冲余地。奉系主要谋士杨宇霆的参与,重新调整了孙传芳与奉鲁军的关系。孙传芳对联合作战的积极性顿时高涨。他决定积极进行捧张作霖为北洋盟主的效忠活动,以换取奉系对自己的真心援助。
29日,张宗昌返回天津后,蔡园会议继续召开。关于联军名称问题,杨宇霆认为,“讨赤”二字,范围太狭,建议改称“安国”[24]。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都表示赞同。于是,由孙传芳草拟推戴电稿,分电各省。奉鲁将领及孙传芳的部将纷纷复电赞成,但是,吴佩孚及部下各将领,除寇英杰派代表星夜赴津签名外,均置之不理。张作霖见此,有些犹豫。孙传芳、张宗昌二人交口劝进,张作霖便点头应允。30日晚,孙传芳领衔通电,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该电声称:“赤逆披猖”,“邪说横行”,“仗义讨贼”,“自非有统一指挥之谋,难收提纲挈领之效”云云[25]。电报上列名的还有:吴俊陞、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刘镇华共16人。被列名的将领并非全是竭诚的推戴者。以投机善变著称的阎锡山,正在盘算押宝的方位。商震、陈调元、陈仪等人也都各有打算。
12月1日,张作霖在蔡园举行就职仪式。他身穿礼服,向天跪祷,由郑谦宣读“告天文”,随即启用印信,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并于当日发表就职通电称:“凡有敢于危害我国家安宁者,愿与同人共诛之,以全我安国军保安国家之夙志”[26]。通篇没有“讨赤”字样,显然采纳了杨宇霆的建议。但是,张宗昌、孙传芳并不把杨宇霆的主张奉为神明,张宗昌返回济南后,在就职通电中就说,“当克日兴师,协力讨赤”[27]。孙传芳也在南京就职演说中发誓:“虽有一兵一卒,亦当讨赤到底!”[28]数日之后,张作霖也感到自己的就职通电语义含糊,便于6日发表宣言,声称:“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29]。一时成为军阀们的“名言”。
安国军是军事联盟,可张作霖却摆出了一副问鼎政府元首宝座的架势。12月10日,安国军总部发表总司令部组织机构和人事名单,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下设三厅八处。这个庞大的机构,俨然像是只待挂出招牌的军政府。
张作霖认为,若要再高升一步,应当争取列强的支持。于是派出代表与英、法、美等国驻华使节频频接触。16日、17日,安国军总司令部的外交处长吴晋接连访问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吴表示:张作霖不赞成民族主义者撕毁条约的企图。“他认为,根据现实条件不应该完全废弃外国人在华特权”,仅须作某些修改。张作霖希望“列强以公道、诚恳的精神对待他”[30]。然而,尽管这位安国军总司令极力向帝国主义邀宠,但是,列强对其统治能力却越来越表示怀疑。就连一向支持奉系的日本也认为,“奉天派卤莽无谋,只知扩张势力”,财政穷窘,政治腐败,危机四伏[31]。因此,列强公使团仅对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表示了有限的善意。
张作霖在争取列强垂青的同时,尽力拉拢圆滑世故的阎锡山和高自标榜的吴佩孚,以便真正造成北洋各派“共戴一尊”的局面。12月8日,张作霖宣布特任阎锡山为安国军副司令[32],阎锡山表面上声称愿追随张作霖,复电表示:“俟令文奉到后,即行就职。”[33]实际上,自此即无下文。
对于吴佩孚,张作霖没敢贸然请他屈就副司令,而是特派张景惠为专使,前往郑州商谈。奉方提出三种方案,请吴佩孚择一而行:一、统兵反攻武汉;二、出兵援助陕甘;三、赴京主持中央政局。吴佩孚表示:反攻武汉,自己任前敌总司令,请张作霖担任后方总司令;援陕军事应责成阎锡山出兵;北京政局听凭奉系主持[34]。但是,吴佩孚仍然拒绝奉军染指河南。12月9日,他致电张作霖,祝贺他荣升,表示自当竭力之所及始终合作,丝毫没有归顺安国军麾下之意[35]。张作霖无奈,只好暂时听任吴佩孚独扛“讨贼联军”的旗帜。
其实,吴佩孚“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头衔早已徒有虚名。与天津蔡园会议同时,吴佩孚也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除嫡系将领王为蔚和主张联奉的寇英杰等人外,盘踞河南的主要实力派靳云鹗、魏益三等人均借故不肯出席。当时,河南境内已四分五裂,各派拥兵割据,心怀异志。头号实力派靳云鹗与魏益三串通一气,早在九十月间就与北伐军秘密联络。11月间,武汉方面两次派代表到信阳谈判,因靳云鹗坚持以索取有利地盘为归顺条件,未能达成协议。其后,靳云鹗又与陈调元暗通声气,企图组织第三势力,相约“取同一步调”,“对付南北双方”,共同抗拒奉鲁军南下[36]。当时,靳云鹗想进一步占据河南全省。但是,在没有与国民革命军达成正式协议并取得饷械援助之前,他不敢过早地行动。所以在表面上,仍与吴佩孚、张作霖虚与委蛇。整个河南,战云越来越密,终将导致硝烟再起。
通过天津会议,北洋将领在“安国军”旗号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张作霖登上盟主宝座,向着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一“联合”并不巩固,由于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张作霖升任大总统的“好梦”一时还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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