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胜利与市政府的诞生
当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的时候,东路军节节前进,于2月23日占领嘉兴,先头部队抵达松江附近。张宗昌和孙传芳急令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部南下,驻防沪宁线。毕氏的陆战队因受到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驻沪舰只的阻挠,未能到达上海。3月初,驻防安徽的联军将领陈调元、王普等倒向国民政府,安庆、芜湖一带归入北伐军范围,联军内部瓦解,致使直鲁联军不能大批南下。9月,张宗昌、孙传芳共同委任毕庶澄为淞沪防守司令,李宝章部让防,开往江北通州。其后,因铁路工人罢工,毕氏在沪宁线上的部队首尾不能呼应,防务相当虚弱。
此间,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增派军舰来沪。到3月中旬,黄浦江停泊外舰多达39艘,官兵8200余人[1],随时准备登陆,以加强租界的殖民统治。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于下令复工,结束第二次起义的同时,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扩大并充实市民公会,并宣传市民政权”。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成立了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等八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也称特务委员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五人宣传委员会[2]。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心再接再厉,借助于北伐军进军上海的声势,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市民政权。因此,第三次起义依然沿用了响应北伐军这一口号。
当时,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等都保持着警惕。罗亦农认为:“北伐军一来,江浙两省必有绝大反赤局面。”[3]蒋介石、白崇禧“一定要特别联合所有大资产阶级、银行买办、流氓、政客等攻击CP”[4]。因此,怎样防止将来的“反赤局面”,怎样对付“已成为反动势力的中心”的蒋介石,是共产党人在推翻封建军阀政权时所面临着的另一严峻课题。上海区委认为,现在如果公开倒蒋,蒋必益发反对CP[5],因此,应“不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CP与KMT的争斗,无论在任何争斗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而且共产党要“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现在“只能在口头上宣传”反蒋,“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名字”[6]。陈独秀认为,“将来上海的局面,必为右派与民众争斗剧烈之地,我们要能拿住中小商人,为将来争斗时之具”[7]。总之,共产党希望尽力团结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实行武装起义,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使北伐军一踏进上海,便面临着既成的革命局面,从而遏止蒋介石的反动。可见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含有互相矛盾的双重任务,即既响应北伐军,又防止蒋介石、白崇禧所率领的北伐军反赤。后一任务隐蔽在前者中,统一于当前的推翻孙传芳统治这一中心任务。
特别委员会是第三次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的最高决策机关。从2月24日至3月30日,它先后召开了31次会议,及时地汇总、分析上海党务、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资产阶级、帮会、军阀部队的兵力部署和对敌策反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迅速地制订出政策和策略,然后分头贯彻。
26日晚8时,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对第三次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他说:现在“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和“群众的开代表大会”具有同等意义。陈独秀认为:“市民代表会议,要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为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陈独秀还针对上次总同盟罢工开始后未迅速转入武装起义的缺点,指出应该“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一旦开始起义,“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枪】,一支二支都夺取”。根据这些意见,特别委员会经过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议[8]。
关于市民政府问题,陈独秀在28日的特别委员会上又指出:“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的选举工作……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政府。”[9]陈独秀并提出,在市民代表会议里,“起码一半工人代表”。周恩来提出:“各产总都要派代表,且组织党团。”[10]中国共产党决心要在市民政权中争得它的领导地位。有关市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市政府委员的人选,都是由共产党提出初步方案,与有关方面协商确定的。
在拟定市民代表会议组织法时,区委与上海国民党当局发生了争论。国民党人士认为“现为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主张以市、省党部为市、省议会,不必再有代表大会”[11]。即使选举代表,也应“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反对以职业为单位的选举法。他们惟恐“工人人数之众多,将来必难制胜”。共产党主张市民代表会议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代表与民众应有直接的关系”,“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的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12]。两种不同意见,反映出了国共两党对市民政权领导权的争夺。经过反复协商、讨论,由于共产党的方案已在着手实行,国民党的一些负责人才勉强同意了。
3月7日,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制订市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市代会分市、区两级组织。无论市或区代表均须由各工厂、各手工业工会、各店员大会、各农会、各商店、各学校、各自由职业团体直接选出。“非职业团体,均不得选派代表”。市代表会议的职权为:议决特别市市制;选举市执行委员;议决市捐税、预算、决算等事项。市执行委员选出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总揽全市政务:执行市代表会议议决案,并分局办事”。区代表会议的职权为:选举区执行委员会,“议决本区一切应兴应革事件”。区执行委员会选出区常务委员,组织区常务委员会,处理全区事务[13]。
12日,上海市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二百余团体,代表三百余人,推举孟心史、汪寿华、林钧等为大会。大会首先议决:“凡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工贼学阀、洋奴土贩以及曾效忠于帝国主义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均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然后选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共产党员11人。大会宣言称:本会“受国民政府之节制,建设民选市政府”。“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市民之意旨,接收上海政权”。本会对于反革命分子必“为民除害,决不宽容”[14]。
在市代会召开前后,南市区、浦东区、沪东区等也相继召开了区代表会议。
市代会的成立,不啻是对现政权的否定。但市代会若成为真正的政权机关,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并有雄厚的武装作支柱。因此,在广泛宣传市代会的同时,上海区委还在夜以继日,或公开或秘密地准备武装起义。
这些工作有:
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充实各级工会的领导力量,为武装起义奠定坚实的阶级基础。区委将全市产业工会划分为17个产总,加强统一领导。到3月中旬,有组织工人又增加10万人,新工会可成立150个。
建立上海总工会纠察委员会,统一领导纠察队的扩充和训练工作,教育队员明确起义的政治目的;训练队员应具备的条件,如随机应变、坚守任务、态度镇静、动作敏捷等;掌握巷战技术,如怎样联络、冲锋、缴械;懂得各种武器的使用及效力等等。到第三次起义之前夕,纠察队员发展到约五千名。
秘密购置枪械弹药。
联络商界保卫团和帮会势力,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各区制定详细的巷战计划。
建立宣传队,进行广泛的宣传。区委通过四百个演讲队[15]、《区委每日通讯》和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秘密地或公开地向工人、市民讲解革命形势,宣传党的任务和政策。
迅速地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自1月10日到3月14日,上海市共产党员从3075名猛增至4400名[16]。
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大力发展国民党员,壮大左派队伍。
千头万绪、繁重异常的起义准备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分工领导下进行的。5日,周恩来向特别委员会汇报,武装起义的“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随时随地夺取武装”。但究竟哪一天起义,对此,特别委员十分慎重,多次讨论。最后,由陈独秀归纳了三条:“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今汇丰路)与北站兵向苏州撤退。三条有一条就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陈独秀指挥[17]。
19日午后1时,北伐军进逼松江,武装起义时机成熟。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也越发感到北伐军来后可能出现的危险局面。陈独秀说:“将来上海武力是蒋介石【的】,民众是CP【的】……现在我们只有工人群众,尚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等很多群众未发展。我们如果有很大多数的民众对他示威,他也或许能够让步。所以我们在这一礼拜以内要特别发展国民党员”,以便“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18]。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力量的开展”。又称:我们在民众政权中,“应完全取得领导的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19]。
同日下午3时,罗亦农召集各部委、产总负责人联席会议,下达第三次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起义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市民革命政权;打倒一切反动派等。
20日晚,北伐军占领近郊龙华镇,奉令停止前进,期待直鲁军投降。
同日午夜十二时,上海总工会团召集特别紧急会议,一致决议于21日正午12时开始总罢工。各工会“因准备之长久,宣传之普遍,工友之觉悟”,在接到命令以后,于短暂的3小时内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工人不下80万。各商店也同时休业[20]。
工人罢工以后,立即拥向街头,租界里的工人迅速进入华界。武装工人在前,徒手工人随后,按既定的作战方案,勇猛地冲向各敌占据点。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
起义在7个区同时举行。南市区:以法商电车公司和铁路工人为主,以救火会的钟声为信号,首先打下警察厅,再攻南火车站,然后集中力量攻打兵工厂,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虹口区:首先由电力、纺织与金属工人发难,夺得警署及枪械,继而镇压捣乱的流氓。浦东区:各厂工人群起响应,先扑攻残害工人的第三警察署,然后扫除游巡队,收缴由前线溃败下来的鲁军枪械。吴淞区:由铁路工人、铁工厂工人和纱厂工人围攻溃逃的毕庶澄败兵。在沪东区、沪西区、闸北区,也都以工人的队伍为主,他们首先攻打的也是各区的警察署。
在巷战中,市民积极支援工人。或直接参加战斗,或主动借木板、砖头、布袋,与工人一起构筑街垒。小饼店店员做馒头供应工人。当天晚上,7个区的警察署都被工人拿下,俘获2000名警察。这时,只有闸北区的敌人尚在负隅顽抗。于是沪东、沪西工人纠察队纷纷向闸北集中,进行支援。
闸北区的敌人是正规军,武器配备齐全,有机枪、大炮、装甲车,还有一支精于作战技术的白俄雇佣军,伙同军阀部队固守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天通庵车站三个据点。北火车站的南面是公共租界,由帝国主义军队把守,工人无法从正面进攻。附近的民房也被敌人烧毁,工人在进攻时没法得到掩护。这时,周恩来将总指挥部迁到闸北第五警察署的所在地,亲临火线指挥。他针对三个据点采用不同的战术。对北火车站,暂取守势;对商务俱乐部,围而不打;先解决天通庵的敌人。22日下午4时,工人先后攻克天通庵和商务俱乐部,然后集中全力,猛攻火车站。到下午6时,终于拿下了火车站,约二千名鲁军逃入租界,后被缴械遣散。经过28小时的激烈巷战,上海工人全部占领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川沙、南汇、奉贤三县的起义也同时取得胜利。
22日上午9时,当闸北巷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开会,“出席代表非常拥挤”,“到会团体千余,代表四千余人,公推王晓籁、汪寿华、林钧三人为团”。会上由临时执行委员会推举白崇禧、杨杏佛、虞洽卿、罗亦农、汪寿华等19人为市政府委员,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汪寿华在会上提议“请北伐军火速来沪,剿灭直鲁溃军”。当日下午2时,上海市民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到会50万人,公推代表赴龙华,请白崇禧火速派出部队[21]。白崇禧按兵不动,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自动请缨,但当薛岳部队到达闸北时,巷战已接近尾声。
23日,市政府委员召开第一次会议,选出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五人为常务委员,同时发布第一道命令:除武装工人纠察队外,24日上午10时全沪工友一律复工。
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在巷战中诞生,是上海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此在这个政权机关里不能不反映工人阶级的地位。十九名市政府委员中有九名是共产党员。它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上层)的联合政权。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及市政府的诞生,都是在北伐军兵临城下、直鲁军败北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取得的。这种情况,一方面为武装起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却使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变化。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资产阶级还比较积极,他们有夺取政权的热情。但北伐军越逼近上海,他们的态度便越冷淡,认为大局已定,犯不着再去冒起义的风险。钮永建称:“松江已下,这样暴动就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22]。中小商人的团体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议董也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23]。南市商会告诫称:“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24]有些人“不敢【做】市代表”[25],认为如果要做代表,也得“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26]。他们认为市民代表会议“是CP的”,“北伐军来时要解散的”。因此,有的当上了代表,也觉着是共产党把他“抬举出来的”[27],心里既高兴,又害怕,不晓得将来究竟是祸还是福。共产党既然决心发动武装起义,而且所推翻的是封建军阀政权,所以资产阶级也就附合共产党的主张,但他们三心二意,左顾右盼,不时地把视线转向北伐军。
起义胜利以后,工会拥有一支两千四百多人的武装纠察队,这使资产阶级不禁毛骨悚然。在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及银钱公会等举行联席会议,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在会上说“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与会者一致赞成[28]。武装起义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固有的矛盾突出了。于是,资产阶级对市政府采取拆台手法。他们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和国民党人士钮永建、杨杏佛等先后有七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或执行委员的职务。
26日下午,蒋介石来到上海。沪上商界表示对蒋氏“一致拥戴”,“希望蒋氏对于商业有维持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要求蒋氏实现关税自主和取消厘金。至于劳资问题,“惟求商界与总工会平等待遇,免受压迫”[29]。总之,资产阶级把他们对外对内的要求都寄希望于蒋介石。共产党在发动起义和筹组市政府的过程中,曾试图拉住资产阶级,而现在资产阶级却完全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29日,临时市政府召开成立大会,市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当到会代表正在讨论“召集盛大之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案”的时候,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信,内称:“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前,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公。”[30]蒋介石的恐吓和资产阶级的拆台,使市政府各委员“不能实行职权”[31],市政府完全瘫痪,动弹不得。
武汉国民政府虽然承认上海市政府的合法性,但不过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已。武汉国民党中央通电蒋介石及各军事长官,如有希图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者,即以反革命论,但鞭长莫及,无济于事。上海工人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乔装打扮的“友军”,内有资产阶级叛离,外无农民群众援助,又一次地陷入孤立的困境。上海工人用生命换来的市政府,当它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便面临着被扼杀的命运。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人认为:“在此时期,决难避免冲突。”我们“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32]。工人纠察队孤守在湖州会馆,严阵以待,面对着一支更为强大的武装势力。
历史前进的步伐,有时缓慢呆滞;有时迅疾猛烈;有时迂回曲折。1927年上半年的中国政局正处于变幻多端、扑朔迷离之际。为时不久,上海就发生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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