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商民运动、华侨运动
“五卅”运动后,学生运动发展迅速。至1926年6月止,全国已有16省成立学联,所属市县学联320多个,刊行《中国学生》、《上海学生》、《北京学生》、《湖北学生》等刊物30多种。当年7月23日,中华全国学生第八届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17省代表54人。会议通过《统一学生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号召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民众运动,完成中国学生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自身解放运动的历史使命。会议同时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并赞助北伐决议案》。7月26日,全国学联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北伐。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成立青年部,甘乃光、邵元冲先后出任部长。1926年7月19日,丁惟汾继任。出版机关刊物《革命青年》。为了加强对各地学生组织的领导,青年部会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订立学生会党团组织条例,8月28日,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此后,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陆续指派人员到广州、上海、北京、南京、武昌等地,指挥当地学生会党团工作[1]。各地学生会陆续建立国民党党团组织。不过,正像其他群众运动一样,各地学生运动实际仍由中共领导。
万县惨案发生后,全国学生总会与上海学联分别通电抗议,要求国民政府“严重抗争”,根本取消英国在华权利;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对英实行经济绝交[2]。9月12日,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发出紧急通告,呼吁各地各界开展收回航权运动,坚持对英经济绝交[3]。18日,重庆学界和各界十余万人一起举行水陆游行示威大会,提出惩凶、赔款等6项要求。9月28日,全国学生总会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向各地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知:动员全国商人、劳动者、学生于10月5日一律休业,举行大规模示威;自10月5日至12日为反英运动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厉行抵制英货[4]。同月3日,上海各团体代表18人在全国学生总会开会,筹组万县惨案后援会。孙传芳出动军警包围会场,以“现值军事戒严期内”为由逮捕与会代表及新闻记者。10月5日,悍然封闭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的会所,但“学总”不畏强暴,仍然积极进行活动,领导青年运动的开展。
在皖、苏、浙三省自治运动中,东南地区的学生也英勇地站在斗争前列。自11月8日起,上海学生每天出动250个宣传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反对孙传芳的统治,号召上海人民组织市政府。5天之内,共散发传单70万份。1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致函上海皖苏浙三省联合会,要求农工商学各界一致行动,逼迫孙传芳交出三省的军政与民政。26日,再次在全市进行大规模演讲,反对奉鲁军南下。12月9日,杭州市学生联合会邀请杭州各界领袖讨论江浙时局,决议组织杭州各界联合会,以实现人民自治之宗旨。1927年1月26日,上海学联发表宣言,代表4万名上海学生,提出了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自由,争取参加爱国运动自由等28项要求[5]。2月20日,上海大夏大学学生陈骏、陈亮等在沪西演讲,被大刀队逮捕,英勇就义。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复旦大学等校组织纠察队,和工人纠察队共同进攻闸北。
武汉、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学生的积极支持。全国学生总会派出代表与上海总商会、总工会、三省联合会等团体接洽。主张“全国联合,一致厉行排货救亡之策”[6]。不久,该会又致电英国自由党、工党及英国民众,表示在英国未改变其侵略政策之前,中国人民为求生存,“自当继续采取合理手段,厉行经济绝交”[7]。
北京学生总会在“三一八”惨案后被北洋政府武力解散,但各校学生代表不屈不挠,积极图谋恢复。1927年3月12日,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全国学生总会应各地学生联合会请求,于1927年3月迁到武汉。4月1日,各团体在湖北省党部开会,庆祝该会在武昌开始办公,到会各界代表二千余人,唐鉴委员在演说中声称,中国革命以农工为主力,学生运动须与农工及被压迫民众相结合,方有成效,他勉励学生“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
国民革命期间,有不少青年学生报考黄埔军校,参加军队或投身工农运动。在武汉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招收学员810人,其中青年学生约四百人。在广东工农运动中活跃的风云人物阮啸仙、刘尔崧、周文雍等都是学生出身。有不少人,还为国民革命献出了生命。
商民运动是国民革命期间新起的一项群众运动。
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将实业部改为商民部,着手开展商民运动,但由于缺乏正确的策略,进展缓慢。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八条。其中指出:“商民为国民之一份子,而商民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直接之压迫较深,故商民实有参加国民革命之需要与可能。”[8]同年7月,中共中央第一个商民运动决议案曾特别指出:“我们商人运动之对象,正是中小商人的群众,他们是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中一重要成份。”[9]自此,商民运动逐渐受到重视。
国民党在各重要省市党部设有商民部,并在商民中发展党员。据1926年的统计,汉口有商民党员600人,北京有商民党员二千余人,占党员数的百分之十五[10]。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陆续成立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并出版《商民运动》旬刊。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有一定积极性。8月20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因日人惨杀小贩陈阿堂案,全体罢工,呼吁各界声援。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起而响应,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声明此案“非特辱我国体,抑且藐视人道。鄙会等膺市民付托之重,不得不严与交涉,以求公理之伸”[11]。9月4日,英舰驶入广州省河,并在西堤码头强行登陆,激起广东各界强烈愤怒。6日,决议组织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14日,广州总商会、广州市商民协会、广州市市商会、广东商会联合会会同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共同布告,不买英货。22日,召开广州商民大会,决定在上述四商会基础上,成立广东商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12]。
万县惨案也在商民中激起了强烈波澜。9月7日,重庆匹纱绸缎同业公会及糖帮业全体为万县惨案致电上海同业,要求“严禁购运仇货”[13]。次日,重庆商民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加入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实行对英经济绝交。19日,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电请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就万县惨案向英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一、惩办凶手;二、赔偿损失;三、保障将来无野蛮举动;四、向吾国政府道歉[14]。10月4日,南京商会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要求“放胆力争”,表示“愿为后盾”[15]。
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商民们普遍表示赞成。9月1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临时会议,议决对与各国签订的商约,凡期满者,一律声明无效。会议并推派代表,分头研究中法、中俄、中美、中日、中荷、中英、中比各条约[16]。16日,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夏布公会等21个商人团体集会,要求北京政府迅速照会日本等国,废除旧约,另订平等新约[17]。11月13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评议会第六十一次例会时,就比利时在重订新约问题上的蛮横态度,通电国际法庭,请求维持公理。会议并致电各省区总商会、商联会事务所及上海21个公团,要求一致声明,如比利时仍固执不悟,则应与其经济绝交。电报并提请国人注意日本对于中国修约照会的恶劣态度[18]。
广大商民不仅对外争取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还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2月12日,上海商民同工界、学界一起,举行上海特别市自治运动各团体大会,反对奉鲁军南下,要求“自治”,成立特别市[19]。当时,孙传芳征用招商局商轮9艘,其中江永轮被毁,招商局要求发还船只,赔偿损失,孙传芳不予理睬。1927年2月2日,招商局以全部停航的办法表示抗议[20]。当孙传芳命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镇压工人、学生时,华界商人便举行局部罢市,表示反对。
上海市党部商民部积极在商民中工作。当时,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与孙传芳关系密切,支持孙的统治。上海市党部商民部联络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商民组织,计划打倒上海总商会,另行成立“左派的商联组织”。1927年3月23日,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联合总商会以外的19个团体,成立亲国民党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但该会不久即倒向蒋介石一边。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不仅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而且在发展生产、活跃经济、促进产品流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严重的妥协性,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如何正确掌握团结和斗争之间的关系,这在国民革命时期是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1926年10月20日,广州总商会、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广州市商会、广州市商民协会召开代表会议,联合致函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反映当时广州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提出8条改进劳资关系的意见。内称:“近来工人运动对于商民资本阶级动辄宣传打倒,引起劳资间之冲突及仇恨,以致两方情感被其离间。”函件要求“设法促进劳资协作,使工商联合,一致救国,以图发展”[21]。同月,陈其瑗、简琴石向会议提出《商民运动提案》,重申“我们应打倒者是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之走狗的资本家。中小商人同是被压迫阶级,应受本党保护”[22]。该案有孙科、毛泽东、邓泽如等联署。10月23日,毛泽东提出“重订适合一般商人利益之商会法”,得到通过[23]。会议在《最近政纲决议案》中并规定:“设劳资仲裁委员会,以调处雇主与雇工间之冲突。”同年11月,上海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批评汉口工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之后,“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希望委员会能使工人“勿趋极端,为实业家稍留余地”,从而出现“劳资两利”的局面[24]。但是,这一问题在以后并未能很好解决。随着工农运动的日益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北伐战争也得到了素有爱国传统的海外华侨的积极支持。
国民党中央设有海外部,专门从事华侨运动。1926年9月,广东国民政府设立侨务委员会,以李禄超为。同年10月,国民党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最近政纲决议案》中特别提出:一、设法使华侨在居留地得受平等待遇;二、华侨子女归国求学,须予以相当便利;三、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务须予以特别保护。
祖国关怀华侨,华侨支持祖国。
国民革命军誓师的第二天,华侨协会召集驻广东各华侨团体,成立华侨北伐后援会,确定该会的主要任务为:筹款接济北伐军饷;宣传北伐意义;慰劳前敌将士。日本、古巴、墨西哥等地的华侨闻风响应,到当年9月,共成立后援会达524个,会员约一百万人。
7月24日,国民政府首先收到了澳大利亚普扶地区华侨社团汇寄的第一笔捐款。其后,华侨中的富绅巨贾、店员、教师以至小贩、车夫,都踊跃捐输。到1926年底,北伐军共收到海外华侨捐款一百余万元。各地华侨还捐献了大量军用物资,如枪支弹药和救护物品等。越南西贡几个华侨集资捐购一辆铁甲车,支援北伐军。暹罗华侨陈公侠,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汇成《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并在报上连载。许多华侨还毅然返回祖国,入伍从征,建立华侨炸弹敢死队、北伐军海外工作团、华侨特别宣传队等组织。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李海涛担任叶挺独立团第八连连长,在攻取武昌战役中率部冲锋在前,不幸牺牲。
为培养海外党务活动骨干和华侨运动的积极分子,国民党中常会第六十五次会议还通过了海外部建议,决定在广州开办中国国民党党立华侨运动讲习所[25]。讲习所所长由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彭泽民担任,中共党员张航声任教务主任,教员大部分来自农讲所。当年12月开学,共招收学员70多人。学员除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外,还到广东省华侨协会去听取各地开展华侨工作的经验,研究海外华侨工作的有关问题。他们还经常去华侨团体进行宣传,激励华侨的爱国主义思想,支援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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