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角逐的新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侵华阵容发生重大变化。沙俄已被本国人民推翻。德、奥等国丧失了从前攫取的权益,被挤出争霸中国的竞赛。法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损失惨重,在列强的侵华角逐中已力不从心。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限。只有日本实力猛增,后来居上,且占地利之便,遂与英、美在远东形成鼎足之势。它们既争夺又联合,力谋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协调行动,结成联合战线,以对付中国革命,建立侵华“新秩序”。
英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力地位下降。巨额的战费开支严重地削弱了它的财政力量,在远东的传统势力范围又遭到美国和日本的渗透,丧失了原有优势。但英国仍是仅次于美国的强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着广泛而牢固的财政金融网络,掌握丰富资源,并且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中国国民革命所要实现的一切对外目标,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收回外国租界和租借地、恢复海关管理权、撤消会审公廨等等,几乎都与英国侵华特权有关。因此,国民革命兴起之初,英国本能地采取支持北洋军阀,敌视广州阵营,镇压人民革命的政策。可是,事与愿违,铁血镇压非但未能扑灭国民革命,反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更强烈的反抗,使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更沉重的打击。华南是英国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保全这些利益的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同当地政权沟通关系。而南方阵营已露端倪的裂痕,令英国当局产生新的希望。1926年1月,在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中,素持强硬方针的驻华公使麻克类认为:“我们最聪明的方针是就此住手,静观其发展,以期中国即将来临的事件导致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削弱,更温和的党派在那里占优势。”[1]这种意见体现了英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最多而损失最小,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它控制着世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黄金储备,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它还拥有一支在大战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海陆军。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开始谋求世界霸权,并力图在对华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
战后美、日两国在远东和中国的争夺十分激烈。美国力图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凭藉经济优势完整地控制中国。英、美两国在中国的竞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它们之间互相利用的需要更多一些。英国需要美国援助以实现经济复兴,美国向世界扩张也需要英国财政金融网络的大力协助。面对日本在东亚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英、美都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必须予以遏制。于是,美国纠集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拆散英日同盟,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认了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暂时抑制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恢复了若干帝国主义国家协同侵华的局面。美国在华既得利益比英、日少得多,没有独占性势力范围和租界地,所以其对华政策便从长远的扩张利益出发,除在一定限度内用武力维护其重要权益外,其政策重心一般放在政治诱导、经济渗透、文化传播等方面。国民革命高潮涌现后,美国统治阶层普遍认为,不宜出面实行武力镇压,而应尽量用“温和”的方式加以消弭。1927年1月4日,即中国民众冲占汉口英租界的第二天,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波特(Stephen G.Porter)提出一项议案,力主美国应援助和鼓励中国建立一个巩固的政权,能够有效地统治全国各地。议案特别提出,为了防止四亿中国人民放弃传统的中庸之道,转而崇尚暴力,“实有必要消除中国人民方面现存的误解和不满的根源”。议案吁请美国总统采取“独立于其他列强的行动”,立即同有权代表全体人民发言的中国政府谈判,商订“平等互惠”的新条约[2]。这项议案在美国众议院以42票反对、262票赞成的压倒优势获得通过,充分显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动机。
日本抓住欧美列强陷入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天佑良机”,加紧侵华,妄图独占中国、称霸东亚。它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运动,也同英、美侵华利益发生抵牾。日本由于在贸易、资源和国际信贷等方面要仰仗美、英的扶持,不得不在华盛顿会议上妥协,接受了否定其在华独占地位的九国公约,退出在山东的大部分的权益。20年代,日本经济发生慢性萧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关东大地震又给日本造成严重灾难。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日本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有良好的对外经济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日本藩阀官僚政治暂趋衰落,“政党政治”繁荣一时。某些政党内阁力图用和平方式扩大国外市场,缓和同英、美的紧张关系,也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于是,它们暂时收敛日本军国主义一贯奉行的武力征服中国的政策,实行与欧美各国协调,推行经济扩张与政治怀柔并重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因其得力推行者而被称为“币原外交”。
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币原喜重郎第一次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潮流高涨。他一再宣称日本对华方针是:第一,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保全,对其内争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第二,期望两国共存共荣,经济提携;第三,对中国国民的合理愿望持同情与善意,协力助其实现;第四,对中国现状尽量持忍耐与宽容态度,同时尽量用合理手段维护日本正当且重要的权益[3]。“币原外交”的实质是,尽可能用较为隐蔽的“软性”手段瓦解中国革命,保障日本在华经济权益的顺利扩张。
这一时期,军部势力仍在日本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有时同外务省协调行动,有时则自行其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务省往往只能追随军方的行动。例如在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和1925年底郭松龄反奉战争中,币原不仅不能约束日本军事当局的武装干涉,而且还要出面为其进行掩饰和辩解。因此,国民革命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双重外交”。这是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一定时期特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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